卫生所为儿童诊病
徐华清中国军医之父，香港大学医科毕业，留学德国获医学博士。
1889年归国2年后，逢慈禧太后患乳疾，御医束手无策。徐华清奉召救治，慈禧太后迅速痊愈。他被册封一品花翎顶戴、总理医政，开始了仕途生涯。后任总办北洋军医学堂的同时，还总办陆军马医学堂和天津市官医院。（全科+兽医……）
任天津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后任中国红十字总会理事长。组织并参与辛亥革命期间的红十字会救助，
去世于天津市红桥区二马路树德里（子牙河南路树德里大街，西于庄附近，现正拆迁），享年64岁。
民初，天津战地救护队和掩埋队共出动二十多批(次)。在津浦铁路沿线、长城内外、长江沿线各战场，都时常看到天津救护队员在枪林弹雨下不辞劳苦的身影。他们置安危于不顾的英勇献身精神，备受各军政当局赞誉。总会称之“组织完善、仪表严密，其救护成绩尤为完美”。
该会幸赖徐华清等医士及诸君子操持，会务、规模毕具。1912年3月2日，袁世凯唆使乱兵爆发壬子兵变后，该会“将此次军警焚抢受伤人民三十余名，抬往海大道马大夫医院调治”。
1913年，二次革命(癸丑之役)爆发，袁世凯悍然驱兵南下，与“讨袁军”对峙，后强攻南京要塞。当年8月初，徐华清率天津战地救护队甲队冒暑星夜遄往，深入险地，在津浦铁路沿线设置临时医院七处。在当地红十字会配合下，他们沿途收治负伤军民，不畏险阻，历尽艰苦。8月下旬，战势骤紧，该会又急调天津战地救护队乙队南进。两队三十余人会合浦口。一场惨烈的殊死争夺战在南京展开后，天津战地救护队成为前沿阵地的主要救护力量之一，后于“宁垣未破之前三日，冒险入城，几濒于危”。他们在南京城内分设临时医院三处，竭诚救护，并参与掩埋尸骨。在长达半年的血雨腥风中，他们共治愈受伤民众三千八百余人次、救助南京贫儿院儿童六百余人。南京街头巷尾无不传诵“天津医队”的侠骨柔情。但“天津医队”也为此耗资两万余银元。天津红十字会千方百计措置经费，竭力驰援，保障有力。
天津市第一医院三等病房
人生在世，生老病死，谁都离不开医院。
每一所医院都有自己的历史，天津的西医医院是随着西洋联军的炮舰进入的，从最初外国军队建立的军医院，到陆续建立起来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机构、私人诊所，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合并组建的众多医院；从当初只为驻军和外国侨民治病，到私人诊所以服务上流社会为主，再到为全体人民服务，津城的医院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很多老照片记录下了旧时医院和人们就医的场景。
民国以后，开医院、诊所者日益增多，但与全市人口相比仍是杯水车薪，1931年天津医疗从业人员仅有144人（包括行政人员），公立、私立及外国人办的大小医院、诊所共71所，当时天津人口已超百万。
天津市第一医院口腔科室
据《天津通志·卫生志》记载，天津最早的西医医院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军建立的军医院，除为驻军和外国侨民治病外，偶尔接待一些中国患者。同治七年（1868年）军医院移交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后由英人马根济大夫奔走扩建成伦敦会施医院，其后继者为表彰马根济大夫“创业”的功绩，更名为马大夫纪念医院。其后，美国的妇婴医院、意大利的圣心医院相继出现。
《津门杂记》中曾载，西医院“施医舍药，求诊之人，络绎不绝，或投以丹丸，或与之针砭，瘘痹则起以电击，赘疣则施以割杀，微肿全除”。可见西医医院的出现，为人们的求医提供了新方式。
旧时天津，各色人等齐聚，租界内的外国医院和私人诊所大多为富人和权贵所设，一些技术顶级的西医出诊，如是给外国人看病，一次的诊费要几十美元，所以也被称为“金条大夫”。那时，天津的知名医院，比如英租界的维多利亚医院，凡是英租界内的居民以及向英租界工部局纳税的病人，诊费较低，对英租界以外的居民收费较贵。但是，秉承医者父母心的职业美德，很多诊所时常会有义诊。比如，由卞万年、金显宅等名医在黄家花园创办的恩光医院，虽然在租界开诊，但是也在地下室空出一些床位免费给穷人使用。还有在天津口碑较好的马大夫纪念医院，穷人在此看病的医药费甚至门诊费都可免除。
老照片让八旬老人忆起少年时第一次住院的经历：那时，一个房间有8张病床，没有床头的呼叫铃，有事叫护士只能高声喊叫普通百姓就医，一般会选择去公立医院。所谓公立医院，是指由政府的卫生行政机构创办的医院。天津的卫生行政机构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名为卫生总局，实际上只管防疫和环境卫生事宜，后改称防疫总处，1913年又改称北洋防疫处。
天津国医专修学院毕业证书，民国26年。
1928年天津改为特别市，设卫生局总管全市医疗卫生工作。卫生行政机构先以为幼儿接种牛痘和制作狂犬疫苗防狂犬病为主要业务，后扩大范围，如建设医院、预防各种传染病、管理食品卫生和环境卫生等。据《天津通志·卫生志》记载，1934年，天津市政府直属卫生机构共8个，为市传染病医院、市立医院、市立第二医院、市戒烟医院、市化验室、市药剂生讲习所、市助产学校、市卫生稽查训练班。
1929年6月20日，天津市立医院正式成立，院址设于特二区三马路曹家大楼（今河北区建国道）。1935年7月1日天津市立医院更名为市第一医院。
对于老照片中的“第一医院三等病房”，已经82岁的王秉成先生记忆深刻。1948年，15岁的他患了急性阑尾炎，“当时我就是东门外一个大杂院里普通人家的孩子，父母都是劳动人民，也没什么文化。我得了急性阑尾炎，家里人都不知道是什么病，我在床上疼得直打滚，母亲就请了附近的一个赤脚医生，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最后父亲只得把我送到第一医院。”那是王秉成第一次进医院的手术室做手术，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屋顶的几盏大灯，他也在那里第一次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
第一医院手术室
王秉成还记得，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告诉他不要怕，睡一觉醒来肚子就不疼了。一觉醒来，王秉成已经在病房，对于老照片中的病房场景，他觉得很熟悉。那时，一个房间有8张病床，没有床头的呼叫铃，有事叫护士只能高声喊叫。“不过住院的几天我很开心，因为同病房的病友都很谈得来。我还记得有位大哥出了车祸做手术，天天在病房里给我讲《三国演义》，那是我第一次听三国的故事。”很多年后，王秉成在大学中文系讲授古代文学，在讲到《三国演义》时，还会想起当年病房里的那位大哥。
1947年有媒体报道：“位于河北狮子林市立第二医院，全院职工110人，其中仅有6位医师。每日门诊平均七八十人次，就诊者都是河北、河东一带背着来就诊的下层社会的人。”在那个年代，天津也有一些知名的西医和中医，但整个医疗事业相对落后，医疗设施简陋，医疗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医疗费用昂贵。据1948年的统计显示，当时全市人口200余万，人均寿命仅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