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城东门里，有一家门庭高大的宅门，门口有九级青石台阶，拾级而下，可以延伸到街心。这就是天津八大家的“高台阶华家”。也由此可见其不仅有财，而且势力非同一般。据现存《天津华氏南支宗谱》，华氏受姓始于春秋，有谱则始于宋代，南齐时居无锡，后又迁汴梁。北宋靖康末，华原护驾南渡，复归无锡，被认作华氏统谱一世祖。明嘉靖年间十八世华维援依其从祖华金（正德进士，官天津兵备道）于天津道署，华金转山东副使，而华维援留津，是为“北华”始迁祖。十九世华文炳于清顺治初侨寓顺天府安东县，至康熙三年（1664）移居天津，是为“南华”始迁祖，故天津有“南华”、“北华”之分。虽是同籍同宗而迁津时间先后不一，其中“南华”一支繁衍最盛，影响最大，至晚清出了二十七世华世奎，是津门四大家之首，可谓家喻户晓的人物。
也就是说华氏一族原籍江苏无锡，明朝末年，无锡华氏族人华文炳，奉母北迁，先是落户于直隶（今河北省）的东安县（今廊坊市安次区），后于1663年（清康熙二年）华文炳的同辈华文鼎来到天津任职。从此华文炳和华文鼎一支系就居住在天津城里大刘家胡同，后来家业发达，人丁繁衍，于是迁居于东门里的大宅门，这就是天津高台阶华家的由来。
到了雍正年间，天津先是改卫为州，旋即升为直隶州，后来又开府置县。华文炳、华文鼎为了生计，经营起盐务来，而且都是小盐店。此外，家族还有油坊、茶庄等产业。这些盐店和油坊、茶叶铺，华家不自己经营，而是租给别人，干吃红利。清咸丰年间，华家接办了河北定兴、新城两县的盐务引岸，很快致富。后陆续开设了油坊、茶叶店等商号。华氏全家就是靠这些买卖，供子女读书和维持生活的，直到清末，华家“世”字辈的华世奎在仕途上露了头角，家业渐丰。与其他“八大家”不同的是，华家身兼官僚和盐商。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华家其族人颇多，经商之外，做官的和为文的颇多。如二十三世华兰，乾隆举人，历官安徽全椒、五河知县，安庆府江防同知，著有《皖城集》，工书善画，亦精仅是篆隶。他的孙子华长卿，道光恩科举人，历官房山县、丰田开原县训导、国子监学正，著有《周易集注》、《尚书补阙》等不下40余种。到了“长”字辈的华长治，有两个儿子，是华承勋和华承彦；华承彦有子华世奎。因为华承彦一辈子没有摸上个一官半职，所以他不但对于这棵“独苗”甚为钟爱，而且期之甚殷，发奋一定要儿子读书做官，由科举取得功名。
华世奎写得一手好字，名列近代天津四大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严范孙，孟广慧，赵幼梅）之首。华世奎自幼习书法，其父华承彦科场不利，而对其子便寄予厚望。华世奎从四岁起便每日读书习字，练字时其父要求非常严格，偶见华世奎稍有懈怠，就拿烟袋锅往脑袋上敲。为了给华世奎校正执笔，其父还独出心裁地在他笔杆上放一个铜钱，写字时只要笔杆稍微倾斜，铜钱就会从笔杆顶头掉落下来。据说，华世奎后来可在笔杆上放10个铜钱，仍能运笔自如。他的字端楷正书，苍劲挺拔，浑厚有力，大字榜书可以逾丈，小字蝇头不显逼仄，挥毫自如，功力极深。
华世奎榜书代表作，一个是北京的“和平门”三个大字。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修缮北京城，门额重新题写。当时在正阳门（前门）和宣武门之间加开了一个门洞，沟通了新华街与琉璃厂大街，取名为和平门。这三个字，据说是袁世凯派人请华世奎写的，但随着北京城墙的拆除，这三个字的石刻门额已不知去向。另一个便是保存至今的“天津劝业场”。
华世奎为天津劝业场写榜书，润笔是每个字100块大洋，共500块钱。关于华世奎为劝业场题匾，民间有许多传说，大都不符合实际情况。据当时在场观摩的华世奎之侄华泽咸先生回忆，当时还没有字体放大的技术，需要多大的字就得写多大的字，所以这五个字是拼起了三张大八仙桌子，上面铺好纸，备好茶水，再请华世奎写。华世奎写时心气平和，笔力稳健，起落有度，每个字都是一气呵成，中间休息、喝茶，最后才完成了这五个字的书写。
另外，华世奎还有一事值得一说。“伪满洲国”初立之时，罗振玉曾为溥仪四处延揽人才，他曾因与华世奎私交甚厚，三番五次到华家，劝说华世奎辅佐溥仪，最后华世奎碍着老友情面，才对罗振玉说：“鄙臣患有足疾，行走不便，就不去了罢。”可私下里告诉家人：“现在的皇上是满洲国的皇上，已不是大清国的皇上了，他穿西服，勾结日本，背叛祖宗，我作为大清旧臣，绝不能背叛先朝，与其同流合污！”
华世奎始终对清廷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生不肯剪发易服，无论家里外头，总是穿长袍马褂，布袜子，两道脸的缎子鞋，脑后拖一条小辫。虽然华世奎一生忠于清室，抱残守缺，但是其人品和鲜明的民族意识还是值得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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