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到抗战胜利，是中国最难的105年。虎门销烟中林则徐的愤怒，是清王朝纸老虎的怒吼，“头断血流可也，鸦片一日不禁，吾一日不返”的时代强音，遮掩着清朝的苟延残喘。太平天国给清朝致命一击后，打开国门和大兴改革不得不提上日程。第二次鸦片战争硝烟未散，《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墨迹未干，沙皇俄国又抢走了144万平方公里宝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兴起，是革新派必输无疑的赌博。甲午战争一锤定音，是清朝的最后挽歌。在那个探寻中国出路的夜里，中国年轻人终于明白：老人再也靠不住了。于是，谭嗣同在《仁学》中放出“扫平封建桎梏”的呐喊，康有为在《康子篇》中提出“君主与千万万国人共进退”的宪政思想。
列强侵入国门后，从来不做一次性生意。为长久获取利益，西方发明了冠冕堂皇的租界，同时掩盖了无耻下流的强占。提起中国的租界和割地，香港和澳门最为熟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载：“港地扩展英界，租期九十九年，租期到后，再议续租。”澳门与香港类似，被葡萄牙租借（强占）99年。但除香港和澳门外，中国还有一地，面积接近澳门三倍，租借年限却非99年，而是立契永租。这一租界，就是天津租界。
天津租界的诞生，充斥着西方列强的扭捏姿态和丑恶嘴脸。1860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条约，其中一条写道：“兹与尔国立此约，借大沽口做通商用，凡往来通商，只借道而不留，一切利益仍归尔国”。英国人大言不惭地说出“只借道而不留”，又信誓旦旦地用行动推翻承诺。1860年冬，条约签订不到两个月，英国商人就开始在天津海河西岸强行驻留。一些商人独自前来经商，一些索性拖家带口来到中国。在完全违法的情况下，他们强行入住旅社，租赁房屋，一些英国本土房产公司，大面积廉价租赁房屋，同时高价租出，差额利润全部中饱私囊。
英国人向来喜欢用既成事实说话——如同他们在印度做的那样。在英国商人大规模进入天津后，英国政府就重拾旧时家当，向清政府提议：“大沽和天津的现状已经明了，清朝子民不但不排斥英国人，还欢迎他们。既然如此，英国希望与清廷进一步细化条约（《天津通志·租界》）。”当然，列强们停靠在大沽口的船炮，在为他们的无耻撑腰。清廷不敢不接受提议，结果：“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划定英国租界，同时立契永租。”西方列强见英国开了先河，纷纷加入，一时间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都与清廷签订了租界条约。就这样，天津租界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一块永久租地。
天津租界，北起海河公园以东，南抵梅江公园以西，面积九十平方公里左右，约为澳门面积三倍。这片租界不但能覆盖当时天津老城区，也能打通海河入海通道，为西方国家海运进入中国提供便利。西方国家一俟取得租界，就火急火燎地干了起来，唯恐不能及时获利。建设分为三步走：本土驻军，行政机构，教育机构和其它机构的建立。
讽刺的是，“文明国家”一旦踏上了别人的领土，最先使用的却是武力。当时租界条约规定，“各国可以在租界内长期驻军，但驻军数目不得过万。”当然，如同其它所有被“严格规定”的条例一样，这一条也从未得到过严格执行。1900年到1908年间，“天津租界驻军人数始终维持在16000人以上（《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唏嘘的同时让人感慨：既然这些匪徒早已决定要多派6000人，为何不在条约中提前规定好？梁启超曾说：“有些西方人惯于过河拆桥，连自己都不能幸免”，想想不无道理。
驻军主要有两项职责：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提供保障，为特殊变故与后续需要提前准备。例如，天津教案事件发生时，许多人因无法忍受各国传教士肆无忌惮的传教活动，杀掉了数十位西方教会人士和工作人员。清廷的应对十分软弱，虽曾国藩极力周旋，还是立即处死了中国肇事人员，又对西方国家进行了巨大赔偿。西方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如此强硬，根本原因在于本土驻军。
西方列强用枪炮守住自己安全感的同时，又建立了行政机构。各国在其租界范围内依次成立公使署，全权代表租借国利益，行使租借国政策。行政体系建立后，各国利用立法权，设立了一系列有利于西方利益的临时法律条例。例如，英国当时设立的通商条例规定，“凡在中国从事商贸行业的英国人，一律免除租金，对中国人租金的偿付，一律由清廷划拨。”免除租金的同时，英国还强行取缔了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关税，同时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品，如茶叶和丝织品在英国的关税。这一举措，使当时许多中国本土企业宣告破产，接着，这些西方国家立即修订法律，对中国本土企业破产保护，趁机收归己有。
西方的第三把“秘密武器”是改革教育。由于教育直接影响思想，思想直接指导行为，所以这把武器最为致命恶毒。当时各国在天津建立了许多中小学校，建成后又废除清朝教育中的指定科目，同时引入西方学科。例如，当时英国在租界内一处兵工厂旧址上，修建了一所公立高等学校，又引入了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物理学、数学和工学等学科知识体系，企图以此培养出适合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书写教科书方面，西方国家在字里行间中向中国学生灌输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目的只有一个：彻底奴化中国青少年一代思想，让他们变成如同印度人一样。
当然，在西方满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清朝也得到了些残羹冷炙。在解决了驻军、行政和教育三座奴役大山问题后，西方国家开始在租界内建设民生设施。例如，德国在租界内修建了当时世界上质量最好的公路和部分公共交通系统，例如当时修建的一些沿海河公路，首次解决了沿河修建公路过程中路基不稳的问题。同时，由于清政府在天津修建的污水排放设施非常落后，法国利用自己在这方面的技术优势，在租界建设了一些地下污水管道系统，这些排污系统降低了当地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时至今日，一些地下管道系统还在发挥余热。再如，英国在租界内引入了银行，之后这些银行又在中国本土化，为当时天津的商贸发展和金融业起步做出了贡献。不过，这些所谓的贡献，都是西方列强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副产品，其动机绝非是为了中国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在短短数年内横扫欧洲，英国不得不向德国宣战，所以天津租界出现了奇特一幕：英国和法国租借，与德国和意大利租借接壤，各国人员免不了继续交流；但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宣战状态，又让租借地中居民交往十分麻烦。英国人相对开放，除非战火迫在眉睫，他们不会考虑太多民族和国家问题。但日耳曼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国家意识，使他们在与其它租界地居民交往时发生了不少冲突。当时租界内，在各国租界边界上常常会爆发一些斗殴事件。同时，由于互为交战状态，英国租界属于英国领土，德国租界属于德国领土，双方国民不能进入敌方领土，否则就是叛国行为，这也在当时引发了许多麻烦。
1942年，英国内外交困，已无暇顾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租界了。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将英国赶了出去。1943年，在中国强烈要求下，英国做出让步，决定正式废除天津租界“立契永租”的协定，并约定将租界归还中国。不过，由于当时抗战尚未结束，租界没有能够被立即收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公布《接受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后，各国代表协商了租界归还的具体时间和事宜，最终，1947年5月，天津租界终于回到祖国。
天津租界史，是百年屈辱史，西方列强借着船舰利炮，在中国土地为非作歹。但“一切恶势力终究是要完蛋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如当年甘地在领导印度独立运动中所说的一样：“世界上有一些人，或一些国家，可能在短时间内无人能敌，所向披靡，但最后总是要失败的。真理和爱或许不能立刻取胜，但最终总是胜利的。总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