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是天津617岁的生日。
1404年12月23日，明成祖朱棣筑城设天津卫。但就在前不久，天津蓟州太子陵旧石器发掘的新发现，证明了天津人类发展历史不少于10万年。
“这一重大发现将天津地区早期人类探源工作继续向纵深推进。综合以往旧石器考古发现和成果，实证了天津的人类发展历史，以及华北乃至中国北方地区早期人类繁衍生息、连续交流演化的重要区域，凸显未来地区旧石器考古的极大潜力和拓展空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盛立双将此称为天津旧石器考古的3.0时期。
旧石器考古从“1.0”到“3.0”
盛立双表示：“与天津毗邻的北京平谷，河北玉田、遵化都不断有旧石器遗存发现。我们认为，天津一定在旧石器时代也存在早期人类活动。根据古代遗存海拔越高年龄越古老，越靠近平原海洋越年轻的特点，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天津市蓟州区进行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查。”
2005年，蓟州北部地区共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13处，实现了天津旧石器考古零的突破，将天津市域的人文史由距今8000年前提前到距今至少1万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盛立双称之为天津旧石器考古的1.0时期。
2015年，天津考古工作者再次组织开展了一次蓟州北部山区旧石器考古重点调查，又新发现旧石器遗址（地点）14处，特别是在三、四级高海拔阶地的遗址发现了新的旧石器文化类型。同时，在蓟州区穿芳峪的杏花山朝阳洞调查发现了大量的石制工具，这是天津首次发现洞穴类型的旧石器遗址。当时调查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的年代有的不晚于距今10万年，初步构建起天津旧石器考古遗存的编年，将早期人类在天津地区活动历史又向前推进。这个阶段的工作，盛立双称之为天津旧石器考古的2.0时期。
此次在太子陵地点5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文化堆积最厚处达5.5米，考古工作者在5个连续地层堆积中出土了石制品标本158件。盛立双介绍：“从这一地点地貌部位、地层堆积及出土石制品文化特征推测，太子陵地点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即距今绝对年代应在10万至1万年之间。”目前，遗址发掘采集的光释光系列测年样本和环境分析样本等已送至国内外专业机构进行分析检测。
通过本次发掘，何以判断天津旧石器考古进入3.0新阶段？盛立双认为：“太子陵旧石器地点的连续文化堆积及其出土遗物，揭示出细石器和石片工业两种不同石器工业类型，为完善和解决天津旧石器考古遗存编年、遗址类型、文化类型及其发展变化提供了最直接材料，可以说这一发现标志着天津旧石器考古进入新阶段。”
不逊色的文物资源
很长一段时间里，“退海之地，无古可考”是人们对天津的印象。
天津考古肇始于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等调查宁河县四遗址；1956年东丽张贵庄战国墓的发掘，发现距今2000年的战国墓33座，正式拉开天津考古的序幕。以此为起点，蓟县张家园、围坊、青池、东营坊、朝阳洞等商周、新石器、旧石器遗址考古工作陆续开展，距今3500年、5000年、6000年、8000年、1万年、10万年，天津地域的人文史被不断刷新，不断延长天津历史的轴线。
据最新文物普查成果，目前天津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2000处，是同时拥有集长城、大运河、明清海防遗存三个跨区域、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于一身的直辖市，充分体现了天津山、河、海兼具的自然环境特点，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据统计，每百平方公里文物的分布密度，天津16.8处，河北省17.3处，山东省23.4处，北京市25.3处。盛立双说：“天津辖域面积1.19万平方公里，虽然文物保有量不大，但文物分布密集程度与周邻省份相比，并不逊色。”
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的盛立双，自信地向记者介绍着天津的人文史和近些年的天津考古工作成就。同时，他也有焦虑：目前，天津市文化遗产中心考古部仅有8位专业人员，仅6人具备专业领队资质，较大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特别是2000年以来到现在，随着天津城市化进程加速，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考古工作被逐步纳入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继之而来的是基建考古任务的快速增量，每年承担的基建考古和野外文物保护任务在百余项左右，专业考古人员要长期奔波于田野。在首先确保野外考古任务顺利完成的同时，还要兼顾考古出土资料和文物的室内绘图、修复整理、撰写报告及相关保护研究性等工作。从高校的专业毕业生到培养锻炼出一名合格的考古发掘负责人，最少需要四五年的时间。如何面对现实，还要实现天津考古的高质量发展，是盛立双一直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