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三通”话广播
魏树人
围场县地广人稀交通不畅，消息十分闭塞。邮递员十天半个月才能骑马送一趟报纸，每次一来就是一大抱，所以老乡们都称报纸为“抱纸”。
为了尽快落实农业发展纲要，让广大农村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1970年县委宣传部决定要在全县范围普及有线广播网。因我从小就喜欢玩无线电，所以有幸成为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亲历了整个广播网建设的全过程。
一、卖牛买设备
我刚到公社报到，革委会主任赵奎就交给我一台三波段的晶体管收音机和一个高音喇叭，并让把喇叭挂在公社门前的高杆上，要用这仅有3W输出的收音机去带动25W的大喇叭。尽管声音不洪亮，只传个十来米，每到晚上，供销社、药社、中小学和大队的一些人们还是聚到喇叭底下听广播，这就是老窝铺广播站的雏形。
随着上窝铺小水电站的建成，我向革委会建议，应建一个功率较大的放大站，并提出最低2500元的预算。这笔钱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穷山村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赵主任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平二调”的优势，命令三个大队各出5头菜牛终于凑了3000来块钱。我和信用社会计邓文学各揣了一半钱，步行了30多里在御道口上了班车。一路上我双手紧紧插在裤兜里捂着钞票，平生从没摸过这么多钱，生怕有个闪失没法交代，这可是全公社2200口人的血汗钱。
到县里，我选了一台功率300W的定压输出扩大器，又到生产资料公司、物资局买了8＃铁线和一些金具配件。第二天一大早我俩就雇上拖拉机急急忙忙奔向塞罕坝上，一路上总嫌走得太慢，恨不得一下翻过道坝子梁。邓文学对我说，15头牛才换回这3尺高的铁箱子，它咋这贵呀！我答道，这可是全县最好的设备，它的声音往北可送到御道口，往西直到卡伦后沟，方圆百十来里都能覆盖上。为了防止震坏扩大器，我提前拔下了所有的电子管，小心翼翼裹好放进背包。我抚摸着萝卜大小的闸流管，仿佛看见它伴着《东方红》的旋律，一闪一闪地发出耀眼弧光。
老窝铺知青魏树人在广播站时的书籍和工具
二、“我来说两句”
设备一到，我们立马动工。公社腾出一间屋做了广播室，室内按照我的设计制作了一面墙的控制柜，将所有广播设备全嵌进柜里。室外挖了一个山药窖般的大坑，撒入一麻袋大盐和一些石墨，埋进放射形的角钢作为地线。广播输出线直接通往隔壁的电话交换室，广播信号通过电话线送往上窝铺、下窝铺、石人梁大队。一切准备就绪，老窝铺广播站准时开播了。下午6点整，我准时放上一张《东方红》的唱片，播出了开始曲，然后模仿着电台播音员的语调在话筒前庄重地说：“老窝铺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依次是预报节目：18点10分，公社新闻；18点30分，革命歌曲；19点，转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我刚说到这，就听屋门咣当一声开了，赵主任兴冲冲地拿起话筒：“我来说两句！”我只好让位于他。他坐下愣了一会结结巴巴说了几句就没词了，我小声提醒道，说说县里布置种墨西哥小麦的事吧。这一提醒他来了精神，清清嗓子：“社员同志们，现在全国都在学大寨，学大寨就要种好小麦——唉，什么小麦？”“墨西哥。”“对，要种好这个这个莫斯科小麦。”“不对，是墨西哥。”“都一样，反正都是外国的。”再往下我也记不清他讲的什么了，快19点了，我告诉他该转播中央台了，赵主任才闭上拉着白丝的嘴唇。
第一天的广播虽然很不正规，但是我看着各条线路中的指示灯频频闪烁，中央台的声音终于通过我们放大送到了各生产队，我们的试播成功了。
老窝铺知青魏树人有线载波广播发射机电路图
三、“我家的喇叭咋不响”
广播转入正常以后，我和公社中学校长赵文学、教师姚瑛建立了联系，聘请一些学生为通讯员，一方面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另一方面也充实了各队信息来源，丰富了“社内新闻”的内容。家家通了广播，营子里的气氛立时就不一样了，老人孩子就盼着天黑坐在炕头上听喇叭。八个样板戏很快在人群中传开了，年轻人一张嘴，就能唱上一大段。可是也有少数农户不满意，找到公社反映，有的喇叭声太小，有的根本就没响过。我一听就着急了，全公社600多户分布在各条山沟里，所有线路查一遍得200来里地，一个人怎么查得过来？忽然我想起了我的同学们，请知青中的无线电爱好者帮忙，岂不是举手之劳。很快下窝铺的张维璧反馈了情况，原来大队将主线架到小队，小队出钱再拉几条干线，入户线靠农户自己解决。有的家拆了狍子套，有的家拆了铁丝笊篱，将铁丝连接起来当喇叭线。声音小的原因一是接头太多，有锈接触不良；另一原因是地线干燥，埋深不够。至于不响的原因颇费了他一番工夫才弄清原委。二队的曾宪武家，因铁丝不够长，他老婆搓了一段麻绳接上去，要能响才见鬼呢！他一边查线路，一边宣传、讲解着有关常识，类似电线漆包线不刮皮的，线不够长接鞋带的……一户不漏全解决了。
围场县十一区广播员合影
四、差点酿成个政治事故
放广播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责任心。那时县广播站定期向区、社两级广播站发放敌台广播时间频率表，广播员必须牢牢记住，以免错播错放，造成政治事故。
有一次我去下面调查广播质量和收听情况，提前将收音机扩大器调整好，请赵主任准时播放。我还没到大队，就传来了高音喇叭的声音，一进营子，家家屋里的喇叭哇哇地唱着，各家各户男女老少边干着手里的活计，边听着广播。我问了几户爱听什么，都说喜欢听歌、听戏，公社的事、天气预报也爱听。我问新闻节目怎么样，大多数人说听不机密（不懂），热闹就行。
在回去的路上，我思量着调查的结果。我对广播的质量比较满意，群众对广播内容要求今后要继续改进，只是对“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不感兴趣我也没办法。想着走着来到了公社，忽然从大喇叭里传出了《莫斯科—北京》的乐曲，我的汗立时就下来了，这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开始曲，赵主任这不要我的命吗！我三步并做两步蹿进广播室，关闭了电源，然后重新调到河北台的频率上，再启动。赵主任看我着急的样忙问咋的了，我告诉他放的是苏修的广播，他还一愣，说不能，说的是中国话。我说好在关得快正文还没播，不然咱都麻烦了。我详细解释清楚后他也害怕了，“我以后可不乱拧了”。
农村有线广播用户的舌簧喇叭
五、“一线三通”互不干扰
广播都通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也就是说从晚上6点到9点，这三个小时放广播时不能打电话，拿起听筒广播声比小喇叭声还响，广播和电话发生了互相干扰。
不久县广播站王德恒等几位清华毕业的大学生提出了载波广播设计方案，解决了这个难题。用音频广播信号调制20KC的等幅波成为载频信号发射到通讯线路上，在接收端通过高低频滤波器将广播、电话信号分离，高频广播信号进载频接收放大器送到各户的喇叭，低频话音信号送进电话交换机，实现了一线两通互不干扰。那另一通是什么呢？因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坝上形势非常紧张，武装部为了在非常时期发布警报信号，也利用了这种方式，所以叫作“一线三通”。
魏树人自己装配载波接收机电路图
载波机设计出来后又忙坏了各公社的广播员们。县广播站的韩闻声站长把我们召集到县里，边培训边学习安装各大队的载波接收放大机、滤波器。经过紧张的学习和实践，50台公社载波发射机和各大队的接收机全部调试完毕，广播员都掌握了操作要领和基本维修技能。这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全天候全县广播联网，除转播中央、省、地电台广播外，县、区、公社各级广播站都有自办的节目，农村的文化生活一下就活跃起来。围场县办广播的经验在全承德地区得到推广，在全国也是最先进的，《人民日报》曾经予以详细报道。
近两年，有些知青陆续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也不断勾起我对以往的回忆。下乡六年来，我先后在广播站和水电站就工作了五年，那几年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毕竟在年轻的时候为山村贡献过一份力量。现在各级差转台覆盖了各山区的死角，电视已在全国普及，图像广播早已取代了乡村的有线广播，图像、数据信息的有线传送方式已在城市方兴未艾。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有线电视、光纤通信也会随着农村的发展进步走进深山沟的千家万户。
附：还未忘却的部分公社广播员：
御道口：老韩，牌楼：杨山，城子：黄宝树、丁洪玉，半截塔：老关，桃山：陈玉祥、张宝林，黄土坎：张汝玉。
下乡前魏树人、谢三华、汪安泰在天津合影
怪人“全服”
魏树人
“全服”是我们三队的知青，在天津曾是成都道中学乒乓球冠军，转到一中后打败了所有的对手，大家全都称服，所以绰号“全服”。“全服”从小在幼儿园长大，以后长期住校不在父母身边，所以涉世不深，爱认死理钻牛角尖，做起事来总是怪怪的。
一、全服的宠物
下乡第二年，队里给我们抓了一对小花猪，它那圆滚滚的身上布满黑白相间的花斑，所以我们给这对小猪取名叫“花花”。在七个单身汉中忽然增添了两个可爱的小生灵，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的乐趣。这对“花花”成了“全服”的宠物，他给两只小猪脖子上系上红布条，每天收工回来都要和“花花”玩上一阵，有时还给“花花”洗澡挠痒痒，用木棍塔独木桥训练“花花”练杂技。“花花”被“全服”训得有了灵气，只要见了“全服”，小尾巴一甩一拧的立即欢实起来，“全服”怎么摆弄也不叫唤。那时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鸡蛋是日常最好的补品，可是每当“全服”在家值日，鸡就不下蛋，大家都很纳闷。后来才知道，母鸡一叫，“全服”就到鸡窝等着，捡一个趁热就给猪磕一个，全给“花花”改善伙食了。我们队还有一个知青弹弓打得准，有时上山放羊常打些家雀、山老鸹之类的小鸟，“全服”也都犒劳了“花花”。以后“花花”吃惯了带毛的，竟然窜到我们隔壁队长家，追逐刚孵出十几天的小雏鸡，在老母鸡的眼皮底下一口一只，等队长家的孩子找上门来，我们才知是“花花”惹的祸。“花花”欢蹦乱跳，“全服”就高兴，“花花”一有病，“全服”准打蔫。有一回大家和“全服”开玩笑，这个说，猪是你儿子爱得这么着迷，那个说，再爱过年也得宰。“全服”一听竟急了，顺手抄起砍柴的斧子……，大伙一看他认真起来赶快说，不宰不宰闹着玩。到了晚上，各自铺好被窝，只见“全服”的被窝鼓鼓的，掀开一看，竟是两只小猪，大伙儿不干了，嚷嚷着绝不与猪同炕共枕，坚决要把猪轰出去。“全服”一气之下真的搂着猪到隔壁的柴屋去睡了。
知青家的猪好像和老乡家的猪不一样，几个月后人家的猪都长大了，可是“花花”就是不上膘。它们身材矫健，动作机敏，与别的猪大相径庭。秋收前，全队的猪都集中赶到山里去放，天快黑时才回来。猪群一进营子就散伙，各奔各家的猪食槽。“花花”比谁跑得都快，最先奔向第一家抢食吃，等人家的猪一到，马上奔向下一家，就这样天天抢吃抢喝，跑回来也吃个差不多了。别人家的猪吃饱了都进圈，唯有“花花”不愿进去，到处闲逛。其实我们的猪食一点也不比别家的差，“花花”偏偏养成了掠食的坏毛病。生产队的猪场就在我们对面，栅栏门有1米多高，里面养着十几头大猪，平时只要猪场一开饭，“花花”准到。“花花”先往后捎，然后一段助跑，突然四蹄腾空，一跃就从栅栏门上蹿了进去，那么多大猪也奈何不得，等吃美了再一跃蹿出来。
八月十五快到了，家家都准备着过节。我们也商量着先宰一只猪，高高兴兴过一个中秋节。没想到又遭到“全服”的反对，当大家执意要宰猪时，“全服”差点哭出来，大叫道：“不能宰呀，要不你们宰了我吧。”十五这天终于到了，大家骗过了“全服”还是把猪宰了。杀猪时，执刀的把式都奇怪，知青的猪这么老实，捆绳时既不挣也不闹，一声不叫就结果了。
晚上我们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一顿就造了半口猪，周边闻着味儿的知青也来一起过节凑热闹。可“全服”一个人躲在屋里，任凭大家怎么叫也不出来，扔出来的就是一句话：我不吃！
二、你吃一个我看看
山里的冬天黑得早，有时饭晚了几个人就凑在小油灯下边吃边聊。有一次忘了是谁值日了，米没淘净，稀粥里飘着小肉虫，在黑灯影里谁也没注意，就是看见了也是拿筷子一拨接着喝。唯有“全服”大叫：“有虫子！”说什么也不吃了，这顿非得绝食。克力听后大笑道：“真有？那也是肉！”“全服”说：“虫子不能吃。”克力道：“是肉就香！”“全服”的倔劲上来了，一碗粥全倒到克力饭盆里，克力连眼都不眨一下一饮而尽。还有一回，三华在炕上炕谷子，因前几天为治跳蚤撒过六六粉，“全服”又不干了，大叫有毒。三华说不要紧，炕早扫过了。再说谷子有皮，碾成米多淘几遍就没事了。“全服”认为微量的六六粉也是毒，三华说死不了人。二人抬着抬着“全服”从仓房抓了一把六六粉撒到三华饭盆里：“没毒你吃一个我看看”，三华把六六粉拨出来，一口一口把小米饭全吃了。不一会儿“全服”也到锅里盛了个满盆，不声不响地吃了起来，舌战到此偃旗息鼓。
三、他要造个飞花雷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北方战备非常紧张，小滦河川的火药味也浓了起来。因为1945年苏蒙联军曾顺着小滦河川南下，一路上军纪不严的士兵祸害了沿途的老百姓，所以当地人都很害怕“老毛子”入侵。为备战，县里成立了战备团，公社成立了反坦克小分队，基干民兵都发了武器。每天收工后，凡是民兵还要杵一个石雷，完成武装部交给的任务。
自制地雷的任务一下，可忙坏了“全服”。白天下地他嘴里不停地叨叨，一定要消灭侵略者。收工后他总要比别人多杵一个石头蛋，晚上也在谈论着怎样发明一种飞花雷，发誓如果“老毛子”胆敢来犯，一定炸他个片甲不留。他尽管嘴里瞎叨叨，谁也没有往心里去，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
有一天轮到我做饭，忽然看见“全服”低着头扛着锨回来了，一声不吭在屋门前挖土，问他干什么，他说要搞个试验，再问他搞什么试验，他说试试炸药的威力能不能把门前的石条炸坏。我一听就急了，夺过铁锨轰他走。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他要造个飞花雷，谁阻挠就是打击他的备战积极性。最后我只好哄他，要试上没人的沟里试，反正在家门口绝对不行。哄走他我赶紧去挑水，刚走到小滦河边就听轰的一声巨响在山谷中嗡嗡震荡着。我急忙往营子里边跑，好多家的窗户纸都震破了，我们屋子的玻璃也碎了好几块。这个“全服”竟然在我们菜窖附近点燃了导火索，把个好端端的石板炸个粉碎。看着他满身满脸的泥土，我又好气又好笑说：“不等‘老毛子’来你就报销了。”他还振振有词：“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要打仗就得死人。”他还是那么固执。
1971年冬天“全服”选调到了承德，后来听说又调到保定回到了父母身边。我从铁路工程学校毕业后分到了山西。有一天恰好到保定出差，顺便到联盟路去看他。一见面他正忙忙碌碌捆行李，一问得知，他又要调到太原。我说你神经了，好容易回到家门口怎么又要走？他说这里没前途，要到山西去发展。和“全服”同窗几年，一块儿下乡，相处这么久也没琢磨透他，真是个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