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当一把队长
常喻南
很多地方的农村都曾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算盘一响，换个队长。”说的是每年生产队的年终决算一完，队长就该换届改选了。这一方面说明队长难当，一人难称百人心，操心费力不说，还落得个社员不满意、领导不待见，最后不是急流勇退就是被赶下台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虽说只是个兵头将尾的差事，但台下还有不少人觊觎这个位置，时刻准备着有朝一日能够取而代之。我所在的二队就是这种情形，老王家与外姓人矛盾重重，老王家内部也是明争暗斗，几年来换队长的一幕几乎年年上演，在公社大队领导们眼里，二队也是一个“不好弄”的队。
姜家店公社知青刘云祥割地时田间小憩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进入1975年，也就是知青生活的最后一年，居然轮到我“过把瘾”，上台当了一回生产队长。此事的起因还得从上一年说起，这一年我在大队创业队当了一年大师傅，每天做一顿午饭，晚上就住在大队。有一天吃过午饭后，我和大队的杨会计躺在炕上休息，一边就聊起了二队的那些事，当然主要是听他说。聊了一会儿之后，我跟杨会计说了句玩笑话：“你看我能不能把二队的面貌给变变？”没想到杨会计听了这话，噌地一下坐了起来，以一种非常认真的口气坚定地说：“行，行，你一定行。”
两个月后秋收已经接近尾声，作为大队一把手的王主任找到我，表明了想让我明年接手当二队队长的意思，并说这是经大队班子研究一致同意的。我感到有些意外，心想一定是杨会计把我们闲聊的谈话跟他汇报了。推辞了一番之后，看到王主任的态度依然坚决，只好暂且答应先考虑考虑。
那时我还担任着大队团支部的副书记。书记是个当地的女孩，因为根红苗正又有些文化，正符合当时大力培养年轻女干部的条件，所以高中毕业一年多就入了党还提拔为公社党委委员。这样一来大队团支部的事她就不怎么管了，全都由我这个副书记去打理。农村的团组织没有太多的活动，但入团、退团这些手续还是要照章办理的，一来二去就跟公社那位五十多岁的团委书记有了比较多的交往，并且我们关系还算不错。此人就是公社党委的王秘书，团委书记是他的兼职。
姜家店女知青禹虹春担任生产队长后学会了赶大车
新发展了几个团员，那天我带着新团员的入团志愿书交到公社团委，事情办完后我跟王秘书（团委书记）说起我们大队想让我出任二队队长一事，请他帮我分析分析、拿拿主意。王秘书的相貌跟《地道战》电影里刘江饰演的汤司令颇有几分相像，尤其是当他摆出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时更为神似。在帮我做了一番分析之后，“汤司令”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告诫道：“你们二队确实比较复杂，你要是当队长最好当那个副的，也好有个退身步，一旦遇到什么情况还有正队长扛着呢。”我说：“好，谢谢王秘书，我回去考虑考虑。”
大约过了十来天，我又来到公社，这次来是取回那些通过团委审批的入团志愿书。见到王秘书时我再次提起了当队长的事：“我回去之后反复想了想，我要是当队长的话就当那个正的。”话一出口自己都感到有些唐突，担心这样直接地说出与王秘书相左的意见，会惹得他不高兴。然而真没想到，王秘书听后使劲拍了一下大腿，对我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对，太对了，要当就当正的，当副的说了不算受气呀。”我当时心中好生惊讶，他把自己前几天说过的话全忘了？但我在表情上并未显露，同王秘书又闲聊了一会儿，聆听了这位老同志的一番教诲之后就告辞了。
年终决算的算盘声停下来了，元旦前后大队来人主持了二队队长的改选，我在选举中毫无悬念地得到了全票。对全票当选的结果我完全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并不是能力、经验使然，更谈不上所谓的思想觉悟，被社员们所看重的是我这个知青的身份。队长一职的竞争其实本质上是各家各户之间的现实利益之争，多数人最担心就是当队长的处事不公，使自家的利益受损。生产队里也是有派系的，而知青们在当地无家无业，与社员们基本上不存在利益冲突，自然可以比较超脱地置身于派系以外，这才是让社员们最放心的。
生产队长历来都是一正一副，但这次却在大队的授意之下，破天荒地选出了王朝海、王朝山两名副队长。王朝山和王朝海分别是上一任的正、副队长，这次大队原本是要把王朝山拿下来的，可又怕他心存芥蒂日后给我找麻烦、出难题，因此还是让他挂个副队长的名来安抚一下，真是难为了他们如此的良苦用心。
姜家店知青队长宋世琨在趟地
虽然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六年，若是平心而论，对于一个生产队在这一年当中，到了什么节气该怎样安排农活，哪些地块该种植什么作物，劳动力该如何调配，还有规模不算太大的畜牧业等等问题，自己还远不能算是个内行。但这些事情只要倚重王朝海，再多听听老人们的意见，都算不上难以解决的问题，真正耗费精力的还是处理那些关乎各家各户人们直接利益的事。这是因为在被固化的大锅饭体制下，人们对生产队集体利益的关心程度并不太高，而对那些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才会锱铢必较。
新年伊始，上级又开始布置搞运动了，给这次运动贴的标签叫“打击资本主义倾向”，打击的具体目标指向了扩大自留地、私开小片荒、侵占集体款物、拖欠生产队口粮款、私自外出做工、大量饲养畜禽等。从大队开完会回来，当晚就召集了全队社员会做了原原本本的传达，最后要求大家：“自己回去对对号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自己也逐条对照思忖了一下，自留地的问题可以丈量一遍，至于贪污只要有线索就可以查，私自打工和大量饲养的问题二队不存在，不好办的是小片开荒和拖欠公款。小片荒几乎家家都有一点，那都是没有纳入到自留地统计中去的小菜园，要是查禁了家家吃菜怎么办？拖欠口粮款的事主要涉及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一年下来挣的工分不够偿还队里分粮食的价款，你再怎么逼他也是无济于事。还是跟着感觉走，把那两件不好办的事往后放，看看运动怎么发展再说。
可是有人听到传达后坐不住了，上营子那个三寡妇是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她家也是欠队里粮食款最多的一家。三寡妇是王朝相的媳妇，王朝相原来是附近牧场的职工，这样的家庭因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比一般农户的日子过得要好。可是两年前王朝相患病去世了，留下三寡妇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家庭经济状况出现了很大落差，但是她家多年积攒的家底应该还是有一些的。三寡妇平日跟别人不大交往，印象中她就从没来过我们知青户。可是这天一大早我正在烧火做饭，三寡妇手提着二斤左右的一条猪肉来了，一进门把肉放在了灶台上说：“你家总也不见点儿油腥，给你送点儿肉吃。”接下来几乎没有一点儿过渡，立马开始哭天抹泪，一边嚎一边诉苦，说辞不外乎寡妇失业的很不容易，家里没劳力没有办法，欠队里的款实在是还不上，等等。一上来真的把我搞懵了，定了定神之后开始跟她解释，还款不还款要经大家评议才定，跟你送不送礼没关系，赶紧把肉塞回三寡妇手里并连推带搡地把她轰了出去。拖欠公款的事后来上面也没有过多强调，我这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扩大自留地的情况不管有没有，我倒是想借此机会普遍丈量一下，也好心里有个数。自留地的标准是每人三分八厘，全部划在离营子最近的几块地里，都是比较整齐的平地，丈量起来很容易。找了一个好天，喊上会计和妇女队长就挨家挨户地丈量起来。丈量的工具不是直尺、卷尺而是“弓”，就是用两根将近一人高的木条，将其中一端穿销子固定、另一端劈开成为一个人字形，类似一个大圆规，两只“脚”分开的距离为五尺，再用一根木条横向钉固。使用的时候让两只“脚”轮流迈步，一步就是五尺，五尺就是一弓，一亩地应该是二百四十平方弓。全生产队懂得计算土地面积方法的人寥寥无几，许多人只是会背“长十六(弓)，宽十五(弓)，不多不少整一亩”的口诀，变成其他的长和宽就不知多少了。一般人家给到手的自留地拿眼一看，估摸差不多也就算了。这次丈量的结果，除了前队长、前会计家的自留地稍多以外，有好几家的地反而还少了一些，最后一律按每人三分八厘的标准找齐。大多数人家对这个结果都很满意，少数人不高兴可也说不出什么来。我自己也有收获：知道了还有“弓”这样一种长度测量工具和计量单位。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老王家三老爷子像做贼一样悄悄地找到我，表示对去年生产队卖羊毛的收入有所怀疑：“去年队里存栏的羊比前年要多，怎么卖羊毛的钱反而少呢？”这方面要是真的有问题那可是一定要查的。第二天就从会计那儿要来去年所有的卖羊毛收入单据和收入账，一共是五张单据，收入金额六百多块钱，与会计的账目相符。但是又拿去与姜家店供销社的底账一比对，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少了一张收入单据，也就是说全年共卖了六次羊毛，却只有五次入账，差一笔八十多块钱的羊毛款去向不明。回到队里晚间开会把这一情况跟全体社员作了通报，发动大家一起回忆，去年每一次卖羊毛都是谁经办的。这一发动群众马上就有了收获，六次卖羊毛都落实了经手人，其中未见收入单据的那次，是前任队长王朝荣和现任民兵排长王朝合共同经手，问题就出在他们身上。叔伯兄弟俩当场就掐起架来，双方都很理直气壮，都说钱和单据是由对方拿着的，以示自己的清白，但谁也找不出第三个人来作证。时间不早了，当晚就此偃旗息鼓。
第二天分别找两个当事人单独谈，让他们讲清楚每一个细节，两人仍然赌咒发誓地洗清自己的责任，但是从情节叙述中感觉王朝合的自信有些含糊。第三天我只把王朝合约到我的住处，继续进行盘问和启发以及隐含的威慑。当天事有凑巧，大约九点多钟，公社的何书记在大队主任和妇女主任陪同下到了二队，听到外面的吵吵声我就迎了出去，把何书记一行人让到我屋里。大家正寒暄说话时，王朝合自己悄悄地躲到了屋外，可是过了没有五分钟王朝合又进到屋里，拉了一下我的衣角，压低了声音：“常队长，我跟你有句话说。”我随王朝合到了屋外，这时他带着一脸的可怜相向我坦白承认，八十多块钱的羊毛款以及收入单据都是他拿的，钱已经给老爷子抓药花了，单据被他毁掉了。原来是何书记的到来使王朝合感觉到巨大压力，他以为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公社领导，以为何书记他们今天就是为此事专程而来的，导致心理防线崩溃再也扛不下去了。
对王朝合的最终处理还是挺宽松的。当晚在生产队全体社员会上他作了检查，承诺了退还所贪污的羊毛款。我问大家王朝合的检查是否深刻？能不能通过？到会的社员们一致表示可以通过，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把钱追回来，检查不检查的都无所谓了。本想就此把他民兵排长的职务也撤掉的，可是在二队还真是很难物色一个合适的替代人选，出于无奈只好作罢，也算白送给王朝合的一个顺水人情吧。
姜家店知青生产队长禹虹春与社员在一起
当了挂名副队长的王朝山是个精明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个副队长不过是给个名分，所以队里研究什么事从不参与，跟普通社员一样分配啥活儿干啥活儿。王朝山跟我们知青关系一向处得还不错，我当队长以后，我们之间还是该说的说、该笑的笑，队里的事我也时不时地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但他总是不置可否。王朝山心中的怨气始终没有得以释怀，虽说与我无关，但我还是一直在刻意地小心维护，尽管如此，最后由一件小事引发，还是跟王朝山闹翻了。
那是在秋收季节，老人们常说：“三春不赶一秋忙”，确实如此。到9月下旬又闹起了天气，阴沉沉的天加上时断时续的秋雨，影响的不只是人们的心情，更重要的还是大家对现实的担忧。气温已经比较低了，按照这个季节的天气规律，一旦放晴接踵而来的极有可能就是气温骤降，大地就要开始封冻了。其他庄稼还都好说，今年全队种了百多亩的山药（土豆），如不能赶在封冻前收获入窖，让山药冻在地里造成的损失将会极为惨重。这几天一直都在突击收获山药，生产队里忙得一塌糊涂，中小学也都放了农忙假，好让学生们回到队里协助秋收。
围场县唯一一名女知青队长禹虹春
这一天的小雨仍在继续，二队大部分劳力和放假的孩子都集中在轱辘包梯田上抢收山药，还有两副犁杖在挑二遍（将收获过头遍的山药地再翻检一遍）。已经干了好一会儿了，我站在梯田埂上直了直腰，一眼瞧见王朝友家的女孩儿春玲子，在梯田下面的一块坡地里用三齿耙翻找“漏网”的山药。那是一块已经挑过二遍的地，也就是说那些漏网的山药生产队已经放弃，但是问题在于生产队的人手非常紧张，放农忙假的学生应该参加队里的抢收，而不要盯着自家那点儿蝇头小利。于是我走了过去，要求春玲子去帮着生产队干活儿，女孩虽不高兴但还是撅着嘴去了。就在我教育春玲子的时候，眼睛的余光瞥见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儿，正在不远处做着跟春玲子一样的事情，那正是王朝山的儿子小小。既然管住了第一个就不能放过第二个，否则岂不成了看人下菜碟？因此犹豫了片刻还是对小小实行了“叫停”，可没想到小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王朝山就在附近扶犁杖挑二遍，见状扔下犁杖就走过来冲着我哇啦哇啦地大喊大叫，看样子他是借题发挥把满腹怨气都尽情宣泄。如此一来我也就不能客气了，我说：“我从没做过对不起二队的事，掂量掂量你自己又如何？”在这一点上他绝对不敢跟我叫板。小雨还在下，我俩就在雨中你来我往地对峙着，当时把我气得流了泪，不过幸好有雨水的掩饰，没被任何人察觉。在轱辘包梯田上干活儿的人们都围了上来，拉着劝着把王朝山弄走了。从打那天以后我们两人之间无话，直到我被选调上学临走之前，王朝山张罗着杀羊、买酒，召集了一帮人为我饯行，才算是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正牌的副队长王朝海，五十出头的年纪。是“朝”字辈大排行的老大，也是二队绝无仅有的党员，因为天生兔唇得一绰号“豁子”。王朝海可以说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技术性比较强的像扶犁杖、赶大车等都很精通，并且在他家老爷子影响下还可算上个“二把刀”木匠。我跟王朝海合作搭档开始的时候还不错，虽说没啥可圈可点的突出事儿，但也没啥不愉快。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了，既没有意见分歧也没有语言冲突，但是已经明显感觉到王朝海的疏远和冷淡，可又完全不知道原因。暗自推测，也许是因为我办了他贪污公款的亲弟王朝合？要不就是有人在背后挑拨？这种事也不好当面去问，随他去吧。也是到了我选调上学临走的那一刻，我没想到王朝海会到八里地以外的姜家店去为我送行，没有其他人相伴，他一个人去的。
在我临上班车前，王朝海挺朴实地说了一些略带伤感的话，当时他那眼圈有些发红的样子，令我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