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振良 编辑：彭博
新世纪以来，天津地方文化（以下简称“天津文化”）研究，以纪念设卫筑城600周年为契机，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相关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日臻频繁，发表与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媒体对天津文化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根据需求打着花样繁多的天津文化牌。
从更高视野俯瞰天津文化
最近十年，关注天津文化的学人越来越多，不仅是本土学人，也包括外埠甚至外国学人，但天津研究仍旧无法与京沪攀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自然与天津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天津位于海河尾闾，“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丰富多元的自然环境和五方杂处的人文环境，使天津文化很难用三言两语来精确提炼和高度概括。无论研究人员还是社会公众，都觉得天津城市特色有些暧昧，至少不像“京派”和“海派”明了清晰。晚清民国以降，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的挤压下，文化定位和城市特征变得更加模糊，以至今日学界和民间对天津的认知除了尴尬，还存在着不小偏差。
天津这座城市，要想进行整体认知，或者说对其历史文化、城市性格等精准概括，确实有着很大困难。这一话题，天津学者已经探寻了几十年，还搞过几次不同范围的讨论，但迄今也未得出各方能够大体接受的共识性结论，这也恰恰说明了天津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是天津文化的魅力所在。问题重要却解决得未尽人意，当然仍要归咎于天津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但既然要研究天津文化，由此进而认识天津，那作为根本性的问题当然不容回避——意识到天津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则需要彻底搞清“多元”在何处，“复杂”在哪里，也就是要从根本上梳理影响天津文化的诸种要素——“元”。
我接触天津文化近二十年，越来越感到整体把握天津文化内涵、外延及其基本特征的重要性。在《文学与文化》2015年第3期，我发表了《万壑千岩变态生——浅谈天津地方文化研究中的几组对立概念》一文，提出山与水、京与卫、南与北、中与西、雅与俗、上与下、城与郊七组概念，以此来管窥天津文化的肇始原因、发展动力、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力图厘清天津地理与文化间的互动关系，抓住天津文化起承转合的要窍。但令我不安的是，这七组概念虽然都能从不同角度切近天津文化的核心地带，但宏观概括性仍十分有限。如何从更宏观的视角对天津文化进行整体认知，仍然有待探讨。2020年避疫期间，我闲翻天津政区图，扫视着诸多熟悉的古镇，发现都集中在几条重要交通线路上。经过进一步勾连和思考，我在地图上画出三纵三横六条文化线路，并在脑海里出现“纵”与“横”这样一对概念。这六条文化线路，既是天津文化的地理脉络，也是天津文化的人文脉络。抓住这六条线路，或可从更高视野俯瞰天津文化，进而找到一把可能深度解锁天津文化的钥匙。
影响天津文化的三大重镇
天津作为九河下梢，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隅，东濒渤海，北枕燕山，西控太行，南望黄淮，地扼华北、东北和西北之交通咽喉。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批转有关通知，天津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份名为《建设环境部、文化部关于请示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报告通知》（国发[1986]04号）的附件，对天津的历史发展和城市空间作了如下概括：“天津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交通枢纽。从金、元时起，由于漕运兴盛促进商业繁荣而发展起来。明代在此设卫建城，进一步奠定了古城的基础。保存的文物古迹有天后宫、文庙、广东会馆等。革命遗址有大沽口炮台、望海楼遗址、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觉悟社、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等。传统文化艺术有泥人张彩塑、杨柳青年画、天津曲艺等。现存的过去各国租界地的外国式建筑和清末民国初年的别墅式建筑和街道，如同一个近代‘建筑博物馆’，很有特色。”解读这段文字，可看出天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外，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涵盖两方面内容：以“天津卫城”为中心的传统城区和老三岔河口以下沿海河东西两岸分布的“九国租界”。三十多年之后，我们再来衡量这段介绍，发觉天津有两大地理空间被忽略掉：一是中心城市空间之内的清末民初由袁世凯规划建设的“河北新区”，二是中心城市空间之外的广大郊区。如果想从根本上理解天津文化，这两个被忽视的短板都必须补足，尤其是审视天津文化，眼光必须辐射到城市周遭。
在天津11966.4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星罗棋布着数十座相对重要的古城镇，承载着天津文化的深厚底蕴。这些古城镇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产业发达，至少是曾经发达。包括天津中心城市空间在内，这些津沽大地上的古城镇之间，在历史时空里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互动？经历了怎样的起伏盛衰？其根本的原因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梳理起来似乎很不容易，但打开天津政区图，将历史上有过较为重要影响的城镇标注出来之后，天津地域的历史文化“脉络”顿时清晰起来。
首先我们标出几个历史文化积淀最厚重的点，第一个自然是天津中心城区，第二个应该轮到北部的蓟州，第三个当是常被忽略的滨海新区大沽。这样，天津的西南、东北、东南就有了三个点，堪称是影响天津文化的三大重镇。这三个点之外，西北方向似乎缺点什么。其实也不缺，第四个点就是北京。有了四个顶点，就可以连线了，天津至北京，北京至蓟州，蓟州至大沽，大沽至天津，大体是个矩形，横向东西偏短，纵向南北较长。我们再多连一条线，天津至蓟州，大体也算是南北方向。在南北方向的三条线上，我们再寻找历史文化积淀次厚重的点：天津至北京，中间是武清；天津至蓟州，中间是宝坻（位置略偏北些）；蓟州至大沽，中间是宁河（宁河县驻宁河镇，1938年才迁到芦台）。从武清，经宝坻，到宁河，我们还可以画一条线，因宝坻位置相对偏北，故这条线呈向上凸起的弧形。
我们再来具体考察画在天津政区图上的这六条线，基本上是三横三纵，这就是深刻影响天津文化发展脉络和格局的六条历史交通线路——天津市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就分布在这六条线路上。六条线路中，天津至北京是运河，北京至蓟州是官道，蓟州至大沽是蓟运河和海道，大沽至天津是海河。这四条线路载籍斑斑可考，至今痕迹仍非常明显。天津至蓟州、武清至宝坻至宁河两条线路，历史上则若明若暗，晚近以降才日渐清晰，但考察天津历史文化也不容忽视它们。下面我们就简略分析这四条主线和两条辅线，从宏观层面观照其所串联的天津文化。
清晰的四条主干文化线路
天津和北京运河互通，始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其时永济渠北段经天津地区直达涿郡（今北京）。当然，永济渠北段在天津地区的具体走向，学界还有不同意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永济渠北段自独流口向东至今天津，再经由潞水北上至武清西北旧县村之东北，然后转折向西北，循桑干水直达涿郡；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则认为，永济渠自幽州城南东南行，经安次、永清县境，至淤口关北注入拒马河，合流后向东至独流口。两者分歧在永济渠由南向北至独流口后，是向东借用潞水，还是向西溯拒马河。
金天德三年（1151）四月，海陵王完颜亮下诏迁都燕京并定名中都。同年，金廷升中都东部的潞县为通州，决定开通潞水漕渠，自河北山东归集转运粮储，经由天津和武清、香河至通州，以解决中都基本生活物资不足问题。此后历经元明清三朝，潞水河道未发生大的波动，成为后来的北运河。与北运河相并而行的，有一条北京至天津的官道，与今日之京津公路基本一致。从天津溯北运河至北京，沿途的重要城镇有北仓（今北辰区政府所在地）、杨村（武清县明清以来驻城关镇，1950年才迁到杨村，但杨村依托运河优势，发达程度一直超过城关）、蔡村（今南蔡村镇）、河西务等。而从天津三岔河口起，运河短暂向西后继续向南延伸，这就是南运河，沿途重要城镇有杨柳青（今西青区政府所在地）、独流、静海城关（今静海区政府所在地）、唐官屯等。
天津和大沽的互通，主要是通过海河航运。元明清以来，海河一直是漕粮、食盐、水产以及军事运输的重要通道，两地人员往来密切，甚至大沽方言的发音特点都与天津方言极为接近。海河通道因为重要，而且早年河上缺乏桥梁沟通，因此夹海河南北两岸各形成一条陆路交通线：南岸即是著名的海大道，为北京至天津官道的延伸，后来形成津沽公路，途经的重要城镇有灰堆、咸水沽（今津南区政府所在地）、葛沽、新城，最后至大沽；北岸称为北捻道或塘儿道，后来形成津北公路，途经的重要城镇有张贵庄（今东丽区政府所在地）、军粮城，最后至北塘，同时有岔路至新河、塘沽。清代皇帝祭祀海神（大沽有敕建海神庙），一般走海河南岸的海大道。海河交通线路上另有历史名镇小站，但距离海河相对较远，形成时代也相对较晚，其崛起与淮军驻扎练兵和马新大道修建有关。
北京至蓟州的陆路交通，因为蓟州军事驻防和清帝谒陵祭祖的原因，清代成为天津地域之内最高等级的官道。这条道路沿燕山南麓而行，其形成可远溯商周甚至更早，乃是北方原始部族东徙西迁的重要通道。清代这条官道由北京平谷入蓟州，至邦均后分为两路：一路向东南经别山入河北玉田，由山海关通往沈阳；一路向东过蓟县城关，再分两支经马伸桥或者桃花寺、隆福寺，通往遵化马兰峪清东陵。明清两代，众多朝鲜使节赴北京朝贡，往来主要就是通向沈阳的官道，至今尚存的数百部“燕行录”，保留了蓟州沿途村镇的珍贵史料。著名的风景名胜盘山，位于蓟州至邦均官道的北侧，乾隆皇帝谒陵途中，曾三十余次驻跸这里的静寄山庄，与随行人员留下丰富的诗词。著名的文化古镇穿芳峪，位于蓟州至马伸桥官道的北侧，清代这里聚集了以“穿芳三隐”为代表的数十位文人，是盘山之外蓟州的另一人文渊薮。
大沽至蓟州的水运通道，明清时期极度繁荣。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蓟州一带成为畿东军事要地，长期驻有重兵，防卫北方的鞑靼和东北的后金。入清以后，守护东陵的八旗士兵，还有士兵家属所需粮米，长期由蓟州负责拨付。因此来自南方的漕粮，或海运至大沽截留，或由天津截留运至大沽，然后再转道北塘，沿蓟运河溯至蓟州五里桥。蓟运河的漕粮运输，再加上所植基的渔盐二业，互相鼓荡发扬，形成北塘、汉沽、芦台、宁河以及因存储漕粮而兴起的下仓和上仓等城镇。
模糊的两条辅助文化线路
天津至蓟州，除了前述经海河、渤海（后来改走新河至北塘的运河）、蓟运河的水上运粮通道外，很长时间是由天津至杨村，再岔向东北方向，经宝坻城关而至蓟州。由天津直接向东北至蓟州的陆路交通线，虽然也形成得比较早，但津蓟长期不相统属（1973年蓟县才划归天津），人员和物资往来相对有限，未能形成较为固定的通途，尤其天津至宝坻的路线还经常变更。民国时天津公路交通已十分发达，但天津至蓟州仍需到宝坻倒乘。清代天津士人多有赴蓟州并盘山者，根据他们遗存诗文记载，这条线路大体是出天津向东北，经宜兴埠、小淀、梅厂、崔黄口、大口屯、宝坻城关、下仓、上仓，最后至蓟州城关或者盘山。这条通道大体就是今日津围公路。过蓟州城关继续向北延伸，就到了天津最北的下营（黄崖关所在地），然后跨燕山直至围场。
武清、宝坻、宁河及滨海新区北部原汉沽地域，最初都属于汉代之雍奴县。唐天宝元年（742），取“武功廓清”之意更名为武清。辽会同元年（938），割武清及潞县、三河地置香河县，新仓镇属之。金大定十二年（1172），析香河地于新仓镇置宝坻县。清雍正九年（1731），又析宝坻地于梁城所置宁河县，梁城所同时更名宁河镇。1948年，再析宁河地置汉沽特别区。宝坻、宁河、汉沽的不断析置，与天津滨海盐业的发展相关。今宝坻城关辽时称新仓镇，因设有榷盐院迅速崛起，这才有了金代设县的举措。宝坻、宁河在析出之前，都是县域内的经济或军事重镇，因此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新仓与武清、香河城关之间，梁城与宝坻城关之间，必然有较为便利的交通联络。到宝坻、宁河相继设县之后，武清城关至宝坻城关、宝坻城关至宁河城关，就有了更加快捷的邮驿制度。
武清、宝坻、宁河的东西方向联络，辽代以来还有一条不易弄清的重要水路，就是著名的萧太后运粮河。后晋天福三年（938），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幽州（今北京）被定为辽国陪都，称为南京。此时宋辽边界大体稳定在今拒马河、海河一线，辽南京的粮食无法自给，需要自辽东转运。这条粮食转运路线是，自辽东海运至蓟运河口后进入运河，再由大小龙湾河溯流而上，至香河县西南入白河，西北行至潞县南（今北京张家湾）。后来成为宝坻城关的新仓镇，就是运粮河上的中枢要地。所谓萧太后运粮河自然是民间说法，北京、香河之外，天津的武清、宝坻、宁河乃至西青，都有关于运粮河的传说并指称有运粮河故道。辽时天津水道条件复杂，运粮河的线路显然不会像研究者叙述的那样一成不变，今天要想厘清已非常困难。但自辽代起，横跨今武清、宝坻、宁河的天津东西水运通道被开辟出来是毫无疑问的。这条线路通过还乡河又大致向东延伸，就到了宁河的古镇丰台。直到民国年间，杨柳青年画仍可避开海河三岔河口，由子牙河西溯北上辗转运达丰台，然后再经冀东发往东北。天津北部缺乏东西向的河道，因此辽代运粮河的开辟，其交通意义和文化意义都是巨大的。这条通道上的武清、宝坻、宁河，不仅流传着大量与萧太后、金兀术及其他辽金有关的传说，而且还保留有相当多的文物、地名及遗址遗迹，成为体现天津辽金历史风貌的重要文化通道。
明清天津的三个亚文化区
明清时期天津并非统一的行政区域。但在今天津行政范围内，当时存在着三个较为明显的亚文化区。
中国古代城镇兴衰受制于交通（其实今天也一样），交通线路端点或交叉点易于生长为重要城镇，天津自然也不例外。搞清天津地区的水陆交通变化，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基本交通格局，我们再来观照天津文化就会明了许多——天津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古城镇，全部处在前述六条交通路线上：第一，作为最重要核心点的天津、蓟州、大沽，全部处在沟通南北东西的水陆交通要道上，不仅对于天津和华北，对全国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长期作为县城的武清、宝坻、宁河城关，则处在天津南北之间的中腹地带，也都位于较为重要交通线路的交叉点上；静海城关主要只有沟通南北的运河，故长期落后于三河交汇处的独流。第三，天津历史上的其他重要城镇，基本坐落在前述六条交通线上，唯一例外是武清的王庆坨，它处在天津向西的重要陆路交通线上，与河北胜芳同为津霸之间的两大重镇。
明清两朝五百余年间，天津地区经济文化高速崛起，形成了三个亚文化区：一是以今天津中心城区和环城四区（大体为清代和民国天津县的范围）为核心的运河文化区，沿潞河和卫河北南上溯，辐射至武清和静海，同时中心城区和东丽、津南受海洋文化影响明显，北辰、西青和武清、静海受冀中白洋淀文化影响较大；二是以今滨海新区为核心的滨海文化区，以盐业和渔业为特色的海洋性特征显著，北部原汉沽区接受冀东文化影响；三是以蓟州、宝坻、宁河为核心的蓟运河文化区，受蓟州文化和冀东文化影响为大，军事驻防特征比较突出，同时自北向南受海洋影响逐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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