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今晚报》2021年12月28日第11版“天津卫·老悠乐”）
2021年是僧格林沁诞辰210周年，特撰小文以记之。
僧格林沁（1811～1865）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第二十六代世孙，科尔沁蒙古左翼后旗人。
僧格林沁亲王在津书写了一段荡气回肠、大义凛然的中国故事，历久弥新，为后世铭记。其壮举曾受到马克思的赞誉。1859年9月，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一文说：“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运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
同治九年（1870），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旨在明代三官庙旧址（今红桥区西关大街西段北侧僧王祠胡同）主持建造僧格林沁祠。祠堂门额上方高悬御赐“丹心万古”匾一方。僧格林沁在天津又有怎样的经历呢？
1840年8月，八艘英国军舰抵大沽口，但没有交火。清道光皇帝后特派僧格林沁巡视大沽、北塘防务。1841年11月底，僧格林沁抵葛沽实地考察。走访驻炮台将士、土著居民，了解地形、地貌和防御准备，并抽查炮兵实弹射击。提出：强化实战训练，务求眼力手法精熟。建议来春将葛沽部队前移海神庙，一有战事，可驰援炮台。视察北岸炮台后，又赴北塘勘察。听取守军总兵专备火箭、火弹、火砖、喷筒使用的汇报，当场观看演试。僧格林沁十分欣赏新制火砖，建议改进用以攻击夷船。并提议广招弹无虚发的雁民充当水勇，多修船只木筏，加以备战。此次巡视，强化要隘，堵塞了海防漏洞，并掌握了实际情况，为后来僧格林沁主持大沽海防奠定了基础。
咸丰继位后，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等职。1858年5月，英法联军13艘军舰、3000余人兵临大沽口，攻陷炮台、盘踞三岔口，清廷派花沙纳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僧格林沁义愤填膺，力主武力驱逐夷蛮，临危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督造拦江铁链悬于海河口，还恢复海口水师，拨战船操训，提升防御战力。奏请充实两岸炮台官兵，使海口防守人数增至4000人。
1859年6月17日，英法联军派遣13艘军舰（1300人）抵大沽口。英国舰队司令贺布要求撤除海口拦河铁索，并扬言“如若不容，断难罢手。”随后，拔除铁链、抢夺粮船以充兵营。6月25日下午二时半，英、法联军向炮台轰击，还派小艇载兵登岸，僧格林沁下令迎击，还亲赴一线督战。大沽口一战，击沉敌舰5艘、伤6艘，英国司令官贺布身负重伤。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578名、生擒2名、法军死伤14人。遭此痛击，联军再无战力，丢盔弃甲，升起白旗，逃往公海。咸丰帝闻胜，下令犒赏前线将士白银5000两。僧格林沁在大沽口抗溃英法联军，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抗击外来侵略者取得的第一场胜利。
在津期间，为加强天津防务，僧格林沁还主持修筑壕墙。据《津门杂记》记载：“咸丰十年，清统兵大臣僧格林沁，在津筑建壕墙，深沟高垒，距城三里至五六里不等，营门凡十一，围长共三十六里，人称墙子。”僧格林沁壕墙的出现，使天津卫城廓格局由此定型，影响深远。（上图）如今南京路、长江道（至红旗路段）以及周边路网的形成，都与“墙子”有关。
僧王祠命运多舛。据《天津通志》记载：光绪十年（1884），天津地方政府在僧王祠创设“天津官车局”，征收南北通道车辆捐税。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津绅士在僧王祠内创办“博济中西义学堂”，请中西教习讲学。民国时期，曾在祠内设救济院。新中国成立后，先为自立织布厂，后为纺织第四配件厂使用。随着时间推移，壕墙与僧王祠淹没在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