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还是西风
如果不是为了去蓟县看独乐寺，天津不会成为我的目的地。
天津城的历史，放进上下千年的维度，不算久远。尤其和已划为天津辖区的蓟州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它始于六百多年前，朱棣南下“清君侧”时的“天子津渡”，实则是伴随北京成为政治中心，天津携运河之便、盐粮之利的地缘优势，成为了拱卫京畿的门户。肩负拱卫之责，自然也是突破的重点，外来者攻陷大沽直逼北京，后来便在天津划分起了租界，又引来各路政治上、经济上营生的人，一派风生水起。只是岁月斑驳，天津的口岸往事变得模棱两可，现在说起天津，你会想到什么？相声曲艺，民俗，饮食——反倒都是它的本土文化。
冯骥才曾写道，天津的文化实际是保守的，因为紧邻京畿，不敢有风吹草动。天津由漕运码头发展而来，汇聚各方语言、饮食，生发出根植民间的市井文化。而近代的西方冲击，时间短暂，并没有对天津本土造成严重影响，也缺少融合的契机，一旦租界被收回，洋派作风即被吹着打旋儿掉落枝头，还来不及根深蒂固。（参见冯骥才《指指点点说津门》）百十年后，又是东方压倒西风。
倒回百年前，近代天津的崛起，始于开埠，此后渐渐有了“百年中国看天津”“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各种说法。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带来现代化工厂和机器制造，掌权者们又长在天津处理各国事务。“外交首都和现代中国的起源”，法国学者皮埃尔•辛加拉维鲁在讲述天津的联军临时政府的《万国天津》一书中如此形容。
解放路上的大龙邮局已成为如今的天津邮政博物馆。（夏烨/图）
当年各国在老城以南、海河右岸的农田和滩地上大兴土木，建起迥异于中国传统木建筑的西洋楼宇。今天天津的解放北路，原来的银行、洋行，多数仍做银行，立柱、山花、规整的门窗，还是尊贵的气派。过去的大清邮政津局变成天津邮政博物馆，纪念品店里可见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的各种纪念票，这昭示邮局曾创下的第一：中国第一个邮政代办机构、第一条邮路、第一套邮票等等。
邮政系统的“第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无数个“第一”的缩影。比如在解放北路临海河一端，建于1863年的利顺德，拥有中国第一家设施现代化豪华酒店的名衔，甚至早于北京的六国饭店和上海的和平饭店。“就像是一个和平的港湾，利顺德大饭店构成了代表中国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绝佳地点……利顺德大饭店一度是某些外交代表团的驻地……作为租界最雄伟豪华的建筑物，成为天津在世纪之交的城市象征。”（皮埃尔•辛加拉维鲁：《万国天津》，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5页）
利顺德大饭店一侧（夏烨/图）
利顺德血肉丰满，足以让它拥有一家自己的博物馆。溥仪和婉容用过的餐具、赵四小姐弹奏的钢琴、梅兰芳赠送的留声机，利顺德博物馆里，我在几纸老菜单前看得津津有味。1935年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宴请美国经济考察团，会以中国名贵菜品招待，官燕、鱼翅、鲍鱼、鲥鱼，四款酒水里贴心地加入了香槟；1936年开平公司董事部宴请滦州矿务公司董事部的席上，是典型的西餐菜式，每道菜配一种酒，鱼配德国白酒，鹅肝、面包是法国红酒，甜品则是香槟，十分严谨。
走上一楼，那里停着的奥的斯电梯凭97岁高龄，已从中国第一代，一跃成为中国最老的电梯。栅栏式电梯门意料中上了锁，从一旁楼梯拾阶而上，转入走道，房门外的黄铜铭牌提醒看客一路走过了：211号，顾维钧；216号，曹锟；217号，蔡锷，梁启超；225号，傅作义；228号，黄兴；325号，徐世昌……停在走道这端回望过去，像望进了幽深的历史。踩在猩红地毯上的脚步声，被回旋反复的草叶纹卷入旋涡，凝为一声闷响，有惊动近代史上各位大人物的迹象。我心底甚至升腾起隐秘的期待，是否有人能把我拉回某个历史现场？作古的人和往事，在这个夜晚，借屹立百年的建筑躯壳重返，缓缓呼出一丝绵长气息拂过耳旁。
看到蔡锷和梁启超密谋反袁计划的217号时，提醒我来到天津，有必要去一次“饮冰室”。意大利风情街，名字提前予人不安的矫揉。以正中圆形广场为中心，风情街向四个方向延伸出四条道，梁任公的饮冰室就在其中的民族路上。偶尔有旅行团在梁启超故居外张望，因为收费，很快又熙攘着走远，他们更热衷在洋房改造的餐馆外拍照留念。
梁启超铜像位于饮冰室外两栋洋房之间。（夏烨/图）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越靠近“饮冰室”，越被类似“朝圣”的肃穆情绪主导。故居是两栋意式二层洋楼，饮冰室书斋的修建晚于另一栋日常居住主楼，三连拱门进去连着过厅，环绕过厅呈“凹”字形的内室分别是资料室、书房、休闲娱乐室、客厅。梁启超晚年在“饮冰室”完成了《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等论著，开办“饮冰室暑期讲学馆”。在这里诞生的思想，荧荧如火，牵引探路人在一段崎岖漫长的夜路中摸索过。
“舒适的流放地”
梁、蔡反对的袁世凯，故居就在距意式风情街两条街外的海河附近，还有不远同在和平道上的冯国璋故居、曹锟故居。晚清民初时期的天津，和后来被视作“舒适的流放地”上海一样，往来过许多“寓公”。他们隐于租界一隅，做沉渊在底的蛟龙，自信有朝一日又能飞龙在天。
在晚清兴办铁路的争论声中，内阁学士张家骧在《未可轻议开造铁路折》中提到一点：“清江浦为水陆通衢，却非开放口岸，若铁路造成，商旅辐辏，必较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从旁觊觎，百计要求，将何以应之？”身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与上海的繁华程度不相上下。
两者走过近乎相同的路径：地缘优势、通商口岸、租界林立、工商业欣欣向荣。作为晚清洋务活动、对外交涉以及北洋政权的重镇，天津甚至更早一步见证了近代中国重要人物的起覆、历史的节点和近代化道路的开端。上海后来势头迅猛，盖过了天津的锋芒，直到现在。就像人们熟知外滩，然而拥有国内最大规模租界建筑群的，是天津。
和平区有超过六百幢历史建筑，是拥有历史风貌建筑最多的城区，其中以五大道最知名。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马场道，五大道的北边其实还有条成都道。天津地名有那么多“道”这点让我好奇，因为其他城市很少见。查找资料，看到一种解释说，“与海河相交的为道，与海河平行的为路”。对照天津地图，剔除城市改造不断出现的道路，就历史街区而言，上述说法大致可信。而“道”“路”的命名，是国民政府1945年收回租借后，遵循用省命名路、城市命名道的规则。
五大道上的顾维钧旧居（夏烨/图）
睦南道上，挂牌“天津市长芦盐务管理局”“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的孙殿英旧宅，斜对面是张作霖三姨太许氏旧居；河北路与重庆道交汇处的顾维钧旧居，已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办公地；沿重庆道往前，路过改造为精品酒店的当年庆王府。从十七级半的“宝塔式”青石阶梯上去后推门而入，中央宽阔的大厅、天井围合式的设计令屋顶特别高敞，环绕二楼回廊的是六菱形黄绿蓝三色琉璃柱、无处不在的彩画玻璃。主体建筑一侧的后花园尤其增添了王府的威势，假山凉亭，可惜冬天没有流水。
以中心公园为东侧起点，东北—西南走向的赤峰道、哈尔滨道、长春道、锦州道、沈阳道、哈密道、鞍山道，西北—东南走向的辽宁路、山东路、河北路、河南路、山西路、陕西路，道路纵横捭阖，形如棋盘，这一片是五大道之外另一处历史建筑集中的区域。
鞍山道上的少帅府或说张学良故居，进门院子的规模不怎么匹配我想象中的“少帅”头衔，有些局促。内部空间布局紧凑，仍辟出一楼的戏台、三楼整层的宴会厅。置身故居，如果遇上门庭冷清，容易生出错觉，似乎只要推开门，衣香鬓影全都从时空那头涌来。
出来继续往前，走上一段不远不近的路，到达鞍山道上的静园。溥仪与婉容、文绣1929年从张园搬来，静园原本叫“乾园”，新名字是溥仪改的，所求并非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静园人来人往，暗流涌动。一楼过厅透过比利时玻璃制的落地窗，阳光一览无遗，右面西班牙风格的拱券长廊连接着屋里和花园。如果能搬张椅子坐在那——前提是惠风和畅或秋光明媚的日子，是种可以想象的惬意。楼上起居室有婉容爱弹的钢琴，但眼下其他陈设，多数早不是溥仪在时的原物。静园多处陈列有修复前后的对照图，从照片上看，屋子后来的保存状况并不乐观。实际上在2005年以前，静园已经长时间地沦为住着四十多户人家的大杂院。
静园外观（夏烨/图）
为了保护五十年以上有价值的建筑，天津在2005年通过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开始进行保护与修复。经认定的历史风貌建筑外墙上，嵌有两块大理石铭牌，一块做简介，一块明确保护区划，标明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控制要求，比如四周建筑高度不得高于多少米。
边走边看成了左突右进
边走边看中途，手机在拍照时突然关机无法重启，那一刻的慌张如此清晰，让我不得不承认手机日益举足轻重的影响。重回无手机状态，没有了电子地图的指引，在每个十字路口，我找到判断和选择前路的办法，是比照与前方高楼距离的变化。
这一带嵌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维持着低矮的海拔、时光打磨后的粗粝感，让我在愈加漫无目的的游走中，加深了一种感触：中心公园附近的洋房，有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思。
车子走的是单行道，在自行车不时鸠占鹊巢的人行道上，人要不停侧身而行。临街的洋房作为过去租界的高尚住宅，早失掉了趾高气扬，混迹在后来的老式楼房中，露台上晾晒的衣服各式各样，无所顾忌。一楼店铺支着简易招牌，五金店、包子店、药店混杂，门口光秃秃的树枝一溜地挂着清冷冷的蓝天。包子店老板从蒸笼上取出一屉包子，蒸汽哄的一团而上。水果摊上的水果任由人摆弄，有这个季节不相称的缤纷。骑自行车的妈妈掉头急停在一间小书店前，催促后座的女儿进去，问问有没有练习册卖。
路口的江南糕点店，灯光在悠长寂静的街道氤氲着昏暗的黄色。蛋糕隔着玻璃，温润松软不花哨的模样，在寒冷的冬夜诱惑过路人。香蕉凝露蛋糕20元/斤——在北方，要重新习惯以斤计数的手法，我踌躇一阵，称了半斤，晃悠着塑料袋重新走入冷冽中，继续找路。
五点以后，天色渐暗，太阳的隐没呈加速度。风呼啸而过，没有遗忘沿途的一个人、一棵树，我拉紧围巾、帽子一切可以稍作抵抗的屏障，像一颗有了意识的棋子，在被困的棋局中，左突右进。
寒夜中醒目的“起士林”招牌（夏烨/图）
路过一处院子时，门已紧闭，见外墙铭牌上这样写道：“张园建于1916年，为清末湖北提督、山西榆次人张彪的私邸。孙中山先生、末代皇帝溥仪曾下榻于此。七七事变后，张园为日本驻军占有并改建。……”
溥仪离京到天津，在张园一住便是五年，等一贯尽忠的前清“名将”张彪死后，“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天津的生活总体上令溥仪满意——也不知含几分自欺欺人，因为“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坐车、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尊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2年，第252页）为了维持随时能被剥夺的所谓“尊严”，溥仪从未放弃。
“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溥仪在天津也陷入了他的人生路口的抉择时刻。最终，天津被他留在了1931年的初冬。
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