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还是西风
如果不是为了去蓟县看独乐寺,天津不会成为我的目的地。
天津城的历史,放进上下千年的维度,不算久远。尤其和已划为天津辖区的蓟州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它始于六百多年前,朱棣南下“清君侧”时的“天子津渡”,实则是伴随北京成为政治中心,天津携运河之便、盐粮之利的地缘优势,成为了拱卫京畿的门户。肩负拱卫之责,自然也是突破的重点,外来者攻陷大沽直逼北京,后来便在天津划分起了租界,又引来各路政治上、经济上营生的人,一派风生水起。只是岁月斑驳,天津的口岸往事变得模棱两可,现在说起天津,你会想到什么?相声曲艺,民俗,饮食——反倒都是它的本土文化。
冯骥才曾写道,天津的文化实际是保守的,因为紧邻京畿,不敢有风吹草动。天津由漕运码头发展而来,汇聚各方语言、饮食,生发出根植民间的市井文化。而近代的西方冲击,时间短暂,并没有对天津本土造成严重影响,也缺少融合的契机,一旦租界被收回,洋派作风即被吹着打旋儿掉落枝头,还来不及根深蒂固。(参见冯骥才《指指点点说津门》)百十年后,又是东方压倒西风。
倒回百年前,近代天津的崛起,始于开埠,此后渐渐有了“百年中国看天津”“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各种说法。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带来现代化工厂和机器制造,掌权者们又长在天津处理各国事务。“外交首都和现代中国的起源”,法国学者皮埃尔•辛加拉维鲁在讲述天津的联军临时政府的《万国天津》一书中如此形容。
解放路上的大龙邮局已成为如今的天津邮政博物馆。(夏烨/图)
当年各国在老城以南、海河右岸的农田和滩地上大兴土木,建起迥异于中国传统木建筑的西洋楼宇。今天天津的解放北路,原来的银行、洋行,多数仍做银行,立柱、山花、规整的门窗,还是尊贵的气派。过去的大清邮政津局变成天津邮政博物馆,纪念品店里可见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的各种纪念票,这昭示邮局曾创下的第一:中国第一个邮政代办机构、第一条邮路、第一套邮票等等。
邮政系统的“第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无数个“第一”的缩影。比如在解放北路临海河一端,建于1863年的利顺德,拥有中国第一家设施现代化豪华酒店的名衔,甚至早于北京的六国饭店和上海的和平饭店。“就像是一个和平的港湾,利顺德大饭店构成了代表中国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绝佳地点……利顺德大饭店一度是某些外交代表团的驻地……作为租界最雄伟豪华的建筑物,成为天津在世纪之交的城市象征。”(皮埃尔•辛加拉维鲁:《万国天津》,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5页)
利顺德大饭店一侧(夏烨/图)
利顺德血肉丰满,足以让它拥有一家自己的博物馆。溥仪和婉容用过的餐具、赵四小姐弹奏的钢琴、梅兰芳赠送的留声机,利顺德博物馆里,我在几纸老菜单前看得津津有味。1935年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宴请美国经济考察团,会以中国名贵菜品招待,官燕、鱼翅、鲍鱼、鲥鱼,四款酒水里贴心地加入了香槟;1936年开平公司董事部宴请滦州矿务公司董事部的席上,是典型的西餐菜式,每道菜配一种酒,鱼配德国白酒,鹅肝、面包是法国红酒,甜品则是香槟,十分严谨。
走上一楼,那里停着的奥的斯电梯凭97岁高龄,已从中国第一代,一跃成为中国最老的电梯。栅栏式电梯门意料中上了锁,从一旁楼梯拾阶而上,转入走道,房门外的黄铜铭牌提醒看客一路走过了:211号,顾维钧;216号,曹锟;217号,蔡锷,梁启超;225号,傅作义;228号,黄兴;325号,徐世昌……停在走道这端回望过去,像望进了幽深的历史。踩在猩红地毯上的脚步声,被回旋反复的草叶纹卷入旋涡,凝为一声闷响,有惊动近代史上各位大人物的迹象。我心底甚至升腾起隐秘的期待,是否有人能把我拉回某个历史现场?作古的人和往事,在这个夜晚,借屹立百年的建筑躯壳重返,缓缓呼出一丝绵长气息拂过耳旁。
看到蔡锷和梁启超密谋反袁计划的217号时,提醒我来到天津,有必要去一次“饮冰室”。意大利风情街,名字提前予人不安的矫揉。以正中圆形广场为中心,风情街向四个方向延伸出四条道,梁任公的饮冰室就在其中的民族路上。偶尔有旅行团在梁启超故居外张望,因为收费,很快又熙攘着走远,他们更热衷在洋房改造的餐馆外拍照留念。
梁启超铜像位于饮冰室外两栋洋房之间。(夏烨/图)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越靠近“饮冰室”,越被类似“朝圣”的肃穆情绪主导。故居是两栋意式二层洋楼,饮冰室书斋的修建晚于另一栋日常居住主楼,三连拱门进去连着过厅,环绕过厅呈“凹”字形的内室分别是资料室、书房、休闲娱乐室、客厅。梁启超晚年在“饮冰室”完成了《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等论著,开办“饮冰室暑期讲学馆”。在这里诞生的思想,荧荧如火,牵引探路人在一段崎岖漫长的夜路中摸索过。
“舒适的流放地”
梁、蔡反对的袁世凯,故居就在距意式风情街两条街外的海河附近,还有不远同在和平道上的冯国璋故居、曹锟故居。晚清民初时期的天津,和后来被视作“舒适的流放地”上海一样,往来过许多“寓公”。他们隐于租界一隅,做沉渊在底的蛟龙,自信有朝一日又能飞龙在天。
在晚清兴办铁路的争论声中,内阁学士张家骧在《未可轻议开造铁路折》中提到一点:“清江浦为水陆通衢,却非开放口岸,若铁路造成,商旅辐辏,必较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从旁觊觎,百计要求,将何以应之?”身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与上海的繁华程度不相上下。
两者走过近乎相同的路径:地缘优势、通商口岸、租界林立、工商业欣欣向荣。作为晚清洋务活动、对外交涉以及北洋政权的重镇,天津甚至更早一步见证了近代中国重要人物的起覆、历史的节点和近代化道路的开端。上海后来势头迅猛,盖过了天津的锋芒,直到现在。就像人们熟知外滩,然而拥有国内最大规模租界建筑群的,是天津。
和平区有超过六百幢历史建筑,是拥有历史风貌建筑最多的城区,其中以五大道最知名。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马场道,五大道的北边其实还有条成都道。天津地名有那么多“道”这点让我好奇,因为其他城市很少见。查找资料,看到一种解释说,“与海河相交的为道,与海河平行的为路”。对照天津地图,剔除城市改造不断出现的道路,就历史街区而言,上述说法大致可信。而“道”“路”的命名,是国民政府1945年收回租借后,遵循用省命名路、城市命名道的规则。
五大道上的顾维钧旧居(夏烨/图)
睦南道上,挂牌“天津市长芦盐务管理局”“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的孙殿英旧宅,斜对面是张作霖三姨太许氏旧居;河北路与重庆道交汇处的顾维钧旧居,已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办公地;沿重庆道往前,路过改造为精品酒店的当年庆王府。从十七级半的“宝塔式”青石阶梯上去后推门而入,中央宽阔的大厅、天井围合式的设计令屋顶特别高敞,环绕二楼回廊的是六菱形黄绿蓝三色琉璃柱、无处不在的彩画玻璃。主体建筑一侧的后花园尤其增添了王府的威势,假山凉亭,可惜冬天没有流水。
以中心公园为东侧起点,东北—西南走向的赤峰道、哈尔滨道、长春道、锦州道、沈阳道、哈密道、鞍山道,西北—东南走向的辽宁路、山东路、河北路、河南路、山西路、陕西路,道路纵横捭阖,形如棋盘,这一片是五大道之外另一处历史建筑集中的区域。
鞍山道上的少帅府或说张学良故居,进门院子的规模不怎么匹配我想象中的“少帅”头衔,有些局促。内部空间布局紧凑,仍辟出一楼的戏台、三楼整层的宴会厅。置身故居,如果遇上门庭冷清,容易生出错觉,似乎只要推开门,衣香鬓影全都从时空那头涌来。
出来继续往前,走上一段不远不近的路,到达鞍山道上的静园。溥仪与婉容、文绣1929年从张园搬来,静园原本叫“乾园”,新名字是溥仪改的,所求并非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静园人来人往,暗流涌动。一楼过厅透过比利时玻璃制的落地窗,阳光一览无遗,右面西班牙风格的拱券长廊连接着屋里和花园。如果能搬张椅子坐在那——前提是惠风和畅或秋光明媚的日子,是种可以想象的惬意。楼上起居室有婉容爱弹的钢琴,但眼下其他陈设,多数早不是溥仪在时的原物。静园多处陈列有修复前后的对照图,从照片上看,屋子后来的保存状况并不乐观。实际上在2005年以前,静园已经长时间地沦为住着四十多户人家的大杂院。
静园外观(夏烨/图)
为了保护五十年以上有价值的建筑,天津在2005年通过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开始进行保护与修复。经认定的历史风貌建筑外墙上,嵌有两块大理石铭牌,一块做简介,一块明确保护区划,标明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控制要求,比如四周建筑高度不得高于多少米。
边走边看成了左突右进
边走边看中途,手机在拍照时突然关机无法重启,那一刻的慌张如此清晰,让我不得不承认手机日益举足轻重的影响。重回无手机状态,没有了电子地图的指引,在每个十字路口,我找到判断和选择前路的办法,是比照与前方高楼距离的变化。
这一带嵌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维持着低矮的海拔、时光打磨后的粗粝感,让我在愈加漫无目的的游走中,加深了一种感触:中心公园附近的洋房,有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思。
车子走的是单行道,在自行车不时鸠占鹊巢的人行道上,人要不停侧身而行。临街的洋房作为过去租界的高尚住宅,早失掉了趾高气扬,混迹在后来的老式楼房中,露台上晾晒的衣服各式各样,无所顾忌。一楼店铺支着简易招牌,五金店、包子店、药店混杂,门口光秃秃的树枝一溜地挂着清冷冷的蓝天。包子店老板从蒸笼上取出一屉包子,蒸汽哄的一团而上。水果摊上的水果任由人摆弄,有这个季节不相称的缤纷。骑自行车的妈妈掉头急停在一间小书店前,催促后座的女儿进去,问问有没有练习册卖。
路口的江南糕点店,灯光在悠长寂静的街道氤氲着昏暗的黄色。蛋糕隔着玻璃,温润松软不花哨的模样,在寒冷的冬夜诱惑过路人。香蕉凝露蛋糕20元/斤——在北方,要重新习惯以斤计数的手法,我踌躇一阵,称了半斤,晃悠着塑料袋重新走入冷冽中,继续找路。
五点以后,天色渐暗,太阳的隐没呈加速度。风呼啸而过,没有遗忘沿途的一个人、一棵树,我拉紧围巾、帽子一切可以稍作抵抗的屏障,像一颗有了意识的棋子,在被困的棋局中,左突右进。
寒夜中醒目的“起士林”招牌(夏烨/图)
路过一处院子时,门已紧闭,见外墙铭牌上这样写道:“张园建于1916年,为清末湖北提督、山西榆次人张彪的私邸。孙中山先生、末代皇帝溥仪曾下榻于此。七七事变后,张园为日本驻军占有并改建。……”
溥仪离京到天津,在张园一住便是五年,等一贯尽忠的前清“名将”张彪死后,“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天津的生活总体上令溥仪满意——也不知含几分自欺欺人,因为“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坐车、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尊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2年,第252页)为了维持随时能被剥夺的所谓“尊严”,溥仪从未放弃。
“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溥仪在天津也陷入了他的人生路口的抉择时刻。最终,天津被他留在了1931年的初冬。
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