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病进入中晚期，他已完全叫不上家人的名字，甚至，他也不再认得我们。很多次，我凑到他面前，唤他“爸爸，爸爸”，他听见了，视线移向我，却是陌生而又冷淡的目光。我伸出手，摸了摸他左腮帮子下端的一颗黑痣：爸爸，我是“囡嗯”（上海方言，意为女儿），记得我吗？
小时候，每每看他心情好，我会爬上他的膝盖，伸手抚摸一下他那颗绿豆大的黑痣。他总是朝我斜晲一眼，仿如责怪，脸上却带着纵容与宠溺的笑。这是我与他的撒娇，亦是他给我的抚慰。可是如今，任凭我一次次抚摸他的脸庞，他也只是呆滞地望着我，没有给我哪怕一丝笑容的回馈。是的，他已经忘了他的孩子，忘了他给的生命，他给的名字，全忘了。
我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出生生涩而又隆重。母亲无数次回忆，我在她肚子里的兴风作浪是从午夜12点开始的，她说：你爸爸给自行车后座垫上一条棉裤，让我坐在上面，然后他就载着我，骑了6公里路，把我送进了当时的川沙县人民医院……
父亲抱着年幼的我
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刚刚到来的那几天，隆冬，一个清晨，我冲破黑暗，见到了世界顶端的朝阳。我涨红脸哇哇大哭，我的哭声嘹亮而又悠扬，带着某种天然的美妙旋律；我的小脸圆润而又白皙，哪怕哭的时候也很漂亮，是的，我是一个漂亮的婴儿，超过病房里所有婴儿……这是我年轻的母亲对她第一个孩子的记忆，她用带着美颜滤镜的眼睛做出的判断，永远都会让我感到惊喜和怀疑。接下去，她的回忆必定还要加入那段重复过无数遍的揶揄：你爸爸真是，到底是乡下人，也不看看那是什么地方，男人能随便进吗？他居然推门就往里冲，门上写着什么？“产房重地，闲人莫入”，他连字都不认得了，只晓得看他的“囡嗯”了。
很多时候，他被她嘲笑，自己只是笑笑，从不解释那般鲁莽只是因为激动，而非“乡下人”的缘故。而母亲，不管是在她少妇的年代，还是已然古稀的现在，她的圆脸上总是挂满了天真的笑容，带着自得。这是一种幸福吧？每次她沉浸在回忆中时，我总是这么想。
我在医院里度过了70年代到来后最新鲜的那几天，要出院了，我被包在一个红色绸缎被面的襁褓里，我的大姨抱着我。父亲还要上班，他把我们3个人送上小火车，大姨把我抱到车窗口，对月台上的他说：宝宝，和爸爸再见，礼拜天再见。
他的脸红了一下，笑了笑，停顿了两秒钟，仿佛在犹豫，但终是没有说话，只微笑着向着车窗里的我们挥了挥手。
他还不习惯被叫作“爸爸”吧？他用两秒钟的停顿接纳自己成为“爸爸”的事实，但他不知道怎么应答，他没有对襁褓里的我说一声“囡囡，再见”，他用微笑掩饰初为人父的不知所措，表现出的却是克制和淡定的样子……母亲的记忆总是带着她个人的想象，也许是她自己还没习惯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脸红的人也许是她。他们是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很容易在婚嫁与生育问题上感到“羞涩”，乃至“羞耻”，仿佛结婚、生孩子，都是令人害臊的事情。
好吧，我的新上任的爸爸，他把我们送上小火车，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一天，我从医院所在的城厢镇，来到了位于曹路的我母亲的娘家，我的外婆家。
7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我的母亲在娘家坐月子。那间装满一屋子红木家具的卧室里挂着几幅毛泽东诗词，玻璃镜框镶起来的白色宣纸上，是龙飞凤舞的书法。大橱顶端的那一幅，叫《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有一句，“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还有一首《水调歌头·游泳》，挂在老式红木床的门脸上方，“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在陪伴妻子坐月子的日子里，父亲无数遍诵读镜框里的诗句。伟人的诗词中有一个字出现频率比较高，好吧，就用这个字吧，舒，就这么定了，他说。
在我还是一个幼儿园孩子时，我问母亲：姆妈，你是怎么把我生出来的？
她犹豫了一下：嗯——你是从姆妈肚皮里钻出来的。
她轻描淡写而又敷衍了事的回答并不能消除我的疑问：那我是怎么从你肚皮里钻出来的？隔壁三妹说，她是她姆妈上厕所的时候拉出来的，是真的吗？
她怔住了，半晌，没有回答我。我紧追不舍：那不就和拉屎一样了？
她白了我一眼，索性回答：对，就是拉出来的，说完转身去忙她的家务了，留我一人在原地发呆。隔壁三妹说，她被她姆妈拉到马桶里，然后，她奶奶把她从马桶里拎出来，把身上的屎啊尿啊洗掉，像洗一只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萝卜，洗干净了，用一块被子包一包，他们家就多了一个小毛头。三妹就是这样来的，我也是这么来的吗？
母亲闪烁其词的回答刺激着我的好奇心，我不能容忍自己是被大人从马桶里拎出来的，我知道，我是在川沙县人民医院出生的，怎么可能是马桶？可是我又想象不出，我是如何从母亲的肚子里钻出来的。童年的我，总是被这样的问题困扰，因为马桶的缘故，我隐约觉得，生孩子是一件丑陋的事。这样的问题，我却从未问过父亲，有时候，他听见了我与母亲的对话，也从不插上一嘴，但他会与他的妻子相视一笑，留我继续在原地疑虑重重。似乎，他们俩心照不宣地保守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孩子究竟是怎么来的秘密。
爸爸年轻时的样子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面容俊朗的男子，浓眉，双眼皮，薄薄的嘴唇，嘴角一弯，微笑。他总是穿一件蓝色卡其中山装，每天早晨，他骑着他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到离家6公里路的县城去上班，傍晚，自行车在“叮铃叮铃”声中回到我们狭小简陋的家。每个礼拜天，他会用自行车驮上我们去外婆家。我坐前面的三角档子上，母亲坐在后面的书包架子上，他夹在我和母亲中间，手握车把，眼看前方。他一边骑车，一边对他年幼的女儿指点着一路景色：舒舒，看见没有，河里有一只老牛在汏浴，这就是老牛，记住了吗？长大了还会记得爸爸带你在这里看到一只老牛吗？
幼年的我认真地点头，嘴里喃喃而语：老牛、老牛。
自行车后座传来母亲的笑声：她才多大？以后哪里会记得这些？你现在跟她讲也是白搭。
他不以为然：不会的，舒舒一定会记得，是吗？
幼小的我十分配合地继续点头，并且用我肥胖的小手指着那头在河里洗澡的水牛，更为响亮地叫嚷着：老牛，老牛，老牛……
我们的自行车穿行在公路上，两边是茂密的榆树林，风迎面而来。我小小的脑袋靠在他的胸口，闻到身后传来一股好闻的味道，那是他带着肥皂气味的汗香。眼前的景致闪掠而过，渐渐模糊，我一歪脑袋，靠在他起伏不定的胸膛上睡着了……后来，我有了一个弟弟，爸爸的凤凰牌自行车就要驮三个人了，我依然坐前面的三角档子，母亲抱着弟弟坐在书包架上。作为长女，我独享着他的胸怀。
我读小学时的一家四口
有时候，去外婆家，我们会兵分两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坐小火车，父亲一个人骑自行车，我们会在曹路火车站会合。也许只是为了省下一张火车票，可是在我眼里，那是一场浪漫的游戏。他在公路上骑车，我们坐在疾行的火车里，总会遇到公路与铁路并行的那么几段，我和弟弟趴在车窗口找他。他从不会让我们失望，是的，他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他来了，卖力地蹬着自行车，他与火车遥遥平行了，我们在前进，他也在前进。我挥手大叫：爸爸，爸爸——
他看见了火车上的我们，他一只手握着自行车把，一只手向我们挥舞着。我看到风吹在他脸上，吹得他并不长的头发像一茬迎风后仰的麦子。他微笑着，骑车的速度更快了，他似乎想赶着火车跑，可是，自行车还是渐渐落后了，他的身影越来越小，然后，被火车长长的尾巴遮挡住，看不见了。
然而，只要火车进入某个小站，短短的几分钟停靠，他就会追上我们，一出站，他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便又趴在车窗上拼命朝他喊：爸爸，爸爸——
是的，幼年的我，总觉得他是不会离开我的，不管我走到哪里，他都会紧随着我，一次次地赶上我，让我随时看见一个面带笑容的男人在与我遥遥相对的地方看着我。或者，他骑着自行车，指点着路边小河里的一头水牛说：舒舒，看见没有，河里有一只老牛在汏浴，长大了还会记得爸爸带你在这里看到一只老牛吗……
我读高中时的全家福
那头庞大的水牛，拥有一具迟缓蠕动的身躯，它从水里浮出宽阔的黑棕色背脊，牛头上的两只角朝向天边，弯弯矗立……是的，我记住了那头老牛，可他不再记得我。
爸爸，认识我吗？我看着他，再次伸出手，抚摸了一下他皱纹丛生的脸，以及左腮帮子下端的那颗黑痣：我是舒舒，你的“囡嗯”……
他似乎在看我，面孔朝向我，可是瞳孔里没有我的影子，目光一片空洞。他已经不记得我，他给的生命，他给的名字，他全忘了。曾经，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好朋友丁小丁密谋，我们决定改掉自己的名字。幸好我们没有成功，我还是叫着最初的名字。然而，在决定把伟人诗词中的那个字用作女儿名字的一瞬间，他想到了什么？他有没有想过，把他的理想与情怀赋予我的名字？抑或让我的名字承载他的寄托？可是，我从不知道他的理想和情怀是什么，他的寄托又是什么，他没有告诉过我，在他还能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只字未提。
刚工作时与爸爸的合影
你怎么能忘了呢？我看着他，心里涌起委屈：你让我不要忘了那头老牛，我没忘，可你怎么把我忘了呢？
他依然看着我，用他没有聚焦的目光，许久，无声地扭开脸，看向别处，像要躲开一个陌生人唐突的注视。
眼泪忽地涌出眼眶：爸爸，你这头老牛，老得也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