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决定转行，开始在电影工作室做实习生。”
“32岁，大龄未婚，决定出国读研，短短一生，要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在长期生活的社会文化中，我们常常被教导“什么年龄要做什么事”，放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专属名词描述这种现象——社会时钟。“社会时钟”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社会期望，它由某种文化赋予，包含了诸如婚姻、生育、退休等标志性事件，即应该在生活中的某个时间发生的期望。
拥有6.8万人的豆瓣“逆社会时钟”小组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尝试或已经打破“社会时钟”，希望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
一、如果不考虑钱，你最想做什么
2022年1月4日深夜，飞机轮胎触地带来的颠簸提醒着张欣，海口到了。4个小时前，她还身处北京。走出舱门的瞬间，一股潮湿的热浪扑面而来，裹着厚重羽绒服和加绒靴子的张欣意识到，穿多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张欣在当地一家民宿做义工，店家包吃住，除每天花3-4小时完成前台的工作任务，余下时间，她都可以自由支配。没过多久，来了一位北京的客人，一住就是半个月，她俩经常结伴出去玩。高大的椰子树、好吃的糟粕醋粉、抬头可见的蓝天白云，这一切都让张欣感到新鲜。
这段时间，26岁的张欣第一次意识到，她完成了一次与强势母亲在精神和物理上的断舍离。
张欣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从小被“鸡娃”，但她始终不敢告诉父母的是，自己不是学习的料。高考之后，张欣去了家乡天津一所普通院校，“浑浑噩噩”地过了4年。
2018年大学毕业时，在家里人的多次召唤下，张欣放弃了天津郊区一份有转正机会的实习工作，回到市区求职。但残酷的就业市场很快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多次挫败之后，她成为了“家里蹲”的一员。
张欣对自己的生活也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夏天到了，她想开空调，必须向妈妈请示，“她感到热了才能开，如果没有，就不能开。”
迫于压力，张欣主动找了几份工作，但都干不长，3个月已经是极限，“不太合适，我就撤了”。这样的日子偶尔会招来朋友的羡慕，但只有张欣清楚自己的无奈和痛苦。
“找不到自我。”张欣一句话做了总结。
31岁的高蕾对此感同身受。2020年，离开从事4年的地产营销后，高蕾重新陷入了刚毕业时的迷茫，“在人生这趟列车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或是自己给自己的定位。但我一直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没有持续想要投入的事情。”
6年前，为了避免面临在北上广生活的压力，硕士毕业的高蕾决定去成都工作。在去成都的航班上，周围人都说着四川话，长期生活在吴语区的高蕾满脸惊奇，有一种提前体验在“休闲之都”生活的兴奋感。
高蕾的家乡温州地方不大，从南到北，坐公交车也仅需要半小时，但房价却是2-3万/平方米。决定去成都工作前，高蕾来旅游过一次，对这里一直有好感，而成都房价远远低于温州，城中心也才一万多。
抱着“大有可为”的愿景，高蕾只身来到成都，学对外汉语的她，进入一家广告公司负责营销方案，甲方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开发商。
这份工作满足了高蕾对白领的所有想象。身着小西服，脚踩高跟鞋，点开精心制作的PPT，面对房企客户，妆容精致的她滔滔不绝，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
“大街小巷都张贴着自己做的广告，还能登报。”刚工作的一两年，走在大街上，高蕾会兴奋地拍下来，发给家人或朋友看。
夜晚来临，成都大街小巷的串串、麻辣烫店铺撑起摊子，开始营业，人头攒动。这份烟火气，正是当初成都吸引高蕾的地方。但现实却是，这座城市的夜生活与她无关。
高蕾被限制在格子间里，一个接一个地制作PPT。在日复一日地熬夜加班中，初涉职场时的成就感和升职加薪带来的刺激，也被日渐消磨殆尽。再回忆起当年的高强度工作，高蕾嘴里不停地蹦出“离谱”。
2020年疫情发生后，房地产行业受到不小的冲击，高蕾决定换行，随后进入餐饮行业从事品牌，但这份工作只是为了糊口，职场关系的微妙和日常的琐碎，都令高蕾感到反感。
在张欣动身前往海南前，高蕾做出了裸辞的决定。那时候，餐饮公司刚搬迁到新办公室，甲醛味还未散去，“刚待了两天，眼睛就开始痛”，第二天，逮住机会的高蕾提交了离职申请，再也没有回去。
“如果不在乎钱，最想做什么？”高蕾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逆社会时钟”小组里，有人已经有了答案，有人还在寻找。但这并不是一道数学题。
做出“逆社会时钟”选择的人，一定程度上，都有对原先生活或工作的不满，亦或自我意识觉醒之后，能更坦然、自信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哪怕这个决定，需要有打破“社会时钟”和冲出原有生活樊笼的勇气。
二、义工、影视实习生和歌手
张欣的答案是，边工作边玩。她更愿意称之为“旅居”。
上大学时，张欣就听说可以出国做义工，还可以借此机会旅游。当时，她也只能想一想。去年12月，看到海南一家民宿店的义工招募信息，倍感压抑的张欣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通过申请后，她揣着2000块钱就飞到了海南。
张欣在海南度过了一个人的春节，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春节前，海口家家户户门口都摆放着一盆金桔，张欣感到不解，跑去问民宿老板，老板告诉她，这是当地的习俗。“这与匆匆忙忙去一个地方旅游，感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张欣兴奋地说。
裸辞后，高蕾歇了几个月。那段时间，她自己做饭，一天三顿，花几个小时打扫房间，天天去健身房运动，时隔多年，重新有了规律的睡眠。
一个平常的傍晚，在马路上溜达了一小时，高蕾回家洗完澡，已经9点多，此时，她的朋友们还在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加班。那一刻，高蕾有一种对自己掌控生活主动权的幸福感。
今年4月，高蕾偶然看到一家电影工作室招聘实习生，这唤起了她对电影的向往。以前，心情抑郁的时候，高蕾就买一张电影票，钻进黑乎乎的电影院，当电影屏幕亮起来时，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上面，不会再想起任何不开心的事情。
面试很顺利，31岁的高蕾成为了一名实习生，另外两名实习生是大四应届生，他们将一起负责一部纪录片的素材整理工作，片子主要讲述的是，两个艺术家用5-6年的时间，去教一群聋哑儿童学习音乐的故事。
片子已经拍了几年，视频素材加起来有好几百个小时，高蕾需要观看这些素材，重新做场记。
“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素材也是一天一天的。记录的小孩在一天天长大，好像跟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会经历他们的成长和苦恼。”高蕾说，几百个小时的素材，很久才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大部分时间都很平常，就像生活本身，其实很简单，没有太多急躁的东西。
“回观自己的这几年，没有大起大落，也很平常。人生本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更不应该把时间花在不快乐的地方。”观看素材的过程中，高蕾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和治愈。她说，现在的自己活得更自洽了。
在这群电影人的语境里，似乎不存在“社会时钟”的概念，他们往往会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去蹲守一个人拍摄，剪辑完成后，再去参加各种影展，花在一部电影上就是很多年。“没有人会觉得值不值，大家只是去做一件想做的事情”，对此，高蕾倍受震撼。
对于郭晨阳而言，如果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音乐。去年8月，在当了4年多社畜后，郭晨阳在社交平台分享道：“实在觉得拿起吉他更像自己一点。”
从小，郭晨阳就喜欢唱歌，一路参加各种比赛，但高考时，她没有选择音乐这条路，而是去读了一个文科专业。毕业后，辗转几家公司，做着不喜欢的工作，郭晨阳常常被无意义感包围。在男朋友的鼓励下，她辞掉了大厂外包的工作，专心做音乐。
当时，大郭晨阳好几岁的男友已经辞掉工作，过上了离群索居的日子，终日画画。和郭晨阳一样，男友也非科班出身，完全是出于兴趣。在郭晨阳看来，男友是“庞麦郎式”的人物，他们在追求某种东西上的本质是一样的，近乎疯狂。
“现在的人都太胆小了，想的比做的要多。”男友在热爱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敢，带给郭晨阳很大的触动，这也是最吸引她的地方。
大二那年，听完学校乐队一名吉他手自己写的歌，郭晨阳心潮澎湃，觉着写歌也没有那么难。不久，她买来一把吉他，刚学会弹两个和弦，就开始了创作，“音乐创作就像诗人写诗、作家写作，把情绪表达出来，只是载体不一样”。
日本作曲家、歌手坂本一龙曾在自传中提及，写歌时一度认为自己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转世。听到自己做出来的音乐，郭晨阳会与坂本一龙的这句话产生强烈的共情。
采访的那天下午，郭晨阳刚刚完成了一首歌，整个人还沉浸在作品完成的喜悦之中。这首歌里，只有一个字“哎”。她想通过这首歌，来表达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疑惑和无奈，“每个人似乎将梦想和现实的界限，画得泾渭分明，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也是在现实中，我也是在生活。”
通常，郭晨阳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8点半的闹钟响起后，猫咪会上床蹭她的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她会抱着猫再眯一会儿，起床吃完早餐后，开始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吃了午饭，继续做音乐，到下午4、5点钟，她会和男友出去骑车或打网球。
有一天，打完网球，他们钻进街边的一家面馆，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两瓶啤酒，边走边喝。“我们会永远这样吗？”郭晨阳看着男友，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这是她幸福感最强的时候。
三、钱用完了怎么办？
在海南待了一个月后，民宿老板给张欣介绍了苏州一家店，他们正缺人。当时张欣身上的2000元已经花了个精光，无奈跑去兼职赚够机票钱才离开。
落地不久，苏州疫情爆发，张欣被困了几个月，甚至吃不起饭。
做出“逆社会时钟”选择的人，都逃不过钱这个话题。
郭晨阳准备辞职时，同事怀着打量的语气问她，家里是不是很有钱，这一度让她感到苦恼。郭晨阳也会想一个问题，钱用完了怎么办？但很快，她又打消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进一步思考，“毕竟现在钱还没用完”。
起初，高蕾偶尔也会因为没有收入而感到焦虑。“工作了这么多年，给自己放个假怎么了？”她学会了自我排解。
半年过去了，由于需要自己交纳保险等开销，一个月下来要花好几千块，而电影工作室的实习工作，也将在3-4个月后进入尾声，高蕾近期正在重新看工作机会。
为了不让出国读研的计划，因为钱不够而“泡汤”，32岁的李桐，已经准备好了25万。由于申请的国外学校都是免学费，两年下来，支付生活费绰绰有余。
做出“逆社会时钟”的决定后，受访者均降低了对物欲的需求，温饱之外，减少了不必要的额外开销。但钱只是一方面，当做出有悖于传统和主流的决定时，他们或多或少地在心里做过一番斗争。
在李桐原先的计划里，30岁之前要完成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从来没有想象过其他的可能性。2021年年初，和当时在国外工作的男友分手后，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李桐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公司敲完代码，晚上回到家，李桐就开始哭，甚至吃了抗抑郁的药。精神几近崩溃后，李桐提了离职，决定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我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当逐渐放弃了一定要结婚的念头后，李桐觉得人生似乎变得开阔了起来，曾经产生过留学的念头也随之冒出。起初，李桐准备去香港，考虑到仍然没有脱离东亚文化，中途，又将申请改为欧洲国家，最终决定去意大利，并拿到了高校的offer。
做出留学的决定时，身边出现了很多不理解的声音，这些声音里面，更多的是对李桐大龄未婚身份的质疑。放以前，李桐或许会动摇，“思维跳出来以后，他们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我已经不在乎了。”
一切顺利的话，明年秋天，33岁的李桐将出现在意大利，成为一名研一的学生。李桐想好了，到时候，她要骑着自行车像大学时一样，在当地的街区瞎逛，然后窜进街边的小店饱餐一顿。
在苏州，尽管拮据，张欣还是拥有了新朋友。一天，临近中午，朋友默默地点了两份外卖，张欣清楚，这是为了照顾她的自尊心。“家里蹲”的时候，张欣与家里人和朋友都很疏离，但在那一瞬间，她内心感到一阵暖意，“重新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苏州民宿店老板提供给张欣的工作，做4休2，正常上班有了收入，她将能负担自己的生活。最近，张欣开始想象如何打理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铺，她自己都感到意外。
有一个理论认为，现代人的实际年龄大概是生理年龄的七成。按这个理论，高蕾算了一下，自己今年也才21岁，她想重新找到热爱又擅长的事业，“多年后，再回看，还是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高蕾希望能从事影视策划或纪录片方向的工作。
不久前，郭晨阳的音乐终于被发现了。一家专门挖掘音乐人的平台“街声”找上了郭晨阳，还签署了版权代理协议。那一天，郭晨阳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感觉，她拉着男朋友买了两块雪糕庆祝。
（除郭晨阳外，文中均为化名，作者：刘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