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泽湘、高文、沈向洋早年就熟识，现在都回国发展，而且都来了深圳！”7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及与几位“老朋友”“不约而同相聚在深圳”，无不感慨其中的“机缘”和“巧合”。
翻开这四位“大咖”级人物金光闪闪的履历，他们在人生不同阶段各自辉煌，发展轨迹却有不少“交集”。徐扬生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沈向洋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认识，因为相同的研究领域，当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做教授的徐扬生推荐沈向洋到该学院攻读博士。高文到该校做访问学者也是徐扬生引荐的。李泽湘1979年曾公派赴美留学，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本科，因为常回学校，所以他们经常聚在一起。
“我们四个之前都不是深圳人，但是我们都喜欢深圳！”徐扬生说。
李泽湘与深圳结缘是在上世纪90年代，1999年身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李泽湘在深圳创办了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如今又成为深圳科创学院发起人，是“学院派”创新创业代表，成功孵化出大疆等知名企业，常年在深港莞三地工作生活；徐扬生2013年来到深圳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并成为创校校长至今，成为深港科教研合作的推动者、实践者；高文2018年3月来深出任鹏城实验室主任，带领实验室建成被称为人工智能“超级大脑”的“鹏城云脑”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沈向洋2020年11月来到深圳，他担任理事长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致力于在深圳打造更多数字经济产业，引领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走向新高度。
徐扬生告诉记者，深圳最吸引他们的地方有三点：第一是移民城市的开放包容；第二是年轻城市的激情活力，鼓励创新的氛围非常好；第三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机制运行得很好。“这三点不仅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科研领域也是如此。这是深圳永远的号召力。”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这些年，深圳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孕育了众多创新载体，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系统重构优化人才政策体系，形成了新的人才聚集高峰期。仅2021年新引进高层次人才4500人，新当选的两院院士4人，新增全职院士20人，目前全职院士总数达到77人；31人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达34.6万人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天的深圳，正加快成为全球优秀科学家和创新人才的向往之地。四位“大咖”在深圳聚首，正是其中的一个生动缩影。
四位“大咖”缘何选择深圳作为延续辉煌履历的重要一站？一起来看看他们与深圳的故事。
李泽湘：
下一个世界级硅谷最可能在粤港澳大湾区
“二十年前，我们想要做的，甚至根本没想到的，今天都变成了现实。”2020年，荣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以下简称“40年40人”）的李泽湘这样感慨。
李泽湘1983年从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获得电机与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1992年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出任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之后创办了自动化技术研究中心和机器人研究所。
1999年，正是香港回归祖国后深港两地合作关系快速升温的时期，李泽湘来到深圳创办了固高科技有限公司，先后孵化出了大疆、李群自动化、逸动科技等知名科技公司。
大疆的崛起可以说源于李泽湘的一次探索。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开设了一门机器人比赛课程，通过8个月“魔鬼式训练”，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尤其是学会运用深圳的供应链来打造产品。这门课，汪滔修了两次。2006年，汪滔随李泽湘读研时创办了大疆，利用深圳良好的科技创业环境和产业链优势，再结合香港的创意和与世界密切联系的网络，短短十余年让大疆成为世界领先的无人机企业。
在美国，李泽湘曾近距离观察硅谷，一窥高科技公司背后的创新秘密。而下一个世界级的硅谷最有可能出现在哪里？李泽湘认为是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科技大学在深圳等地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想复制硅谷模式。
还在香港教书时，李泽湘就看到了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的潜力。“很多人研究硅谷，都把硅谷的创新体系归功于创新环境，即政府的支持、科技创业园、大学的合作、文化氛围等。实际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这些因素都具备的话，大批创新企业就会冒出来。整个珠三角北岸，尤其是深圳，在华为、腾讯这样的龙头企业带领下，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越来越多地冒出来。”
“要干一番事业，到深圳、松山湖去。”李泽湘常激励学生。从汪滔开始，香港科技大学学生接踵回内地创业。李泽湘相信，广深莞及周边过去40年发展起来的供应链体系，为学院派创业者提供了巨大支持。“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完整、反应最快、性价比最高的供应链生态，硅谷的创业者都会来这边完成产品迭代。”
近20年的履历，让李泽湘成为了“学院派”创新创业代表。被称为科创界“扫地僧”的他，陪着学生一起拼搏创业，在圈内，李泽湘开创的“导师+学生”的天使投资模式，颇具影响力。
“深圳给全世界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和十几年前相比，如今整个创业环境、人才培养环境、创新生态都要成熟很多，大家在被誉为‘奇迹’的深圳速度下工作、生活，相信在这里会培育出一大批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有影响力的科技公司。”李泽湘说。
如今的李泽湘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深圳科创学院发起人，这是一所全新机制的创新人才培养学院，他要把自己多年来在香港高校以及创业孵化道路上的经验总结起来，分享给更多有志于科技创业的年轻人。
“深圳的发展已经到达了另一个高度，必须要通过机制创新、突破思想观念，注重理论知识和产业实际的结合，提高本土自主培养一流科创人才的能力。我将继续做好创新人才培养的工作，尤其是要注重激发年轻人的创新能力。”
徐扬生：
办好中国人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
上世纪90年代，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毕业的徐扬生比李泽湘晚十余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学校计算机学院机器人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和空间机器人实验室主任。1997年香港回归，一直心存故土情怀的徐扬生放弃美国优厚的科研条件和待遇回国，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与李泽湘“路径”相似，徐扬生回国后最早也在香港高校任教，又都因深港之间深化合作而来到深圳，成为深港合作扩展到教育、科研等更广领域的直接践行者和推动者，同为深圳“40年40人”荣誉的获得者。
2006年，深圳建立“深港创新圈”的规划，让徐扬生关于深港合作办学的思考逐渐清晰明朗。科技创新的背后是人才，人才的背后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深圳需要创建一流的国际化研究型大学作为科技创新的人才和学术支持。参加了当年4月深圳市政府组织的“深港创新圈”研讨会之后，徐扬生着手起草了香港中文大学与深圳合作办学的方案。
2013年，徐扬生来到深圳，担任港中大（深圳）创校校长。回忆这段经历时他曾“透露”，虽然为港中大（深圳）的筹建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但是对于要不要担任创校校长，他也有过犹豫。他是学术出身，要做科研，如果当了校长，行政事务会占据大量时间精力。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的，是在一个关于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典礼上听到的一句话。“我前面那位金融专家在演讲结束时说，辛亥革命后这100年，也是‘海归’效力国家、民族，致力中国现代化的100年。这句话对我刺激蛮大的。100年就这么走过来了，下一个100年怎么办？我当时就想，自己该做的，就是好好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
除了“办好中国人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感，促使徐扬生挑起港中大（深圳）创校校长重担的，还有“未来”——深圳科技创新、教育迭代发展的美好未来，深港融合发展的美好未来。
徐扬生常常提起，从深圳市委市政府到龙岗区，都给予了港中大（深圳）无条件的支持。当初深圳确定了几块备选校址给港中大选择，西丽留仙洞附近的一块地是主要意向，但是徐扬生在实地考察后更中意龙岗大运城附近，市政府便接纳了他的提议；学校在创办初期教职员工中午没有吃饭的地方，龙岗区便安排区政府食堂的大师傅到学校去掌勺……这些大事小事，都反映了深圳对于吸引优质资源、引进人才的迫切和实打实的服务。
香港坐拥5所世界百强大学，众多港校人才纷纷寻求机遇到内地发展，而一河之隔的深圳，对优质教育资源及人才非常渴求，同样寸土寸金，却有极大魄力给足高校发展空间和资源，这对香港和内地而言是一次“天时地利人和”的双赢机会。时代潮流奔涌向前，个人事业发展的选择，因时顺势，水到渠成。
2020年秋季开学时，深圳经济特区刚过40岁生日。徐扬生为学生们送上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来了就是深圳人”，他自己也自豪地以深圳人的身份欢迎新生们的到来。
不久前，在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行政楼二楼会议室内，徐扬生挥毫写下“大湾区 大发展”六个大字祝贺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徐扬生说，粤港澳大湾区必将走向大融合大发展，在下一个20年，深圳将成为全球的国际人才中心、创新科技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在大湾区的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引领者”角色。“我们需要一流的国际化研究型大学为大湾区培养引领者，这样的学校，最有可能出现在深圳。”
高文：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战略科技力量
在徐扬生北上深圳决心“好好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几年后，高文也南下深圳，开始了一番新的“打拼”：广东启动建设首批省实验室后，2018年3月，高文来到深圳，成为鹏城实验室主任。“自我的科研生涯开始以来，投入心力最多的是鹏城实验室。朝着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我们尽可能地发挥最大力量，将鹏城实验室建成世界一流的战略科技力量。鹏城实验室的责任就是解决一些问题、做好一些积累、形成一支核心队伍。我坚信这件事是能做成的。”
这些年，深圳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加快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为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深圳力量。
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家战略担当作为的共同使命感，或许也是“大咖”们选择深圳的理由之一。
去年3月，鹏城实验室成立3周年之时，已初步建设了“鹏城云脑”“鹏城靶场”“鹏城云网”“鹏城生态”等四大科学装置，高文当时曾表示“已经达到了既定的目标，目前已经成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实验室将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长远目标与重大需求，开展领域内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力争产出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创新成果。”
今年4月，“鹏城云脑Ⅱ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AI集群软硬件系统”的技术验收与成果评价会在深圳举行。参会的计算行业领军专家一致认为，“鹏城云脑”不仅实现多项指标全球第一，还为“中国算力网”的建设作出有益探索。
这是我国在国际AI技术竞争主赛道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深圳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鹏城实验室的最新成效。
对于正积极挺进基础创新、源头创新“无人区”的深圳而言，拥有一家高水平实验室，特别是一家能够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实验室尤为重要。鹏城实验室的快速发展不仅将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未来，实验室联合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协同作用，其发挥的空间将会更加广阔。
沈向洋：
科技“大咖”深圳谱新篇
沈向洋是4位“大咖”中新晋的“深圳人”。
2019年，沈向洋从微软退休后，在当年的告别信中这样写道：“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已经是时候去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去探寻超越微软、超越商业的新挑战；去思考为产业、为下一代计算科学领域的研究员和工程师们，还能多做些什么。”
2020年底，一家名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的国际化创新型研究机构在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成立，沈向洋任理事长。此时，沈向洋“新的篇章”正式亮相。
那一年，在深圳举办的首届全球创新人才论坛上，沈向洋和高文同台演讲。当时他给论坛、给深圳写下的寄语是“The world needs a few good ideas”（世界需要一些好想法）。
在沈向洋看来，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都具有创业者的基因。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企业的深度参与下，他希望研究院将来可以打造一个创新闭环，为社会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研和产业人才。
在深圳“创业”一年多，沈向洋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像“创业者”一样忙碌的人，但因为心中有梦想，却也干劲十足。“要实现心中的研究院，最终就是要用‘科学家的头脑、企业家的素质、创业者的精神’来推动。”
沈向洋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在 2021研究院大会上，沈向洋携研究院的科学家“一口气”发布了六大产品。沈向洋说，做技术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在新技术不断蜕变的同时，要保证新技术能落在实处，作用于每条产品线上。
“世界上真正了不起的技术如同魔术一般，这是我最喜欢的话。”沈向洋认为，归根到底，技术创新是最具颠覆性的。
10日，正在香港出差的沈向洋也向记者回忆起4人的相遇相识：1990年他第一次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ICRA（国际机器人和自动化大会），当时会上的中国人特别少，就遇到两个中国人，一个是徐扬生，一个是李泽湘。1993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士期间，他接待的来自国内的第一个访问学者就是高文。
“现在我们四个老朋友都在深圳。”沈向洋感慨地说，深圳对人才非常重视，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的很多科学家，也都是从五湖四海来到深圳的。现在的深圳有很好的产业环境，也越来越有学术氛围，相信合适的水土未来会培养出一批了不起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