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王雅淇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这一年，从广州一所省级小学轮岗到市级小学二年级的李玲面临很多新的困难。不知道是否因为自己太过年轻，无论是在教研活动上的发言，还是经验座谈分享的内容，她的声音落下，就没有其他声音再接上，她只能私下一个个劝说身边的年轻老师“不要躺平”，分享可以参加的比赛和活动，期待“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轮岗老师会在学校里被称为“后妈”，为了让家长信任自己，从开学第一天起，李玲就抓住一切机会拍照，早读到放学，时刻拿着手机，专门抓拍表现好的瞬间，全部发在家长群里，目的就是“关系先行于教育，把家长打动，后面才好施展活动”。
和李玲一样，很多轮岗教师感觉自己“踩在软泥”上。2021年开始，为了平均各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全国多地开始推行或强化教师轮岗。忽然之间，流动加速了。一个学期过去了，他们努力调整这种落差，把教好学生当作最重要的事，因为“（在编教师）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突然被搬来的砖
去年9月，轮岗教师梁琦到新学校报到的前一天，村子里下了一场雨。学校门口未完工的土路变得坑坑洼洼。她进大门，首先要踩过一片陷进泥地的蓝色钢板。这种走在软泥上的感觉，从她开始轮岗的第一天就伴随着她，接下来，无论是进课堂、办公室还是去家访，梁琦总是会产生类似的感受——使不上劲。
新学校音乐和美术教室常年锁着门，积了厚厚一层灰。校长“按着脑袋只说成绩”，但现实是学生们的成绩远谈不上好，就拿梁琦接手的四年级语文来说，全年级只有一个47人的班，其中20人在优秀线以下，3个徘徊在及格线，1个每次都考20多分。还有两个智力障碍儿童，会写的只有名字，不计入总成绩。有时在梁琦上课的时候，一个不留神，他们俩就会爬到一起去剪课本。
村小的设施不比乡镇差，每间教室都配备投屏、推拉黑板、青蓝色的干净桌椅，但站在讲台上，梁琦却要面对很多陌生的提问：
“老师，‘过街天桥’是什么？”
“我们这儿难道不是‘市区’吗？”
梁琦还发现，每个学生的桌兜里，都塞着“揉成蛋”的卷子，即便设施不错，她的教学仍要从展开这些皱巴巴的卷子开始。她很想把四年级还写不好拼音的学生留下补习，但是，留堂在这里也需要承担风险——同班的数学老师把学生留下讲题，刚过十分钟，等在门口的孩子爷爷就闯了进来，手扶门框，酒气熏人地指着数学老师的鼻子骂：你怎么还不让我娃回家？
到了早上，家长们的心情又好像截然相反。刚过七点半，学校门口就会出现电动车的颠簸声和刹车声，早自习前半小时，着急进城打工的父母已经匆匆把孩子载来，有时客套地撂下一句：“孩子交给你了，要打要骂都行，咱就让他学出个样来。”然而一转头，梁琦在家长群里发布当日作业，只零星收到四五个回复。
一切都让梁琦无所适从。
上个学年，她还在北方某乡镇小学教书，就在2021年秋季开学的前一天下午，她突然接到副校长的电话，被叫去学校。办公室里，领导告诉她，新学期要派她去车程二十分钟外的村小轮岗，原因是对方急需一名在编老师，村子又刚好离她的老家很近，区教办直接选派了她。
当时，梁琦已经和原本要教的三年级3班见过了面，写了一百多页备课笔记，擦拭过教室积攒了一暑假的灰尘，“手上还沾着搬新课本的味道”，但这些一下子都白费了，只能当晚重新备课到凌晨两点。
梁琦的情况在本校相对特殊。此前，每年的交流轮岗名额大多为老师自愿申请。在江西一所市区示范初中教了十年英语的吴杨就是这样，2019年学校首次发出轮岗通知时，他第一批申请去了两小时车程外的县级中学，因为交流经历是职称评比的必要条件，他想趁着没有孩子，再为晋升教研组长努把力。
但就在梁琦被派去轮岗的同一年，若将范围扩大到全国，会发现，像她一样突然被派走的老师不算少见。2021年，为了配合“双减”，平均各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全国多地开始推行或强化教师轮岗：上海在1月启动三个区的试点，要求“每位教师10年内须有规定的流动记录”；北京在2021年8月宣布“3年左右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干部教师100%交流”。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奕曾将新政策解释为，把“由强到弱的线性流动”进化成“大面积、大比例地进行学区内和集团内的干部教师交流”。于是，忽然之间，流动加速了。
很多人都和梁琦一样，难以掌握自己流动的方向。一位在深圳中心学校有20年教龄的老师告诉我，她和同校的20名老师在2021年秋季开学前一周毫无征兆地接到领导电话，被告知新学期需要前往其他学校教课。有的老师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轮到自己，以为是做错了什么事，“当天都失眠了”。
也有的老师愿意轮岗，期望有一次锻炼机会。在广州，一名省级示范校的小学语文老师在得知必须参加轮岗后，决心支援薄弱学校，但是对方因为多年没有招过新老师，不存在必须交流的人选，老教师也嫌省级学校太累，不愿意来，双向的互换无法达成，她只能去一所差别不大的学校度过一年。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梁琦被校长和副校长开车送去上课，领导们向村小夸她能力强，梁琦感觉，领导好像在说“可以放心使用”。就这样，她带着还在哺乳期的孩子，搬到乡下爷爷家。每天中午，她有一个小时赶回家喂奶，扒拉一口饭就回去上课。原学校和她商量好，轮岗一年，评比加分，没有补贴，梁琦有点委屈，但接受了。她说自己只把教好学生当作最重要的事，因为“（在编教师）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典型的轮岗都是从高向低流动。比如从乡镇学校轮岗到农村学校，或者从省级学校轮岗到市级学校，因此轮岗教师面临着巨大的落差。
在梁琦教学的乡镇，一共有七所小学，之前的学校是其中最大的一所，全校共有140名老师，一个级部有八九个班。新学校的老师则只有17名，梁琦所在的四年级连平行班都没有，每次教研会议都是校长带着一到五年级一起开。
曾经在原学校，梁琦和另外七名四年级老师共同总结过写动物作文的“三把金钥匙”：给小动物起一个好名字，给它一副好样子，写一个好故事。梁琦想把这个框架带到新学校的教研会上，却发现共同开会的低年级根本用不上，因为一二年级的学生只会看图写话，甚至自己的班级也和之前有很大差距。一次，她收来作文，翻看到一张方格纸上写满了“哈”，几百个“哈”在她眼前晃，她拍了张照，默默发了小红书。
每天来到教室，班里总有十几个学生不交作业，不管问什么，都是瞪着眼睛摇头，呆呆地说“不知道”。
坐在第一排讲台边的是一名男孩，语文还没有考上过30分，叫他写汉字，他就摔打起书本，眉头揪成一团。之前教过他的语文老师告诉梁琦，男孩的家长过于溺爱，上学期冬天，父亲还来陪读，结果只是叮嘱了一句“好好写字”，就被男孩跺了几脚。老师忙去劝阻，父亲却笑着说：“不疼啊，不疼。”
与之相反，倒数第二排女孩的家长又过于严厉。有天上午发下试卷，女孩考了九十多分，下午再来上学，梁琦看见她低着头流眼泪，一问才知道，母亲看她没有拿一百分，就把她打了一顿。还有在教室的第二排，有名学生总是眯着眼睛看黑板，梁琦已经和他的家长沟通数次配眼镜，对方却不为所动，梁琦只能把学生一排一排往前调。
做班主任的同事提醒她，不要和这里的家长走得太近，有些家长觉得教师工资赶不上一天出去做建筑工的钱，会瞧不起他们，双方最好是保持一种“互不打扰的关系”。但为了把原学校的“家校共育”理念带过来，梁琦顶着被骂的风险，一遍一遍给家长们打电话，有些家长发现孩子的成绩有提升，会开始配合，可惜更多的时候都会碰壁。
今年三月底，因为疫情，全班上网课，梁琦在屏幕里看到很少有学生像县城的孩子那样坐在书桌前，大部分都是在卧室或平房堂屋的茶几上，一旁还总传来家长看电视和打牌的声音。一次，她提问一个男孩，翻到对方的屏幕，却不见了人，只剩他奶奶拿着“扫帚疙瘩”冲着镜头喊：“不听课啊，又跑啦！”她给孩子母亲打电话，对方却说：“这个孩子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他就这样了。我不能因为这一个孩子全家人都不活了，老师你愿意管就管他，不管他拉倒。”随即就挂了电话。
从广州的一所省级小学轮岗到市级小学二年级的李玲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原学校的孩子对她更亲，即便已经不教课，教师节的时候还是收到了家委会发来的祝福视频和贺卡，她赶快组织新学校的学生给之前的老师做了同样的事。在李玲周围，轮岗老师会在学校里被称为“后妈”，为了让家长信任自己，从开学第一天起，李玲就抓住一切机会拍照，早读到放学，时刻拿着手机，专门抓拍表现好的瞬间，全部发在家长群里，目的就是“关系先行于教育，把家长打动，后面才好施展活动”。
之前她所在的省级学校，一个年级有12个班，几乎已经满员，老师组织一次公开课教研，需要在不同的班级试讲四遍以上，每次由不同的老师帮忙听课，提出修改意见。而在市级学校，一节公开课只需要修改一次，听课的老师也很少说话。尽管校长在她来之前嘱咐，要尽力为新学校带去帮助，可李玲发现，不知道是否因为自己太过年轻，无论是在教研活动上的发言，还是经验座谈分享的内容，她的声音落下，就没有其他声音再接上，她只能私下一个个劝说身边的年轻老师“不要躺平”，分享可以参加的比赛和活动，期待“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去江西乡镇中学轮岗的吴杨告诉我，轮岗的效果绝不能只从教学的效果来看，而且轮岗的效果也不是老师一方面能决定的，它是老师和家长、学校、学生共同配合的结果。走在乡镇学校的走廊里，吴杨身旁的白墙刷着一半黄漆，他感到窄窄的过道总是静悄悄的，就像乡镇学生的性格，不爱多说话。
吴杨教初二英语，之前在城里带学生读书虫系列和《哈利波特》，在乡镇只能教课本，作业批过一遍，很少有人能一遍改对。吴杨去轮岗的乡镇，初中升普高的比例大约在百分之六十，读不上普高的大多会去职校。
之前，他问城里孩子的未来目标，有人回答“上清华北大”、“开汽车制造工厂”。有一次，他把这个问题抛向乡镇的孩子，最终只听到有人在一片沉默中说了句：“不拖后腿。”
有时吴杨站在讲台上，感觉班里的学生们有很明显的“阶级差异”，就像“白领、蓝领、工人、喝西北风的”。虽然大家混坐在一起，听一样的课，但那些没有升学意愿、“喝西北风的”学生并不在吴杨管理的范围之内，他们有一次甚至在班里主动“消失”了。
那是在上英语课前，吴杨拿着试卷进到班里时，突然发现教室空了一块，一问才知道几个学生逃课去约架，走之前还把桌子也从教学楼的天井扔了出去。
“几个孩子天天拿着一个棍子，其实我自己也害怕。”吴杨告诉我，这些学生他不是不想管，而是不敢管，“我只是一个轮岗老师，就那样随他去了。”
在学生的眼睛里
教师轮岗本身并不新鲜。早在2000年，南京就率先开展过，福州、哈尔滨、武汉、北京密云等地在2010年以前也开始尝试。随着教育部2014年出台《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轮岗开始在全国县域学校间广泛推行。这种形式在老师们眼中等同于“支教”，吴杨说，他们学校“文件上写的就是支教轮岗”。
一位在华北平原研究教师轮岗的博士张峰向我这样解释它们的区别：“从学理上来说，或者从我们的定义上，轮岗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它包括了很多种教师流动的形式，支教是其中一种。”他说，每种轮岗形式的区别主要在于实施的地区和流动的范围，有从东部向西部，也有从城市到乡镇，还有区内学校间的交流，而且每种形式都有不同的目的。
但是，当我们抛开这些，把教育的主体放回学生身上，轮岗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这个问题是江苏语文老师周晴提醒我的。她说，当她没有把自己当作轮岗老师的时候，结束的一刻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件“残忍”的事。
2020年8月31日，她接到一所学校的聘用通知，在一名原计划去轮岗的老师突然辞职的情况下，学校紧急录取她，并希望她在次日开学直接去轮岗。于是，成为一名轮岗老师的第一天，其实是周晴做老师的第一天。第一届学生对一名老师来说意义非凡，巧的是她带的学生刚好也是初中一年级，双方都是全新的开始。
只准备了一天，周晴就“两眼一抹黑”地上任了，甚至初上讲台还把高跟鞋卡在了地板缝里，跟学生说了句“不好意思，拔下鞋”，就在地上蹲了半天。她没有向学生介绍自己是来轮岗的，又因为年纪轻，很快就和大家亲近起来。学生不喊她“周老师”，直接喊“周姐”，时不时要和她开玩笑：在年级大会上突然集体向她鞠躬，或者一起等在厕所门口，她一出来就鼓掌。
周晴分到的班级入学成绩不算好，她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语文不考倒数，一年下来成功地把班级成绩带到了中游，更重要的是，一群正处在叛逆期的孩子和她形成了极其融洽的师生关系，班里最不爱说话的学生会主动找她看作文，隔壁班的同学起了矛盾也要她去评理，偶尔周晴一个眼神过去，学生就会明白她想换垃圾袋还是扔废纸，笑嘻嘻地跑去帮忙打扫卫生。周晴说，这都是因为“他们看得出来谁是真心对他们好”。
初一期末，有学生满怀期待地问她初二还教不教他们，周晴迅速回答“不要多问”。等到学生再去办公室帮忙打扫卫生，却发现她的桌子已经空了。
原本周晴觉得，新学期开学后，学生们就会迎来新老师，忘记她，直到有天她打开之前班级用过的电子信箱，发现里面写满了留言，还有女孩专门找到她的微博账号，私信说：“如果思念有声音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听见。”
周晴的眼泪往下掉，不断地回想起之前她上给学生上课，讲“杨花落尽子规啼”，人生总有离别，可是却忘记了自己的工作从一开始也是可预期的分离，而她的学生们则要在成长的关键时期猝不及防地面对这场离别。
如果这种分别被重复了很多次会如何？
梁琦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可能的结果。在她接手村小四年级的班级时，她已经是孩子们的第六个语文老师了。她看向学生的时候，总能在眼神里感受到一种“表面的尊敬”，具体可以分解为“畏惧”和“永远期待下一个”。
梁琦解释说，村小老师换得快，因为有太多无编制的代课老师。她所在的这所村小，全校17个老师中有8个都是代课老师，来这里为以后考编制积累经验，最多只会待一年半左右，而且代课老师的待遇并不好，月工资1600元，四个月一发，有时还延迟，学校缺老师就成了常态，像她这样的轮岗老师就是区里派来“填坑的”。之前在乡镇学校，语文老师就负责教好语文课，但来了村小，所有的语文老师都兼教道德与法治，课下还得管教务，比如挨家挨户地联系学生交保险、检查学校里有没有人抽烟，“就是个在校保姆”。
上述研究轮岗的博士张峰告诉我，他调研的区域，家长们只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有口饭吃”，班里的很多孩子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就直接去山上种板栗和苹果，所以学校“只要把他养成以后不会危害社会治安的人就好了”，只有老师们不放弃学生，他们表现出极强的责任心，这是一种“非常单纯”的情感。
梁琦常对身边扎根在村小几十年的老教师肃然起敬，虽然他们大多数是中专毕业，想要流动去乡镇、城区教学几乎不可能，但却比来轮岗的老师教得更好，而且“非常坚韧”。和她同班的李玲数学老师就是这样。他每天六点多到校，做事麻利，尽可能省下来时间给学生讲题，他教过的班，成绩指标永远排在全校前三名。
在学校食堂，梁琦每天都能看到他飞快地吃饭，有时一只手扒菜，另一只手抓着四个小馒头，一个接一个塞进嘴。因为在村小的时间长，他除了教数学，还成了学校杂事的“大总管”，对于这所村小来说，“校长可以换，他绝对换不了”。
飘飘荡荡的成果
一个学期结束后，期末考试的成绩公布，梁琦所带的班级语文成绩进步极大，原本20个优秀线以下的学生，其中19个都考到了85分以上。在全镇四年级班级的排名，也从倒数第一，上升到十几名。校长看到后评价说：“真是想都不敢想。”梁琦自己也不敢想，就在期末考试前，她还忙着劝一名男生回来参加考试。
那名男生在每个学期末都会固定装病，待在家里逃避考试，所以每个学期，老师们都要轮番去找他，但是成功率很低，就算是校长去了，他也会拿被子蒙住脸大喊：“我看不见你！”今年，梁琦也加入了队伍。没想到，轮到梁琦的那天，刚一出门，她就看见男孩正待在不远的地方，戴着帽子，头低低的，偷盯着校门。一看有人出来，男孩拔腿往村南跑，见状，梁琦使劲追上去，一直跑了三四百米，男孩摔了一跤，梁琦一步追上，把他扶起来。梁琦拉着男孩，一边劝，一边往学校走，男孩不停喊：“我一进学校就头疼！”直到快进门才说：“数学作业太多了，而且我可能考不好。”
“成绩没那么重要。”梁琦说。她一句一句劝，花了一个小时，才把男孩哄进校门。刚一进校，男孩又躲到砖垛后面，说怕被同学笑话。梁琦帮他把书包藏进了老师宿舍，以便男孩能不露声色地回教室。一直在大冬天里耗了一个多小时，“人都冻僵了”。
最终，这个孩子语文考了95分，数学94分，英语也是九十多分，班里20名左右。
可能也是克服了一个个类似的困难，班里的语文成绩才能明显提高，这是让梁琦最有成就感的事。但是，她也不知道，这些提高的分数究竟有多大意义。村里一条大路的两边有两所中学，村小毕业生会直接在这里入校，继续他们的九年义务教育，具体去哪所只看他们住得离哪所更近，等到升高中，镇上整体升入普高的比例只有不到50%，可能村里所有的学生都升不上去。
不过现在，她还有一些希望。在全班的语文课外书只有《丛林奇谭》和《草房子》的时候，班里有个男孩会自己跑去半价书屋读书。讲到普罗米修斯那一课，他能站起来谈希腊神话、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虽然已经快过了一年，梁琦仍然感觉自己飘在乡镇中学和村小之间，两边都不会对她认真管理，同事也不够亲近，她像个“多余人”。每个学期有四次区里的调研，她需要回原学校参加，因为工作关系没变，她也时常需要在两边往返，再加上村小整个四年级只有一个班，她连可以学习比较的平行班都没有，只能联系之前的同事询问进度，独自“漂着”。
在梁琦乡镇小学的同事中，还有被派往市区小学参加轮岗的老师，但在他们回来之后，也因为“学生成绩的差别太大”无法把市区的模式搬过来，只能带回一些仪式，比如孩子们从幼儿园来到小学，先要拿着毛笔参加“开笔礼”。这种轮岗形式一般会被叫做“上挂”，在《班主任之友》的轮岗特刊中，一位老师曾写：这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词，“在我看来有着满满的歧视感”。
一项2022年1月发表在《教师教育研究》的论文中，作者对全国范围内的909位轮岗教师进行研究，发现无论是向上、向下，还是同级流动，轮岗教师参与教师和学生的发展都优于参与学校的发展，其中向下流动的教师在工作中表现最好，同级流动表现最差，“轮岗意愿是影响三类教师在流入校工作参与的最大因素”。在教育轮岗政策更为悠久的日本，专门有个词语叫“人事异动综合症”，形容老师们在岗位变化之后的精神波动，每个参与轮岗的老师都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和心理帮助。
有时，老师们之间会自行互帮互助。吴杨在去轮岗时，原学校的老师就组建了一个“互暖群”，每天交流生活、发泄情绪，吴杨看到一位之前从不发脾气的男老师天天在群里“发牢骚”，还有一个“特别淡雅的姑娘”，轮岗之后也变得凶巴巴的。然而在梁琦轮岗时，整个学校只有她一个人被外派，唯一给她打气的是父亲。
从始至终，梁琦都没想过拒绝学校的要求，接受安排像是一种本能。她记得，之前乡镇学校里有个刚毕业的男老师，因为受不了每天被安排的杂活太多，跑到副校长面前“拍桌子”，最后被哄了哄，还是把活干了。又过了一阵子，他实在受不了，提出辞职，报考市区的编制，结果没考上，失业了。梁琦说：“他要是考上了，我还觉得这条路能行。”
转眼，新的学期又过了一半，轮岗生活日趋平淡。梁琦的动力就是“想着九月份能回去”。最近，她发现一个极其聪明的孩子开始不认真完成作业。这个男孩属于那种“一点就透”的类型，经常会找朋友借书看，成绩非常好，只是家里很贫困，墙壁只剩下一半，唯一的经济来源是76岁的奶奶养的几头羊。老师们都说，他“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家庭的事”。梁琦希望能把他教好。她又来了精神，想各种办法用“小红花”激励他，盯紧他养好学习习惯。这是她的希望。就算以后不能继续教他，她也希望男孩的奶奶能看见他考上最好的高中。
“他确实非常聪明，”梁琦说，“只是现在，他还觉得自己的聪明可以抵挡一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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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杨瑞春 编辑总监｜唐槭 责编｜金赫 运营｜刘希晰 王心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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