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痛不仅给产妇带来强烈的痛苦感受，也增加产妇甚至胎儿的健康风险。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提出扩大分娩镇痛试点，规范相关诊疗行为，提升分娩镇痛水平；逐步将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北京妇产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车向明介绍，分娩镇痛已是相当成熟且安全的技术，也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其所面临的主要制约来自传统观念、人力资源及经济效益等多方面。
2021年2月11日，江西吉安，新干县中医院内，妇产科医生和护士正在为一名即将分娩的产妇进行无痛麻醉。图/IC photo
新京报：我国开展分娩镇痛的情况如何？
车向明：分娩镇痛在国内引进的时间比较晚，起步时间在2000年前后，当时分娩镇痛率不到1%，大家的意识也比较薄弱。近十年来，随着公益宣传的增多，分娩镇痛逐步开展，很多基层医院也能进行，产妇自己也非常愿意接受。可以说有赖于各方的努力，现在分娩镇痛率达到了30%左右。
北京妇产医院从2003年3月份开始实施分娩镇痛，现在也近20年了，当前院内的分娩镇痛率达到70%，但还有提高的空间。从2009年开始，我们率先在全国推广分娩镇痛，先后去了20多个省份，2019年还曾去过中国台湾做推广。目前对这项技术的推广仍在进行。
新京报：分娩镇痛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安全性如何？
车向明：分娩镇痛分为有创和无创、药物和非药物。最有效的是椎管内的分娩镇痛，属于有创操作的药物镇痛，但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对产妇和孩子都很安全。国外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做分娩镇痛，80年代末，欧洲很多国家分娩镇痛率达95%以上，目前美国的分娩镇痛率也在80%左右。
新京报：分娩镇痛面临的瓶颈是什么？
车向明：技术很成熟，难度也不大，主要是传统观念阻挠了技术的推进。之前的观念误区是“生孩子必痛”，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生孩子不一定要痛”，尤其是高学历的孕产妇，但可能产妇的家人还是不接受，会担心所谓的副作用，甚至一些大夫也存在观念误区。
除了观念，也有一些人力上的担忧。麻醉医生在全国范围内都很紧缺，平时的手术已经应接不暇，再做分娩镇痛会使负担更重。这个技术不难，但从分娩到结束一般需要20小时左右，时间非常漫长；镇痛之后的维持和管理单靠麻醉医生也不够，因此需要医院大力支持。
此外，很多医院不愿意做，可能跟收费也有关系。北京在2003年对分娩镇痛的定价是200元，那一定是赔的，现在价格虽然涨了，但算算投入的麻醉医生、麻醉护士、助产士、产科医生和长时间的监护，也只能说是比以往有了改善而已。
2019年2月5日，江西吉水，一医院妇产科产房，值班护士正在为一名要求实施无痛分娩的年轻孕妈进行心电监测。图/IC photo
新京报：推广得较好的医院或者地区是怎么做的？
车向明：国内分娩镇痛率比较高的医院都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譬如广东、南京等地。这个激励机制针对的不光是麻醉医生，而是整个团队。
就像刚刚说的，分娩镇痛不是麻醉医生一个人的事情，产科医生要做检查，助产士要进行监护和评估，甚至付出更多的精力。打比方说，以往产妇在疼痛时会叫，有经验的助产士听声音就知道产程是否正常，打了镇痛后就不疼了，但助产士需要做更仔细的监护。
新京报：医院和地方政府有动力去做这样的激励吗？如果本来就人力紧缺，这项技术也不太挣钱的话。
车向明：我觉得还是有的。我们常说，分娩镇痛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很多产妇选择医院可能就是冲着这家医院有无痛，出院之后，她还愿意把无痛医院推荐给其他人。
从健康的角度来说，疼痛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痛苦，对产妇和孩子的身体也造成风险。产痛是一种高于癌痛的剧烈疼痛，持续的产痛会促使产妇体内分泌大量的儿茶酚胺，导致部分血管强制收缩，对一些合并心血管疾病的产妇造成循环的不稳定性；对孩子来说，胎盘血管也会因此收缩，导致进入胎盘的血液循环减少，增加了孩子在子宫内发生酸中毒的风险，一些胎儿出现缺氧的情况，往往和疼痛密切相关，而镇痛降低了这些危险因素。
新京报：《指导意见》中提及将其纳入医保，目前分娩镇痛的支付情况如何？
车向明：各省份目前对分娩镇痛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更多地方将其归于自费项目，包括北京。
其实北京之前也将其放入医保，但由于生育险的总额没有提高，增加了分娩镇痛项目，会降低孕产妇在其他方面的保障，后来卫健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它单独拿出来作为特殊服务，产妇自愿自费进行。
如果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可能需要考虑很多综合因素，首先就是要增加生育险的费用，才能更好推进。
新京报记者 戴轩 实习生 赵钰婷
编辑 陈静 校对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