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研究生小伊去年6月毕业，工作270天，她拒绝过一次大厂offer，裸辞过一份高薪工作。
小伊研究生的专业是艺术管理，听起来艺术味十足，但她在毕业后不久就意识到，艺术不能当饭吃，饭不能“卷”着吃，在采访的过程中，她不断强调“稳定”，即便有北大作为学历加持，也并不能带给她多少安全感。
毕业后这14个月，她从一开始下决心找能挣钱的工作，设想自己看在钱的份上可以忍受工作的种种，到现在彻底放弃大厂高薪的offer，只求快点“上岸”，准时下班；从喜欢音乐做乐队主唱，到不敢将其作为事业，担心退休后没有养老金、医保……这种看似更现实、合理的转变背后，她经历了什么？考公为什么越来越成为一种集体选择？
倒3趟地铁，途经23站，耗时近2个小时后，小伊到达西二旗某知名大厂面试海外运营的岗位。
面试开始前，HR告知，这将是一场由3位面试官和十余位候选人组成的群面，时间从中午12点至晚上8点。这次群面后，只录取1人，不再有二面，属于“一场定输赢”。
HR还特意强调，能进入这场群面的同学，已经是从上千名校简历中被精心筛选出来的“优胜者”。但小伊有些恍惚，这哪里是面试场，更像斗兽场，自己和其他人不过是正在被观摩的角斗士。
比拼的第一回合的就是学校和学历。名校扎堆的应届生中，即便自己是北大毕业生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小伊尽可能在小组讨论中展现自己的逻辑、思辨、组织领导力，但依旧很难出众。她在校期间，除了帮导师做项目没有参加过任何校外实习，而其他候选人手握不止一段互联网实习经历，张嘴就可以说出一连串大厂“黑话”，对于岗位的理解更是直接附上参与实操过的案例。
更“卷”的是，当面试官提问：“你们干过最自豪的事是什么？”收到的答案包括：在海外为公益组织募捐10万元、在印尼拯救大象……但小伊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当时的答案是什么。
来自同龄人的压力扑面而来，但小伊不能认输，在接到这次面试邀约前，她海投过四五十份简历，运营、市场、游戏，和自己专业毫无关系的也投。
她还想起老师口中找到“满意”工作的学姐曾说，自己虽在剧院做专业相关的工作，但疫情之下，剧场几乎没有演出项目，收入的全部就是底薪1500元，甚至不足以支撑每月2000元的房租。
小伊劝她，空闲时间不妨接点私活挣零花钱，没想到，学姐立刻反问：你有这样的活儿吗？可以介绍给我吗？
这次群面后，她收到的反馈是：你很好，但这个岗位更倾向招一个男生。HR给小伊推了另一个海外音乐版权相关的offer，本着想找能“挣钱”的工作，小伊接受了这个机会。但仅上岗工作2周后，她选择结束实习，放弃offer。
小伊参加大厂的新人培训
小伊当时所在的部门成立不到一个月，leader也是刚从另一个大厂跳槽而来，她被安排负责商务版权的事宜，每天要做汇报、PPT、查资料和处理一些法务工作。
“这个组除了我，其他同事之前全在律所上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这种困惑伴随着大厂特有的流水线风格让小伊越发不适。她讨厌那些精美的下午茶、餐食、和园区里满足一切生活场景的商店。
“总之有种，你可以一直待在这里，一直工作的感觉。可我不需要这些‘便捷’，我要准时下班。”
小伊在大厂的第一周，同事们每天要耗到晚上10点才有下班的迹象。更让小伊不能接受的是大厂时刻在变的业务线。她开始担心，自己的部门半年之后还在不在，或许下一批“被毕业”的就是自己。强烈的不安全感让小伊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拒绝了这份offer。
之后，她还收到过另外两家大厂的offer，面试分为3~4轮，她刻意让自己“表演”外向，自我介绍的时候还会讲个小笑话。她觉得，这是大厂更喜欢的候选人特质。但面试官仍是匆匆上线，匆匆下线。小伊甚至感觉“卑微”，“明显感觉面试官不care我，因为应聘的人太多了，他要赶紧面下一个。”
那之后，大厂给小伊留下的印象是：高薪、流水线、无效卷、不稳定。虽然后三项让她决定不再考虑任何大厂机会，但对于挣钱，小伊仍抱有期待。她选择入职了一家商业地产公司，听朋友说，这家公司做项目很厉害，待几年再跳槽，赚的不会少。
获得这份地产公司的管培生offer也并不容易，4次面试，上千人选10人，和小伊一起竞聘的还有哈佛毕业生。
比起互联网大厂的流水线面试或群聊，小伊觉得，这家地产公司的面试让她感受到了尊重，一个人一个小屋单独聊，面试官态度温和，平等。
小伊很快适应了新工作，公司口碑不错，待遇不错，离家也近。但没过多久，就迎来了强制轮岗。起初，公司承诺轮岗会根据每个人的适合方向做安排，但实际上小伊被调到离家60公里外的项目中，做并不擅长的招商。
她向领导反馈，这和自己的职业规划不符，但得到的回应是：公司需要你去哪，你就要去哪，嫌远可以在附近租房。
与小伊同期入职的小伙伴走了1/3。小伊选择坚守，她开启了007工作模式。每天她都要见客户、想办法出租商铺，一个人维护60多位店长，不能拒接、漏接这些人的电话。
“他们随时会找我，有时是夜里12点，商家清货，突然没电了打给我；有时是凌晨2点商铺装修搞不定打给我……我已经习惯了，和朋友出去也得时刻盯着手机，不敢放松。”
小伊一边照顾生病的姥爷一边加班
有一次，小伊帮一家奶茶店选店铺，经领导审核通过后，她把备选商铺发给客户，两人约好见面详谈，可一见面小伊却被对方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
“你干招商肯定不超过一个月吧？怎么会推给我这个位置？还管培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是我们公司副总裁，你还能加到我的微信？我就不该加你，祝你未来发展的好……”
对方这一通输出后，小伊懵住了。商铺的位置是报给领导审核过的，问题应该不大，她不知道客户哪儿来的火，只在心里后悔当时吵架没发挥好。
在同事眼中，小伊乐于社交，放得开，但她说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干得很累。同样，她也不是那种所谓“整顿”职场的年轻人。
曾经，部门有位主管要求所有人停休，连续上班，但主管自己周末照常休息不来上班，且布置的工作也都形式大于内容，组里另一个女生不满这种管理方式向HR投诉，但小伊只是在心里想，如果换做是她，可能不会选择这么激烈的方式。
为了适应工作，小伊也尝试过跟风“卷”。有次，周六晚11点，她被部门大领导邀请进入线上会议室，彩排第二天要讲的PPT。排到小伊讲时，已经凌晨1点，大领导批评她做的内容“没有高度”，让她连夜修改。
小伊想起美国学者大卫·格雷伯曾提及，我们在工作中不断被要求做或修改PPT，是管理者彰显自己地位和权利的体现。而公司里没完没了的会议给报告和演讲提供了舞台 ，使之成为某种至高仪式。但这些PPT的命运大都类似于歌舞伎舞台上道具和服饰，没人会真的仔细看。
对于这些，小伊并非完全不能接受，“非逼着我干也能干，就是膈应。”
最膈应的，是“朋友圈自由”的让渡。那段时间，小伊不敢在朋友圈发和工作无关的内容，因为大家都在整齐划一地发公司广告，领导会检查。开会时，有同事发言说，我们不能把公司当家，因为在家里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工作的话，不能想还有自己的个人生活。
同事笃定的语气让小伊害怕，她从没想过为了工作抛弃个人生活。但之后的日子，下班时间只要主管不走，大家就都不走，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好像下班、拥有自己的生活、支配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时间是可耻的。
“公司好像期待员工可以爱上工作，从工作中获得价值感、成就感，以‘忙’为荣，我有很多朋友确实是这样的，但我就是对工作爱不起来，不行吗？”
小伊最终选择裸辞。在离职交接期，她每天一到6点就下班。
离职当天，她还被要求改了最后一个PPT。
辞职之后，小伊在社交平台上写：失去应届生身份让大家更不敢有空窗期，每个人都像拧紧的发条一样往前冲……
焦虑到不行时，她又开始盲投简历，突然意识到这是在重蹈覆辙后，决心暂停下来。回顾两份所谓的“高薪”工作，她发现即便是看在“钱”的份上，也不能忍受工作侵吞生活。
小伊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她知道自己不爱工作，成就和价值感几乎全部来源于音乐创作。她外表甜美乖巧，喜欢穿JK制服，但欣赏的歌手却是如椎名林檎一般个性十足的音乐人。
不上班的这段时间，她和朋友一起组乐队，取名焦螺，希望他们的歌能给每个焦虑如陀螺的人带来一点慰藉。这段时间，他们偶尔到购物中心举办的市集演出，去相亲主题的咖啡厅唱情歌，定期做线上直播，收支也算平衡。
小伊玩乐队
到这里，小伊的故事似乎变成了厌倦职场后，投身热爱，然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现实是，她几乎没有想过不上班，相反，这段时间小伊积极准备考公，参加体制内工作的面试。
小伊的父母，就是纯靠音乐为生的自由职业者，在她看来，这样的状态年轻的时候很“爽”，但老了之后呢？养老金、医疗保险这些很现实的问题呢？
虽然对于高薪的执念被前两份工作打消了，但追求稳定成为小伊下一份工作的核心目标。
体制内，在小伊看来就是安稳工作的同义词。
在采访时，小伊主动和我谈起，今年4月北大一位博士考城管的新闻。在那则新闻中，朝阳区公布了208位拟录用公务员名单，其中131人学历为硕士，74人为学士，2人为双学位，3人为博士。毕业院校含清华、北大、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澳门大学等。
小伊有一位学姐，研究生专业是艺术史，毕业后回了老家当公务员。对这个选择，院系里的老师们耿耿于怀，恨铁不成钢地叹息：白培养了。
小伊所在的专业每年只招收6~7人，和一坐就是上百人的阶梯教室不同，小伊们的课堂更是小班私塾，因为人数少，老师们总带着一种传授“孤本技艺”的心态讲课，所以自然希望这个专业的每个同学都能坚持干这行。
小伊刚入学不久的时候，觉得老师对学姐的“责怪”也可以理解。但现在，她也做了同样的选择。上个月，她刚刚和150人一起竞考朝阳某街道的一个宣传岗。
博士考城管，名校生进街道，这种新闻在网络上很容易引发争议。小伊表示自己能理解网友们的评论，但马上补充道：他们不太了解现在就业有多难。网民们不了解，老师们也不了解。
据《清华大学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清华大学202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其中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人数合计占比为69.9%，也就是说，近7成清华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提到，前些年，大批211、985高校毕业生不肯进体制，他们要去创业，在咖啡馆里总能听到谈论融资的火热场景，但现在咖啡馆里的话题变成了各级各类单位的考编、考公，申论怎么写，面试怎么过，年轻人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敢”。
可以理解的是，在疫情影响下，大环境中充斥着许多不确定性，人们渴望获得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首先就体现在职业上，工作稳定，个人生活才有想象的可能。
但为什么考公似乎越来越成为获取安全感的“集体选择”？
首先，在Z时代年轻人心中，工作的意义正在减弱。小伊从没把工作当成获取个人成就感、价值感的来源，在她看来，工作只是维持稳定生活的工具，她的期待、希望都和工作没什么关系，相反，她更看重作为音乐的副业。
正在录制歌曲的小伊
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名校毕业生也要做好“面试造火箭，上班拧螺丝”的准备。
而这种落差感，或许可以用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的一段话作为答案：
“当你被雇佣时，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这个岗位的，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你甚至需要假装自己有用，假装这个岗位有用，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部否定的经历是对自尊感的摧毁。”
那么，既然小伊已经降低了对工作的期待，为什么还一定要有一份工作呢？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口中的“上岸”指代的都是体制内的工作？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认为，这和年轻人可参照和拥有的机会变少有关。小伊的好友也在体制内工作，作为距离她最近的参照，好友确实可以做到准时下班，周末不加班，而其他安稳工作的参照和机会，并没有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小伊的学长学姐们，有人选择了留校，但是属于合同工，没有“编制”，只能苦熬转正机会。
上个月小伊在落选朝阳街道的考试后，又报考了一家事业单位，采用线上考试，40人一场，两个小时，小伊觉得自己考得一般，但仍被40人同时在线作答的场景震惊。
眼下，小伊一边做音乐做乐队，一边准备考公。跟她一起做乐队的小伙伴都是兼职，贝斯手在一家国企工作，键盘手是小伊在商业地产工作时的同事。三个人都是95年生人。
每天，小伊的生活节奏是：早上开始做歌，下午去上声乐课或舞蹈课，晚上做直播。她之前几份工作的积蓄，还能支撑一年左右的无固定收入状态。
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小伊创作了一首叫《女孩》的歌，激励远方不能回国的同学，激励在海投简历中怀疑人生的伙伴们：
女孩，你剪短了长发，剪掉的忧愁就送给我吧
女孩，你习惯了笑脸，深藏的眼泪能告诉我吗
女孩，你收起了行囊，不要的杂念就留给我吧
女孩，你去向了远方，遗忘的过往就交给我吧
不需要美丽动人，似水情深，或是火焰般青春
只要懦弱的，胆小的角落里的你啊
也许有一天转过身会发现影子的背面
那里有我微弱坚决的呼唤
我最亲爱的女孩啊，勇敢前行吧
我是迷途风景，也是昨日的你啊
如果你把温柔都交付给了TA
不完美就留给我吧
我最亲爱的女孩啊，不要回头啦
越过坎坷山川，拥抱满怀的晚霞
哪怕路途遥远，有人把你牵挂
最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那一年，小伊在家待了半年。疫情刚刚缓解，就被严酷的就业环境唤回了现实。从高薪崇拜到回归稳定，她不停地试错，不停付出代价。
小伊的父母是70后，都是自由艺术工作者，从小到大，他们对小伊的态度都是“你高兴就好“，不管是大学选专业，还是选工作，甚至离职，父母都支持。小伊的压力更多来自朋友圈，看到其他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状态，会觉得自己浪费时间。
我问她，如果时间可以倒退回研究生考试，甚至高考，她还会选择现在的专业吗？
“我想我会先研究下这个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待遇，然后找几个目标单位提前问清楚，不会再只想着喜欢不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