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了月球上。”
1973年11月18日，白乐桑和其他29人作为法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飞赴中国。在当时的一张老照片旁，后来成为法国国民教育部首任汉语总督学的白乐桑如此备注着。他解释，欧洲很早就用“月亮”来指中国，在他们心目中，中国象征着一个从地理到语言文化都很遥远的国度。
他们的目的地是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这一年，“文革”开始后一度停办的北语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学院路新校址复校。肤色各异的外国学生穿行于此，使五道口有了“地球村”之称，后来更发展为“宇宙中心”。
从1962年建校，北京语言大学迄今已走过一甲子，并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国际中文教育专门院校见证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风雨60年。
“上路下水”
北京语言学院的前身之一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非洲留学生办公室（后改名为外国留学生办公室）。
20世纪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些新兴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其中最多的是非洲国家。100多名非洲学生由此来到中国留学，北外陆续开了索马里班、桑给巴尔班、加纳班等。
这些非洲学生来校不久，就因文化差异引起的一些误会频频与校方发生摩擦，一些人闹着回国，中方则千方百计做说服挽留工作。
为便于集中管理，外国留学生办公室1962年初从北外划出，与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合并，单独成立了“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原高教司副司长王亦山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
王亦山到任后一改学校过去的做法，提出“来去自由”，大多数非洲学生反而选择了自愿留下，事态平息下来。
学校建立之初，前途并不明朗。没有人能说清学校是中专还是大专，社会上几乎无人知晓，一些教师也无法安心工作。
王亦山说：“有些人讥笑我们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内容，小学的教法’，这不对。办专门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大学没有现成经验参考，我们要摸索试验出一条路来，这叫‘上路’；我们的学问从教学实践中来，碰到问题要努力解决，这叫‘下水’。将来你们中间会出有学问的专家，我们学校会办成高水平国际性大学。”
学校分为来华部和出国部。外国留学生在来华部接受中文预科教育，再转到各大学学习专业；出国部则主要对中国学生进行出国前的多语种短期语言培训。
那时学校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50多名留学生，主要来自亚非拉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还有一些是国际友好人士的子女。他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校招了六名理工科大学毕业的教师，专门给他们补习数学、物理和化学。
1983年，苏联研修生在北京语言学院上课。后排左二为托卡耶夫（现哈萨克斯坦总统），前排右一为莫尔古洛夫（现俄罗斯驻华大使），讲课老师为刘士勤。图/受访者提供
1964年9月，学校一次性补充了40多位名校毕业的青年教师。因为是涉外工作，他们政治可靠，成绩百里挑一。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刘士勤即是其中之一。
一开始刘士勤被分到编教组，负责誊写课文，诸如“这是书，那是报”。他心有不甘，不知能否长期坚持下去。经教师岗前培训，他作为助教走上讲台，给学生上基础汉语课。
在刘士勤印象中，阿富汗学生西装革履，十分活跃。几名日本留学生稳重认真，比如后来担任日中友协秘书长的酒井诚。柬埔寨首都警察局长的儿子安分守己。巴基斯坦从中国进口了一批武器，派来一批有汉语基础的军官进修。阿尔及利亚学生人高马大，不太活跃。中法1964年建交后法国学生逐渐增多，他们经常下馆子，实际上是为了解中国情况。
1965年1月，经周恩来批准，学校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
这年1月，来华访问的埃德加·斯诺来到北语采访。他问：“你们对外国留学生的培养方针是不是也与中国学生一样，要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校方说：“不一样。我们只要求他们学好汉语，然后去学习专业，双方友好相处。至于学生以后是否赞成共产主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1965年，受越南战争影响，越南向中国派出2000多名留学生，除100多人入读北语外，其余分布在全国20多所高校。北语为这些学校开办师资培训班，还到各校帮助教学，北语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因而推广开来。
那时，来华部有“三大先生”，还有“八大员”。
“三大先生”指王还、傅惟慈和李培元。王还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汉语教员，困难时期是北语唯一的“糖豆干部”（国家每月特别供应若干食糖和黄豆）。她夏天经常穿一件细格浅色旗袍，春秋天常穿西式套装，在北语被称为“没有受污染的人”。傅惟慈通晓多种语言，是颇有名气的翻译家。李培元是来华部管教学的副主任，他主持编写的《基础汉语课本》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集大成之作。
李培元从5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那时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后来转到北大）有位来自捷克的学生，中文名叫“何以让”，思想非常活跃，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比如他造句说：“多先生是北京人。”李培元纠正他，要说“很多先生是北京人”。他问为什么，李培元回答不出来，只能说：“这是习惯。”这句话说的次数多了，李培元自己都觉得尴尬。
后来他读到朱德熙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才知道，单音形容词做定语，前面必须加修饰语，这解释了为什么只能说“很多先生”。有位语言学家说过，只有用看待外语的眼光去审视，才能真正了解本民族语，李培元觉得此话很深刻。
“八大员”指赵淑华等八位中青年骨干教师。他们本已被内定将由助教提为讲师，但名单还没来得及公布，“文革”就开始了。八人职称没提成，反而被当成“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红人”受到批判。
“文革”中，北语被扣上“特务学校”帽子而停办。1971年10月，北语大部分人员并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真的到了月球”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前后，中国掀起了一轮建交高潮，40多个国家要求向中国派遣留学生。
1972年10月，经周恩来批示，北京语言学院复校。1973年春，学校从北外西院迁到学院路现址，学校规模扩大了几倍。
复校后招收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共360人，大多是政府间协议交换生或由政府奖学金资助。此外还有来自欧洲的左派大学生，他们多是慕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名而来的。
1973年11月19日夜里11点，白乐桑等30名法国学生抵达北京。接机的北语老师一直跟他们讲意大利语，他解释说，学校法语师资不够，就派他来了，“反正法语和意大利语差不多是不是”？白乐桑表示根本听不懂，双方在余下的路程中一直沉默着。
白乐桑习惯喝凉水，中国学生大声制止，给他倒了不加茶叶的白开水，令他大为不解。第一次去食堂，他发现西红柿上居然撒了白糖。他开始相信自己真的到了“月球”。
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法国人不但在西方国家里人数最多，而且最喜欢提意见。那时每天早晨六点半广播里就开始播放歌曲《东方红》，随后是新闻节目。为了不被吵醒，白乐桑和几个法国同学偷偷把喇叭的电线剪断。
他们讨厌表演集体节目，就唱法国儿歌《雅克兄弟》（《两只老虎》即根据这首歌重新填词），中国学生不相信这是法国歌曲，认为这是根据“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的革命歌曲改编的。
法国学生不爱上体育课，选修太极拳的30个学生中只有3个是法国学生，白乐桑就是其中之一。他觉得太极拳很神秘，老师几个月不说一句话，一直微笑，有时候用眼神和手势让学生体会。
在留学生眼里，晨练是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自行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数量多得惊人。街上的人都穿着样式相同的蓝布或绿布衣服，从背后看甚至分不清男女。在校外买东西不仅要钱，还要粮票和布票等。
学校每学期会组织学生去工厂、农村劳动，白乐桑和同学多次提出同去，被学校拒绝。他们就深夜贴出“我们，外国留学生，也要去农村锻炼”的大字报。两个多月后，学校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得以在北京一家汽车制造厂实习了五天，还去了两次顺义和四季青公社“开门办学”。
这30个法国留学生中，后来有8个成为知名汉学家。白乐桑说，他们这些法国学生既不是法国人那个圈子的，也不是真正北京圈的，而是在两者之间，是一种中间状态——很愿意了解中国，自我汉化。
1975年，随着留学生生源国的不断增多，来华部开始划分为一系、二系。
二系教师房玉清回忆，他教的班上有十来个英国学生，他们都在英国名牌大学学过两三年汉语，有的有硕士学位，还有四个在中国台湾学过汉语的日本外务省研修生。这些学生的知识面很广，虽然听说能力不足，但中文阅读能力很强，经常提出让房玉清难以回答的问题。
当时还在“文革”中，大多数文学作品被禁，编教材很难，房玉清就用电台正在播的小说《闪闪的红星》作教材。小说中有个句子是“回头一看，并没有人”，他讲解，这里的“一”表示时间短暂，但日本学生却问，鲁迅的《藤野先生》里写道“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多”前的“一”又该如何理解？他觉得这很难解释清楚。有的留学生因而认为，汉语没有语法。这触到了房玉清的民族自尊心，倒逼他去研究中国人习焉不察的语法现象，后来编写出了《实用汉语语法》。
刘士勤1975年从教学岗位调到来华部电教站主持“电化教学”，主要利用录音机、幻灯机等设备教留学生汉语。70年代中后期，学校在留学生宿舍安装扬声器，每晚播报20分钟汉语节目。
刘士勤随学校赴外地考察后，萌生了搞电影教学实验的想法。他给学生放映影片《年青的一代》，让学生在10天内接受“观、听、写、说”训练，学生能力提高显著，多数人能以每分钟145字的速度复述出90％以上的电影故事内容。
1978年，刘士勤调入二系第三教研室（报刊教研室），后任教研室主任。他建立了报告新闻制度，要求学生在课上有限时间内进行速读，因为阅读速度是考察汉语阅读技能的重要标准。学生一度很不习惯，但适应后阅读速度都有了很大提高。
“小联合国”
恢复高考后，北语迎来了首届中国本科生。
这年进入北语法语专业、后来留校任教的刘和平回忆，那时在北语的梧桐大道上，每天与他们擦肩而过的多是身穿中国政府统一发放的绿色军大衣的非洲学生，或者身着统一着装、佩戴着金日成头像徽章的朝鲜学生。
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留学生日益增多，北语聚集了16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汉语教学也延伸到世界各地，北语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当时，除三里屯使馆区外，北语所在的五道口一带是外国人最多的地方，很多人路过北语都会好奇地向大门内张望。学校西边一条通道将教学区和家属区分开，路旁一排做买卖的小摊儿，有卖烟卖水果的，暗地里还有换汇的。夏天，有欧美女生穿着比基尼泳装去北语露天游泳池，被管理员拦下：“泳衣或泳裤只能穿一件。你两件，不行。”女生大呼：“竟有这样的规定！那你看我脱哪件？”
1979年，陆应飞开始在北语外事处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北语外事处负责“留管”工作的科室按语种分为三个科：一科负责日语和阿拉伯语国家的留学生，二科负责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朝鲜语和德语国家的留学生，三科负责英语、俄语国家和东南亚小语种国家的留学生。陆应飞当时任二科科长，科里有七八位留管教师，面对着1000多名外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非洲和南美洲。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留学生的身份是“外宾”，北语作为涉外单位承担着民间外交的任务，是国家大外交的一部分。北语就像个“小联合国”，政治敏感性特别强，国际上每发生大事在学校里都会有所反映。留管老师每天都要摸情况，查隐患，因为出了问题就会造成“国际影响”。
当时在“外事无小事”原则指导下，北语对外国留学生实行“保姆式”封闭管理。留学生都住在留学生公寓里，生活单调枯燥，酗酒打架、罢餐罢课时有发生。外事处值班人员经常深更半夜来敲陆应飞的家门，让他去处理突发事件。不论白天黑夜，留学生出了事留管教师都得随叫随到。
陆应飞发现，欧美留学生法治观念较强，常常搬条例和规章来应对校方和老师，但同样，他们学习和生活上出了问题，只要按有关管理条例和规章处理，他们便能够接受。
在中韩1992年建交前，日本留学生的数量一度是最多的。二系教师李杨80年代初曾给一批日本留学生上报刊听读课。她回忆，这批学生多来自日本政府部门或大公司，在日本国内或中国台湾学过汉语。他们上课从不迟到、缺课，布置的作业总是按时完成，对学习汉语、了解中国如饥似渴，李杨需要大量阅读报刊才能准确回答他们的问题。
李杨每天清晨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录下来，自己先听多遍，然后拿到课堂上放。这是原汁原味的汉语，又是摘要，每一句话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不可能根据上下文猜出意思，一般要连放三遍甚至更多，大家才能复述出来。但是大概三个星期之后，录音放过一遍，班上的女生高桥由纪子就能准确地复述出内容了。
高桥由纪子是班上唯一一位女生，之前在大阪外国语大学学过中文。她见了人一定先弯腰鞠躬，举止娴静，语声轻柔，像生怕惊扰了谁。她的汉字书法也很有造诣，运笔姿势美，字有骨力和韵律。李杨觉得，她浑身上下散发着东方古典淑女的风韵。
1994年，李杨开了一门“热门话题”课，班上有一位来自古巴的青年叫何塞。何塞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之前没有学过汉语。那时的教材缺乏西语翻译本，他预习功课比别人更难，与班里一些学过汉语的同学相比水平差一大截，因此在课堂上比较沉默。但经过一段时间，他渐渐崭露头角，不但汉语突飞猛进，而且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了解日益深厚。
初读汉语时，何塞接触到的一些词汇让他感到美妙而神秘，如“大智若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他对中国人的智慧感到非常好奇，由此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论文选题是《孔子的仁政与重民观及其影响》。后来，他成为了厄瓜多尔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并创办了厄瓜多尔第一所孔子学院。
总统校友
迄今，从北语已经走出了两位总统。
1976年，埃塞俄比亚学生穆拉图从几千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国五名公派生之一，到北语学习汉语。
穆拉图上中学后国家政局不稳，因此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视毛泽东为偶像。与同期学生相比，21岁的他显得十分成熟。他没有汉语基础，但学习刻苦，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能讲一口“京腔”，谈起中国历史文化头头是道。他闲暇时常和中国同学一起逛街、喝啤酒、聊天，对北京的大小胡同十分熟悉。
1991年在北京大学国政系取得博士学位后，他以参赞级别进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由此走上从政道路。2013年10月7日，58岁的他当选为埃塞俄比亚新总统。
穆拉图把中国作为他就任总统后出访的首个国家，于2014年7月访问了中国，还在7月9日访问了北语。北语档案馆中保存着穆拉图38年前的学籍卡、成绩单、学习鉴定表以及与同学的合影，他看后以毛笔题字：“北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解冻，两国达成互派大学生和交换生的协议。1983年，苏联10名研修生抵达北语。其中，来自苏联外交部的哈萨克斯坦人托卡耶夫格外引人注目。他身材魁梧，双目有神，成绩优异，与现为俄罗斯驻华大使的莫尔古洛夫都是这批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刘士勤是托卡耶夫的汉语新闻听力老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托卡耶夫在课堂讨论上十分活跃健谈，爱读报爱看新闻，喜欢打乒乓球，还在晚会上翩翩起舞。
寒假赴南京、上海、杭州访问时，托卡耶夫看到杭州茶乡改革开放后的繁荣景象，赞叹“这里的农民生活确实很好”。
苏联学生一般不谈论政治，但托卡耶夫上课时常用造句的方式委婉地表达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例如：“由于美国不能保证必要的安全条件，所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没有出席联合国大会。”
他喜欢骑自行车逛北京城，经常与中国老百姓接触、聊天。他观察到，中国被称为“小皇帝”的一代独生子女正在成长起来，认为这是一个“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现的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难题”。
他发现，中国有许多方言，不同地区之间彼此都难以听懂，中国人是“由书面文字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在所有会议上包括党的代表大会，人们不是在听发言者的发言，而是用早就散发的发言稿核对发言”。
在他看来，中国人的习惯是尽量不说“不”，特别是在正式交往过程中，“如果中国外交官说什么问题需要研究，那你就不要寄希望有肯定的答复，因为这是拒绝”。
从北语毕业后不久，托卡耶夫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过6年多，成了地道的“中国通”和汉学家。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托卡耶夫作为翻译参加会见，戈尔巴乔夫一度误将他当作中方翻译，说他是“俄文讲得最好的中国人”。
1992年，钱其琛访问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托卡耶夫担任翻译。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可惜，中国外长访问时间短暂，无法深入了解哈萨克斯坦的情况。”托卡耶夫用“走马观花”的成语来翻译此句，令钱其琛等会心而笑。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托卡耶夫先后出任外交部部长、总理、上院议长等职。2019年6月12日，他宣誓就任哈萨克斯坦总统。
同年9月10日，已退休20年的刘士勤和北语校领导受邀出席了托卡耶夫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会。演讲结束后，托卡耶夫与久别重逢的刘士勤紧紧握手，用地道的汉语祝他身体健康，并邀请他访问哈萨克斯坦。
2022年9月16日是北京语言大学60周年校庆日，托卡耶夫专门发来了贺信。
托卡耶夫曾回忆，自己在北语进修的80年代，中国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正是邓小平的这个理论使中国获得了成功，并为全世界所称道”。
他还说，汉语是一个海洋，越往深处游越能明白它是多么的无边深广，“因此有时在面对那些勇敢地声称‘精通’这种语言的大学毕业生时，我只是报之一笑”。
（本文参考了《北语记忆》和白乐桑著《我的“七〇”印迹》）
发于2022.9.26总第106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北京语言大学：“小联合国”的60年
记者：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