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卵子后可以随意规划人生吗？
精子库能阻止少子化趋势吗？
能选择基因的时代是幸福的吗？
辅助生殖技术的现状如何？
面临哪些伦理困境？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它是促进人类幸福,还是给社会招致混乱,都取决于使用技术的人类“选择”。
只有明白生育的自由与边界在哪里，才能更好地理解“生而为人”的尊严与价值。
心悦读丛书《生育的选择：生育的自由与边界》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中华日本哲学会原会长郭连友作序推荐，直面现代人日益复杂的生育需求，解答社会对于技术与伦理的困惑——
《生育的选择：生育的自由与边界》
作者 / [日]小林亚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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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旧闻
2001年，在日本四国地区，一位40多岁的女性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是这位女性与丈夫以体外受精的方式诞生的，从遗传学来说，毫无疑问他是这对夫妇的孩子。然而，派出所方面却说“不认可其作为该女性丈夫之子的身份”，并以“非婚生子女”（非夫妻间的孩子）的名义受理了出生登记事宜。
这个孩子确实是由丈夫的精子与妻子本人的卵子结合而诞生的“夫妻间的孩子”。这位女性主张“孩子是丈夫的儿子”并提起了诉讼，但最终最高法院同样不承认这位女性的丈夫与孩子之间存在父子关系。这究竟是为什么？
实际上，这位女性的丈夫（即孩子的父亲），早在妻子怀孕之前（1999年）就已经去世了。如今，精子、卵子和受精卵的冷冻保存技术飞速发展，甚至睾丸和卵巢等生殖腺本身的冷冻保存（实验阶段）也变成了现实。通过冷冻，可以停止（或推迟）精子、卵子和受精卵的“时间”。
举例来说，如果可以停止精子的“时间”，那么即使丈夫因疾病或事故等离世，遗孀也可以利用冷冻保存的精子来产下已逝丈夫的孩子。这被称为“死后生殖”。本人死亡之后，其“孩子”出生——这种事已成为现实。事实上，精子的冷冻保存技术就是为了从在战场上身受重伤、濒临死亡的士兵身上提取精液并送回故乡而诞生的。
四国地区这位身患白血病的男性在接受治疗前，将自己的精子冷冻保存，计划在去世前用它与妻子的卵子进行体外受精。他的家人也证实，他在生前希望进行死后生殖，但他因感染症而突然离世，所以死后生殖究竟是不是他在面对自己死亡时所作出的选择，我们无从得知。
孩子诞生之际，孩子的父亲已经离世300多天了，因此派出所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将其登记为非婚生子。孩子的母亲声称这个孩子诞生于过世丈夫的精子，所以他是丈夫的孩子，请求进行孩子的“死后认定”。
日本的民法规定，法律上无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非婚生子女）如果想继承父亲的遗产，就必须获得父亲的认定。根据父亲的遗言而得到的认定被称为“死后认定”。在请求进行死后认定时，因被告人（即父亲）已经死亡，所以由检察官担任被告人并由法庭进行裁决。如果父子关系得到认定，子女的户籍上就可以登记父亲的名字，子女也有权继承父亲的财产。
2003年，这位女性的请求被地方法院驳回；翌年，高等法院判决认可了死后认定；但到了2006年，最高法院又主张“现行民法中没有针对死后生殖的规定，因此无法认定两者存在父子关系”。
虽然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实现死后生殖，但法律并不承认由此诞生的孩子，因此发生了这种在遗传学上有血缘关系的亲子却不被视为亲子的事情。
▲在中国同样有类似的案例发生。
何为辅助生殖技术？
▲2022年，北京市医保局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
妊活，即“妊娠活动”，指为准备怀孕和生育做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掌握关于怀孕的知识、与家人商量孕期事宜、了解自身的孕期状况、借助医学手段进行不孕治疗等。后文的“卵活”指趁年轻冷冻并保存健康的卵子而进行的活动。
正如“妊活”这一词语的出现所反映的现实情况：近年来，希望通过医疗技术来实现“想要孩子”“想做父母”等愿望的夫妇已不再罕见。生殖技术的日益进步，蕴含着实现他们殷切期望的可能性。此外，随着媒体耸人听闻地报道“卵子老化”，逐渐出现意欲趁年轻时将自己的卵子冷冻保存的单身女性，她们这种提前冻卵的行为被称为婚前的“卵活”。
“体外受精”曾被视为侵犯“神之领域”的“非自然”生命操作，在带给人类冲击的同时也受到了批判；但现如今，体外受精已被确立为“医疗”手段，成了非常受欢迎的生殖技术。在日本，被称为“试管婴儿”的“体外受精儿”的出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2010年全年达到了28945人（包括显微受精）。这一年，在日本诞生的每37个婴儿中就有一个是试管婴儿。
除此之外，还有使用丈夫之外男性的精子来创造“孩子”的“人工授精”，以及借助妻子以外女性的子宫的代孕生产等，各种各样的辅助生殖技术不断出现。
肯定会有人认为这些生殖技术是“非自然”的。但是，“自然”已不再仅仅意味着不施加人力的原始自然。在不断包容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中，“自然”本身正被人为地创造出来，我们对于“自然”的感觉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生殖技术的发展对我们传统的人生观和家庭观，以及亲子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对于“想生孩子”的女性（或者渴望子女的男性）来说是“福音”，还是新的道德困境的开始？这种道德困境是否挑动了“非自然的欲望”，从而让他们面临从未预想过的苦恼？
此外，这种技术也正在扩大对孩子进行“生命选择”的范围。从2013年开始，在引发日本社会关注的“新型”着床前诊断（植入前诊断）中，通过检查染色体在受精卵着床之前的阶段中是否有异常，可以只选择“没有疾病”、能“健康”成长并诞生的胚胎。“想要健壮的孩子”“希望能生下健康的孩子”，这些愿望本身或许是非常“自然”的父母之心。那么，为了生下“健康的孩子”，想要“选择”并生下没有疾病和缺陷的“健康的受精卵”也是“自然”的事情吗？或者说，为了不让孩子学习吃力，因此打算用擅长数学的供精者的精子来创造孩子的想法也可以被称作“自然”的父母之心吗？
事关生命的种种道德困境
伦理学中并不存在条理清晰的“正确答案”。“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好的？”“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对于这些问题的判断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即使被迫面临事关“生命”的伦理判断也同样如此。而且，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前所未有的事件”不断发生，新的伦理观也正在遭受质疑。
事关生命的道德困境是多种多样的。
得益于生命延长技术的发展，如果自己处于非本人意愿而“被迫活下去”的状态中，那么是否可以拒绝活着呢（即拒绝治疗或选择安乐死）？“脑死亡”（依靠人工呼吸机维持的状态）是“人的死亡”吗？在基因诊断中，诊断出有绝症的发病风险是否妥当（对于受诊人来说，听到这个诊断结果可能无异于被宣判死刑）？此外，还有近年来备受瞩目的生殖技术伦理问题：“不孕不育”是“疾病”吗，利用生殖技术是“医学治疗”吗？这些是对人类的自然存在提出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除“体外受精”技术以外，冷冻精子、卵子或者受精卵等生殖技术也逐渐发展起来。冷冻技术原本用在动物身上，近来则被运用于人类的精子、卵子和受精卵，从而使其时间停止（保持活性），并使得在空间上自由运输也成为可能。生命的诞生开始超越时间与空间上的限制。
▲在中国，也出现了单身女性想要冷冻卵子“直到想要生育之时”的案例。
在丹麦、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出现了冷冻精子跨越国境，被其他国家的女性用于人工授精的事情。随着生殖“技术”搭上商业基础，中介人登场，此种活动变得更加活跃，从而产生了“孩子”在遗传学上的父母（供精者或供卵者）是从未见过的异国男女的事例。
生殖原本是亲密的男女伴侣间发生的事情，如今素不相识的男女之间也可以生下孩子，这意味着当下的现实情况正从根本上质疑我们的生殖，即“孩子”和“父母亲”，以及“家庭”等传统价值观和人生观。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可能经常要直面未知的问题。面对某些事态，我们可能无法用已有的法律或在伦理判断的框架内进行应对。我们的脑海中可能会浮现操纵生命、自然法则、人类的追求幸福权等词语。这些都是当下的我们在面临技术和伦理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时，所贯穿的关键词。
在不断取得新进展的“生殖技术”的过程背后，将“技术”视为救命稻草之人又是抱着怎样的殷切心情呢？人们通常认为，技术是根据人类的需求而发展的。生殖技术乍看上去似乎很难让人理解，但其产生的背景必定是现实中有人出于难以言喻的各种理由而盼望“得到孩子”（或为此感到苦恼）。思考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时，我们也有必要考虑其所处的具体情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大多只关注生殖医学给不孕不育的夫妻带来的“救济”，却往往忽视了由此降生的孩子们所拥有的权利和福祉。对于通过生殖技术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这一事实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技术才不会造成“伤害”，而超出怎样的限度就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2022年，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上海高院就对因代孕产生亲子关系纠纷的案例进行了判决。
日本学者小林亚津子长期研究生命伦理，早早关注到了辅助生殖技术所带来的各种伦理困境，并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记录在了《生育的选择：生育的自由与边界》这一书中。书中，她想要呈现给读者的并不只是生殖医学的新奇；而是在生殖技术日新月异、法律与伦理望尘莫及的状况下，重点展现了执意选择（或迫不得已选择）利用这项技术之人的心情、通过“技术”能够怀抱心心念念的“我的孩子”之人的喜悦、因这项技术而陷入意想不到的伦理深渊之人的苦恼，意在架起一座跨越当事者（参与生殖医疗过程的人）与非当事者（一旁冷静乃至批判性地看待生殖技术的人）之间认知的“桥梁”。
进入21世纪以来，医学本身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医疗技术、操纵生命与传统的人类观、价值观之间滋生了诸多难题，这些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掌握具体的判断依据。小林亚津子的这部小书或许能成为一条线索。归根结底，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它会促进人类的幸福还是给社会招致混乱，都取决于使用技术的人类“选择”。
以上节选自《生育的选择：生育的自由与边界》
内容提供：陈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