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高中的学生居家上网课。学校提出新要求：上课期间学生要全部打开摄像头。但某班学生无一人执行该规定。上课的老师虽多次提醒，然而无果，于是作罢。
不一会儿，校长出现了——好多学校，校长是无处不在的——他打断老师上课，并责问：“为什么都没有打开摄像头？”老师解释，已经多次要求，但是学生都不打开。“现在，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把摄像头全部打开。两分钟之后，我截图发家长。”校长给出了最后通牒。这时候，班主任也在家长群发出提示，要求家长监督孩子把摄像头打开。
结果，两分钟过去了，仍无一人打开；家长群里，无人回应；校长也没有再出现，也没发什么截图。
笔者作为学生家长，亲历其事，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打不开学生电脑的摄像头呢？回想事情的始末原委，梳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因可能有如下三点：
第一，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是对学生的不信任，面对这份不信任，学生们实施了集体行动。正如学校所说，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目的是监督学生学习。其预设的前提是：学生只有在被监督的状态下才能更好地学习。多年来，我们倡导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自学能力，叶圣陶老先生“教是为了不教”的箴言言犹在耳，然而很多人从骨子里对学生不放心，总觉得只有把学生放在自己眼皮底下，学生才能全身心投入学习。如今上网课，学生不在自己眼皮底下了，只好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殊不知，学生对这种以监控为目的的行为，早已反感之至，俟有机会，当然抵制。
第二，校长所下“最后通牒”，使学生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谁先开摄像头就是谁先向“规矩”低头——无论这样的“规矩”是对是错。如果有第一个，或许有第二个；但是，如果没有第一个，就绝对不会有第二个。坚持不开，法不责众，其奈我何？贸然打开，当众低头，“颜面尽失”。高中的学生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谁会去做第一个低头的人呢？后来，笔者问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开摄像头，得到的回答是：“如果其他人开，我可能会开。如果别人都没开，我是绝对不会开的。”笔者猜测，这应当是大多数学生的想法。
第三，校长用以“惩罚”学生的终极措施是“截图发家长”，学生对这样的“震慑”基本无感。“截图发家长”暗含的前提是：家长有办法“管教”不听安排的学生，正所谓“孩子哭了抱给家长”是也。可是，家长果真有办法吗？家长即便有些办法，会为这样的事而贸然“施法”吗？须知，每一种“管教”都有成本，都隐含引发冲突的风险。从笔者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不会要求自己的孩子开摄像头的，因为我不知道开摄像头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哪里，更因为我也许明白此事的内里曲折，所以在听到校长的“通牒”后只是静观其变，在看到班主任的提示以后也是“装聋作哑”。
笔者也在想：假如重来一次，此事会不会有另外的一些可能？
比如，学校压根儿就不要提出这种要求，开不开摄像头与学习质量的高低本就是弱相关，甚至无关，何必提出这种没有必要甚至引发负面效应的要求呢？这种要求的背后，是极其落后的教育观、学生观在作祟。如果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理由绝对不应该是冷如冰霜的“监督学习”，而应该是暖若春风的“老师想你了”。
比如，校长能不能不要“无所不在”，能不能不要随便打断师生上课？在一些学校，校长“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哪管什么场合、什么时间？笔者以为，此风断不可长。校长虽然负有管理学校的重任，但是也要明白“课大于天”的道理，应当给上课的教师和学生以应有的尊重。开不开摄像头的事，即便要说，可不可以课后再说？
比如，校长出现以后，能不能不要下“通牒”，可否这样说：“同学们，在此疫情艰难的时刻，我们居家学习，我相信大家会一如既往，以主人翁的姿态和高度的自律精神，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我和老师们在学校等你归来，希望早日看到健康、阳光、向上的你……”笔者把这段话说给自己的孩子听，她说：“可惜你不是校长。”
比如，能不能不要把“告诉家长”作为惩罚孩子的手段？有些事情，的确需要家校合力，但是并不是说凡事只要告诉家长了就万事大吉。学校应该是亲子和谐关系的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学校动辄给家长“拱火”，试图用家长的力量“降伏”孩子，又或者拿出“子不教，父之过”的古训，动辄委过于家长，这都不是有情怀的教育者所应为。
我们常说，学校无小事，事事是教育。这次“摄像头之争”，表面来看是学生不听从安排致使学校的“规矩”没有得到执行，而究其实质，则是落后教育观的失败。如果我们不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不去激发学生成长的内生动力，而是视学生为被动执行者，过度依赖外部监督，则类似情形就不会绝迹，教育所本应具有的美好势必受到损害。
（作者系教育工作者）
陈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