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经常问我：你这几年一直待在上海、书写上海，难道上海真与你有缘？
那当然！我通常会肯定而响亮地回答。很多人并不知道，虽然我是苏州人，但我小学、初中和高中时的班主任，竟然都是上海人。你若不信，听我道来——
2020年底在上海作家协会与张伟江老师合影
我是苏州人，在北京工作了40多年。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叫“何市”的小镇，现在从那里走高速公路去上海，路上也就1小时左右。苏州和上海在一百年前同属江苏省，1927年上海才独立成“特别市”。1949年之后，上海便是直辖市。苏州和上海也就成了毗邻的“兄弟省市”。但在我小时候，总感觉大上海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
王老师对我伸大拇指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值十年内乱，我们小学生虽不像中学生、大学生的哥哥姐姐们整天“停课闹革命”，但也基本上是天天瞎胡闹。上三年级时，同学们说新来的班主任是位上海人，女的，而且是全校长得最漂亮的老师。
后来上课时，发现新来的班主任确实年轻，长得好看，叫“王琴芬”。我上的小学是“中心小学”，全校大约有十来个班，总共二三十个老师，而王琴芬老师不仅年轻，而且真的是那种很精致的上海女人，令人赏心悦目的那种。
那个时候，从上海到我们小镇，没有公共汽车，全靠小轮船走水路，路上要花一整天，所以我们基本没有见过王老师回上海。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王老师给我们上课真不容易，没了章法的岁月里，同学们上课能把教室吵翻天，老师讲课需要把嗓门调到“喊”的挡位上。因此，我记忆中王琴芬老师的嗓门很大——不大不行啊，一个上海姑娘就这么被逼得整天嚎着嗓子说话。
我个子比较小，在教室里坐第一排，在同学中显得比较弱势，但又属于还是想读点书的孩子，这可能是王老师比较喜欢我的原因。但后来王老师批评我了，原因是我的同桌“浦志高”——这位同学姓浦，与《红岩》中的叛徒浦志高同姓，大家给他起诨号“浦志高”，并不含贬义，只是一种玩闹。别看这同学个头长得跟我差不多，但他特别喜欢跟同学打架，属于在班上称王称霸那种。
“浦志高”有个毛病：喜欢打架的他，一旦打输了就找茬欺负那些比他弱的同学，然后就觉得挽回了面子。由于我俩离得近，他时常找我麻烦甚至欺负我，然后就有人反映到王老师那里去了。有一次王老师很生气地训斥了一顿“浦志高”，同时王老师也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你就那么心甘情愿受他欺负？”
老师的这句话对我心灵上的刺激很大，心想：原来“浦志高”欺负我，老师也瞧不起咱呀！不行，不能再让“浦志高”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于是我决定跟同桌的“浦志高”开仗。
我憋足了劲，要找机会打垮“浦志高”。男孩子之间打架是有讲究的，虽然我们那时也就十来岁，但关于论输赢的公开打架，其架势有点儿像欧洲的绅士们要“决斗”一样，阵势不小：我清楚地记得听说我要跟“浦志高”干仗，除了自己班上的同学围过来起哄，还有不少其他班的同学来围观看热闹。
这一仗是我一生中作为“男子汉”最出镜的一次“战役”，因为我竟然真的打赢了。“浦志高”大概不会想到平时文文静静、可以随便欺负的我，能连续两次将他打趴在地……同学们为我欢呼的场景，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里。
此后，“浦志高”再也不敢欺负我了。更让人意外的是，第二天班主任王琴芬老师见到我时，还悄悄地向我竖起大拇指。
王老师当我的班主任一直到我小学毕业。她是教语文的，我一直记得她的嗓音十分响亮，即使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每当想起王琴芬老师，仿佛依然能听到她那清脆的高腔……
1975年底我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听闻王老师的音讯，问当年的同班同学，他们竟然也不知王老师的消息。王老师，您现在在上海吗？学生想知道。
刚强独立的夏老师
上初中后，班主任又是一位女老师，上海人。她叫夏家珍。
夏老师年岁比较大，记忆中她应该有五十岁了，所以同学们背地里叫她“夏老太婆”。之所以用这样一个称呼，是因为同学们觉得夏老师比较严厉比较“凶”。然而像我这样的乖孩子，并不认为夏老师凶，因为她是真正想让学生们认真学习和成长的好老师。
英语是夏老师的专长，她的英文水平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在小镇上通常缺少这样的专业教师。在我们学校里，能教数学和语文的老师并不算少，好像谁都能对付一下，但初中年级的所有英语课都由夏老师教。
我们那个时候太小，也不知道像夏家珍老师这样的上海知识分子是怎么到我们镇上来教书的，还有其他像王琴芬等上海籍老师，他们个个有超众的教学才能，竟然来到一个邻省的小镇上教书，现在想来有些不可思议。
记忆中夏老师的身体不是太好，她容易气喘——是不是被调皮捣蛋的同学们气的，我不知，但总感觉她比较经不住生气，一生气就干咳。那个时候我们的学制一直变来变去，记得初中和后来的高中都是两年半，夏老师也就给我们班当了两年多班主任。
我们这些孩子生活在仿佛“避风港”的小镇上，即使外面有惊涛骇浪，也不会在小镇上掀翻船的。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的数学老师突然有一天被人带走了，说他是“五一六分子”。夏老师昂着头，很悲愤地看着……那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夏家珍老师因此是我心目中一位很刚强和独立的女教师，尤其是在我读初中的那些年里……
她后来的事我同样一无所知。
我喜欢张老师的俄语
1972年夏天，我经历了一场严得不可思议的“初升高”考试：考生前后左右的试卷都不一样，意在防止同学们相互偷看。
进入高中后，我的高中班主任，又是位上海人——这回是位个头高高、文质彬彬的男老师。他叫张伟江。
2020年张伟江老师与我高中班部分同学到上海图书馆参观我的“文学作品展”
上小学、初中时，我们小小年纪不知东南西北。但上高中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我们镇上只有一班高中生，可以说多数是优秀生，相互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我除了语文之外，数学和外语都只是班上的中等名次。偏偏，班主任张伟江老师是教数学与外语的。后来才知道，张老师是南京大学数学专业毕业之后被一阵“风”吹到我们小镇上的。还没有上高中时，就听大同学说，张老师是个数学家，似乎他会算世界上最难的数学题。这对我这样数学成绩平平的人来说，简直就像神出现在面前。
别看张老师人高马大，说话却细声细气，身上一点儿没有上海男人的那种傲气，尤其是他用粉笔在黑板上默写数学题时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情景，我看得一头雾水，而张老师只轻轻地说“简单来西”……确实，对他来说，这些数学题闭着眼都能算个明白。由此我们谁也不敢在他上课的时候捣乱和出声，一个个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听讲，即使如此，仍然无法跟上他的节奏。
通常，下课的铃声一响，张老师总是轻轻地说一声“下课”，就夹着教案出了教室，剩下我们这些学生就得拼命利用下课时间抄题和交流学习内容——张老师的高水平，让我们这些低水平的学生实实在在地“赶”着走了三年……
除了数学，张老师还教我们外语，他教的是俄语。在初中，我没有学好英语，觉得挺难，但我喜欢张老师教的俄语，相对好学，加之我喜欢俄罗斯文学，学俄语带着某种特殊的感情，因此至今仍能说几句简单的俄语。近几年，俄罗斯朋友翻译我的作品已经有七八种了，今年还成为获得俄罗斯国家图书奖的第一个中国作家，这多少与我喜欢当年张老师教的俄语有点关系吧！
数十年后的相聚与思念
我总觉得张伟江老师是个才人，甚至有点像传说中的“书呆子”，属于真正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种，跟他在一起无须有防备之心，他的善良和修养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写得一手好字，这是同学们最佩服的一点，我们称其写的字叫“伟江体”。有好几位同学写的字是跟他学出来的：端庄、整齐、刚健中透出一丝绢柔。这与张老师的人品十分相似。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我竟在中央党校与张老师相遇。那时我刚成为中国作协副主席，正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突然有一天在校园内见到了张老师，便惊喜地问道：“张老师您怎么在这里？”
“来学习的……”
“你怎么也在这儿学习？”这话问得不太礼貌。
张老师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口吻，道：“这不是干部都要轮训嘛！”
“您现在干什么工作呀？”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早回上海了。在教委当主任……”他仍然像当年一样，说话轻轻的，像耳边吹过的一阵清风。我却觉得惊讶极了，我的高中班主任当上了上海市的教委主任！
后来得知，我高中毕业后参军离开家乡不久，张老师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后来又到美国读博士，回国后在多个大学的领导岗位上任职，然后成为上海市教委主任。
再后来我便知道了张老师的一些事：在他任教委主任的那些年，上海的高教事业发展非常快……前年末，上海成立“何建明文学研究院”时，我特意邀请张老师到场，我告诉他：我的成长受他影响很大，希望永远当他的学生。
数十年前的师生在上海再度相聚，其情其景，极其难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更加令我怀念另两位班主任：也不知王琴芬、夏家珍老师你们现在可安好？学生想念你们。在此也想对你们说一句：学生之所以一直留在黄浦江边书写上海，其中有一份是对你们的感恩之情……（何建明）
如今的何市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