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2年中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这意味着近61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大家对负增长的出现并不意外，可数字背后的问题让人担忧，生育率究竟该如何提升？火热的讨论占据了这几天的热搜榜——昨天，“缩短教育时间能提高生育率吗？”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3亿；一周前，“深圳育儿补贴标准征求意见”更是提出对生育家庭三年累计发放补贴，一孩7500元，二孩11000元，三孩19000元，争论从评论区延伸到各社交媒体……
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社会阶段，几年前，各地陆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最直接的就是现金补贴了，那么问题来了，给你发钱，你愿意生孩子吗？
全国第一个拿到育儿补贴的奶爸：
尿不湿不用自己掏钱了
“每月我们家能领到500元补贴，大约可覆盖一半的育儿支出。”攀枝花市东华街道的二孩爸爸杨军向“之江潮”记者展示了一张最新的月账单：今年1岁半的女儿要花掉尿不湿455元，奶粉315元，玩具衣物等其他支出246元，总共1016元。
杨军是全国第一位申领到育儿补贴金的人——从2021年6月12日起，攀枝花率先施行鼓励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子女的，每月可申报领取500元育儿补贴金，直到孩子3周岁为止，总共可领取1.8万元。
杨军（左一）和家人在一起。攀枝花市委宣传部供图
育儿补贴让攀枝花市民生出更多孩子了吗？“较政策实施前一年，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二孩出生增长5.58％，三孩出生增长168.40％。”当地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之江潮”记者。2022年下半年最新数据尚未公布，不过在当地政府看来，“在国家全面三孩生育政策与市里育儿补贴政策效应叠加下，市民生育积极性确实有所提高。”
截至去年底，杨军已拿到3500元，2022年度的育儿补贴金将在今年一季度兑现。有了这项政策，杨军愿意生三胎吗？“不考虑，没有人带娃。”杨军的回答很现实。
虽然没能鼓励杨军生三胎，但育儿补贴对当地的正向刺激还是显而易见的。在攀枝花市一家企业工作的李晴（化名），正处于育龄，一直在犹豫生还是不生。她留意到，政策出台后的一年半内，身边已有五六名意向二孩的同事，陆续怀孕、生娃，大家普遍认为“有这个钱可以拿，总比没有钱好。”
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上，不乏和李晴同事类似的观点，证券市场也用股价给出了回应。在深圳市征求意见后的第二天，A股三胎概念板块内金发拉比和安奈儿2股涨停，据证券时报报道，主力资金净流入逾500万元的三胎概念股多达24只。其中，金发拉比甚至连续4个交易日股价涨停。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鼓励生育源自2500多年前的勾践，《国语·越语》中记载，“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此外，生男孩，越国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奖励两壶酒一头猪……最终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让吴越争霸的天平向勾践倾斜。
如今在国内多所城市，育儿补贴金额大多累计在2000元至4万元不等，数额较多的如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生育三孩给予一次性奖励金2万元，且孩子3周岁前，每月发放500元育儿补贴。
育儿补贴只是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一项，此外还有购房指标、托育服务、教育减负等系列政策组合拳，比如杭州、南京、厦门、长沙等地，“二孩或三孩家庭，允许新增购买一套住房”；甘肃省临泽县和济南市，为二、三孩家庭提供购房补助、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苏州、合肥等地加大财政支持，解决0-3岁幼儿的托育难题。
在日本生了俩娃的杭州人：
每月都有钱，但养娃远远不够
各地政府政策频出，发钱、补贴能促进中国生育率有较大转变吗？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看来，可能性不大，“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在日本，补贴确实减轻了一些养孩子成本，但是生不生孩子这件事，没看出有太大影响。”在日本大阪生活了24年、生下两个孩子的杭州人王雅茹（化名）说。
王雅茹和丈夫都是拿着日本永久居住身份的浙江人，“只要加入日本的健康保险，怀孕期间、孩子出生后都能享受到福利和补贴，我生两个孩子的时候都有。”王雅茹说，“在我的办公室，12位女性，只有两人有孩子，1人结婚没有孩子，其他9位都是单身。”这些补贴与政策，并没有打动日本女性结婚生子。反映在日本楼市，最受市场欢迎的公寓以一室一厅、二室一厅为主。
2000年，王雅茹到日本留学，2005年，第一个孩子出生，日本政府提供了30万日元（约人民币1.6万元），今年4月1日起，这个数字提升到了50万日元（约人民币2.6万元），“足够支付在医院生孩子费用了。”女儿出生后，王雅茹每月领到了1.5万日元（约人民币786元）的育儿津贴，直到女儿3岁。
这之后，王雅茹每月领到1万日元（约人民币524元）的儿童津贴，直到女儿15周岁后的第1个3月31日为止。
2012年，王雅茹的儿子出生了，每月领到的育儿津贴、儿童津贴也是同样的数目，但是和育儿成本相比，这些钱杯水车薪，“如果读公立学校，教育成本不贵，但是我女儿从初中起就读的私立学校，学费87万日元（约人民币4.5万）一年，加上教辅费用，每年要花100多万日元（约人民币5.2万）。”
最让王雅茹省心的政策，是针对孩子的医疗补贴，“从小学到高中18岁毕业为止，孩子每次看病最多超过500日元（约人民币26元）部分可以全额报销，每月最多支付1500日元（约人民币78元）。”
从日本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来看，从1990年的1.6、2000年的1.37、2010年的1.34到2020年的1.3，整体呈现为在低水平稳定且略有下降的态势，反映出日本的生育支持措施并未促进生育率有效上升。
同时，日本各地政策也在不断加码，就在上周，东京宣布取消二孩保育费，养娃成本又省下了一笔。
相对应的是，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为1.3，2021年仅为1.15，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22中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鼓励生育这件事已不得不做了。
“无论在东亚还是在欧洲，对于生育和家庭发展有丰富的政策工具，不同政策对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并不相同。”任远总结道。
生育保险、灵活用工、普惠制托育托幼......
生娃这件事要有越来越多社会支持
在浙江以及长三角地区，年轻人是怎么看待鼓励生育政策的？
“之江潮”记者针对长三角适婚年轻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58.59%的人对深圳征求意见稿中“生三孩最多补贴1.9万元”的补贴数字不感冒，选择了“不愿意生娃”；“如果多孩家庭享受的补贴更多，你愿意生几个？”的问题中，61.35%的人仅愿意生1个，34.36%的人愿意生2个，3个及以上的人占比甚微，部分受访者做出“一个也不生”“为什么要生”等回应。
“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长三角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应该仍然会是低生育率。”在任远看来，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成本高，如深圳拟推出的补贴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并不会特别明显。
不敢生娃的因素有哪些？综合另一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收入、住房、带娃、教育等方面的顾虑占比均在60%以上，养娃经济压力大成为最主要因素。也有不少参与者提出“社会福利保障”“女性事业的影响”等因素。
发钱不能有效鼓励生育，那社会应该做些什么？“育儿假、哺乳假、减免税收、工作和家庭的支持、企业提供生育保险、灵活的用工制度，方法有很多，需要了解民众最迫切的困难、最迫切的需求，从而来增加民生福祉。”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需求，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
“提高生育率，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病区主任周坚红说，在今年的浙江省两会上，她带来了一份提案，重点面向0-6岁婴幼儿和适龄婚育妇女，从妇产科医生的角度，提出在大学课程中设立生殖健康教育选修科目，助推生育意愿。此外，周坚红建议将羊水穿刺、染色体检查等费用较高的检查纳入医保范畴，以及降低剖宫产率等。
在“浙有善育”的角度，浙江在去年也出台了实施方案，从生孩子的保驾护航，到婴幼儿照护人才的培养等落地，针对的是“生”和“育”的问题。
任远同样给出了类似建议，“城市中，家庭的小型化、年轻夫妇工作忙碌等使家庭婴幼儿照护有一定困难，对这些地区，婴幼儿的托育托幼服务等生育配套最为需要，要加强普惠制的托育托幼政策。”
此外，如今社会的主力生育年龄段为80、90后人口，00后人口也即将或已开始加入生育队伍。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任远提出应该有不同的服务和体制，如青年人口要在婚姻上给予支持；生育期的人口要给予产假、陪产假、婴幼儿托育的服务支持，对年龄大的女性生育，要加强大龄生育的服务等。
中国人口史上几次人口负增长
梳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所著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发现，数千年来，中国人口几乎遵循着指数增长模式。其中偶尔也会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多是因瘟疫、饥荒、战争、朝代更替等带来的人口的短期缩减。
在天灾人祸之下，人口减少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人口“大落”的速率最高可达100‰，这意味着百年休养生息累计的人口，可以在一场一二十年的战乱中损失殆尽。
战争对人口的减少是巨大的。1208年，蒙古进攻金和西夏前夕，金、夏境内人口总数在5500-6000万之间，经过26年蒙古铁蹄的蹂躏，人口只剩下1050万，数量不及原来的五分之一，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极为罕见。
回顾中国古代两千年的人口数据，中国人口数量呈现阶段性大起大落，但整体趋势是上升的。中国历史人口的增长经历了六个阶段，但增长幅度并不均衡，第二三阶段人口翻番共需1300年，第六阶段人口翻倍只用了40年。
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在短时间内的倍级增长。
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此后，陆续出现了两次“人口生育高峰”，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初，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80年代，十年净增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
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使人们认识到人口控制已迫在眉睫。
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
然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相当可观。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超过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的净增人口。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完善，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并持续稳步下降，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人口负增长现象成世界趋势
人口负增长现象不止出现在中国，放眼全球，目前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俄罗斯、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等20个国家都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
在人口死亡率相对稳定的今天，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低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考虑到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
2020年约93个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主要包括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所有欧洲、北美洲国家，韩国总和生育率为世界最低。35个国家总和生育率高于4，其中91%的国家来自非洲。
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世界偏低水平，且新世纪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相对越低，但是中国却是例外，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15，低于高收入国家。
人口进入负增长
未来挑战加剧
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拐点”是一个时间段而非具体时点。从表面上看，人口负增长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实际上却是人口和社会本身发生了深刻变化。
总人口的负增长往往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预计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人口重度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
从老龄化速度看，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日本用了24年、德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126年，而我国预计只用约22年。
目前，日本、意大利等21国已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西班牙等36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大部分为西欧发达国家。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8.4%。
长期看，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加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向影响将逐渐凸显。
老年人口增加，意味着全社会养老支出也在不断扩大。人口负增长与老龄社会也将在社会养老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养老服务等领域带来持续性挑战。
人口负增长
我们如何应对？
近日，“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世界人口发展形势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听听专家怎么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郑真真研究员表示，全球人口在2022年突破80亿，人口增速相比50年前已经大大减缓，预计还将进一步下降，到21世纪末将趋于零。低生育率、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特有现象。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分析指出，我国人口负增长时代老龄社会具有老年人口规模超大和占比高、高龄化凸显、少子化显著、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和结构老化、长期照护需求旺盛、家庭照护能力脆弱、区域差异大等七大人口特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童玉芬教授认为，未来我国劳动力规模还会进一步减少，但不大会出现劳动力总量短缺，结构性短缺和素质短缺更应引起关注。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原新教授表示，人口负增长是一个长期的人口变动过程，具有阶段性特点。人口负增长不同阶段的人口特征、人口机会不同，收获人口红利的手段也随之变化。
原新主张“人口红利转型论”，提出未来30 年的新人口机会为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低龄老龄化、日渐雄厚的人力资本、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这些形成了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型、资源型、长寿型、素质型、配置型等综合型人口机会。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厚莲副研究员也认为，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能够并存，人口负增长不会阻止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基于“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逻辑思路，提出可以将人口迁移和流动作为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一个主要转手，发挥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从而实现我国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
来源丨钱江晚报、橙柿互动·都市快报、之江潮
编辑丨水里有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