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1月18日文章，原题：中国帮助抚养我的美国孩子，结果证明她们都很好 两年前当疫情肆虐全球时，我在网上看到一名美国妇女的照片，她穿着写有“我拒绝与政府共同抚养子女”的T恤——认为美政府要求在学校戴口罩是过度干预。我不禁笑出声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自己的孩子就是和中国政府“共同抚养”的。
2006年我和丈夫来到上海，度过接下来的16年。作为外国人，我们不受生育规定约束。可我不得不接受隆起的腹部成为“社区资产”的现实，它受到不请自来的抚摸和行人评论（“是男孩，能看出来！”），餐馆可能拒绝为我提供冷饮。每次点冰拿铁时我都怕听到唠叨，尽管通常伴随暖心的微笑。
2008年和2010年，我们在上海生下两个健康的女儿，并面临所有在华外籍父母的选择：就读国际学校还是当地学校。权衡利弊后我们决心冒险一试，很快感受到严格的“共同抚养”体系。女儿们所在的当地幼儿园谆谆教导，包括孩子们睡几小时、该吃什么及最佳体重。每天上午学生们都整齐列队做操，唱国歌、升国旗。教室窗户保持打开以增加空气流通、防止传播疾病……随着时间推移，各类好处开始显现。女儿们回家后讨论自律、正直、尊重长辈等话题。学校为她们灌输勤奋和追求优异成绩的理念后，丈夫和我无需督促她们完成作业。美国教育强调孩子需求，中国强调听老师的话并刻苦努力。为弘扬中华文化并提供西方影响的替代方案，政府资助传统音乐、戏剧表演等活动。女儿们有时会担心跟不上同龄人步伐，并对我们没更早为她们辅导数学而失望。
在中国抚养孩子还有其他好处。例如有利于保护儿童的互联网，孩子们被规范的玩电游时间。由于几乎消除人们对犯罪的担忧，我们的女儿从11岁起就开始在没监护人的情况下乘坐这座2600万人口城市的地铁。和蔼的警察持续执勤维持秩序，街道和绿色空间都保持清洁卫生，公民的自豪感显而易见。
在因疫情无法见到家人近3年后，我们做出离开中国的艰难决定，并于去年6月搬到华盛顿。某些方面，感觉回美国后的文化冲击比我们初到中国时更强烈。我们回到一个分裂的美国，许多人认为政府在人们生活中没有位置。坚韧、独立、思想开放的女儿们正茁壮成长，但也是一种调整，她们近来首次在学校接受应对校园枪手的演练。我们也在调整自己，以适应在上海时从来不需要的戒备心态。这些时候。我发现自己想念“共同抚养”女儿们的中国。
在中国安家的经历告诉我们，沉浸在对日常问题给出不同答案的文化中，会改变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养育子女与国家治理都是不完美艺术。对我们相互学习并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架起新桥梁来说，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关键的时期。（作者希瑟·凯伊，崔晓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