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某都市报社部门副主任的张学得，“下海”创业，现是一建筑公司老板。（受访者供图/图）
春节前，我回到福州，想约张学得吃顿饭。他是我的老领导，年龄比我大不到十岁，当初在一家报社时，我们几个同一批入职的小伙伴就经常约他小聚。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月前他带着几十个工人去宁德市做一个项目，工期两个月，春节后才能完工，他不能离开。
电话那头，有电视节目的声音和口音各异的交谈声，他应该和工人在一起看电视。我们聊到他公司的状况，他说，“正在挨个统计要回老家的工人，要提前把工资准备好，让他们拿着钱回家。”
张学得是我记者生涯中的贵人。
十年前，我经过笔试、面试进入福建一家都市报社工作。正式上岗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哪个部门。迎新晚会上，我旁边坐的就是张学得。
后来我问过他很多次，为什么我的旁边会是他。他说，只是巧合而已。
那次巧合直接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当时，他是都市新闻部的副主任。都市新闻部是专做社会新闻的部门，突发、热点、调查、人物报道都是这个部门产出的，我们都想去。
我也不知道张学得看中我哪点。饭吃到一半，他让我跟他走。我端着酒杯站在报社领导那一桌跟前，还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张学得举着酒杯说，“各位领导，这是翟星理。”说完一侧身，对着我抬眉示意，“你打个通关。”
我吓懵了。那张大圆桌上坐着报社所有领导，有十几个人，打一圈通关就是十几杯酒。我大学刚毕业，根本不会喝酒。我应该是打到第二圈的时候失忆的。
我被分到了都市新闻部。张学得告诉我，我总成绩排名靠前，最初是分到要闻部做夜班编辑，迎新晚会上，他觉得我更适合做一线记者，“让你喝酒就是试试你的胆量”。
虽然我一直不认同喝酒和胆量之间有逻辑关系，但结果至少是美好的。
我做的第一条新闻是一起发生在高架桥上的追尾事故。采访结束，张学得把我叫过去，把这条原本是一条500字的短消息稿件拆开揉碎给我讲了半个多小时：新闻的本质是提供信息，除了最基本的信息，不要忽略所谓的“偶然”因素，任何一起交通事故中的偶然成分都有必然因由，驾驶员身体状况如何，车况如何，道路硬件条件有没有问题，“即便不写出来，你也要知道这些信息。车祸新闻，就这三条：车、路、人。”
那时候，不管一天中的哪个时段，我们三三两两围坐一起，聊的最多的永远是业务。一个下午，我们聊到导语的写法，有人举例，如果警方刚发现一具无名女尸，导语该怎么写？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当时我们一位前辈是跑现场的记者，他的导语是这样的：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也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那是都市报黄金时代的尾巴，多数亲历其中的人都是如此纯粹。它如此美好，如同植物粗壮的根茎贪婪地扎进我们的记忆之中。它如此残酷，当它突然消失的时候，我们就像突然被砍断的树，失去根茎，失去记忆，失去滋养我们的大地。
升任副主任前，张学得是报社的首席记者，写过很多独家报道，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报道是某县政府公车撞死女工，车内数名干部见死不救逃离现场的事件，报道刊发后他个人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我就是要报出来，不管你是谁。”他说。
是的，他的性格中有果决、狠辣的一面，这也是他后来创业杀出一条血路的原因之一。
2014年，我跳槽去了北京的一家报社，和张学得的联络渐少，只在回福州的时候见过几面。我去北京之后不到一年，原报社的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
张学得也是在那个时候离职的。我听说，他刚开始去了朋友的影视公司。2015年，我去福州采访，打电话找张学得打听一些信息。他浩荡的疲惫感从手机听筒里喷涌而出，说话的节奏给人一种多处停顿、咬字缓慢的混乱感，失去了在报社时的自信和从容。而后，他陷入长久的沉默。
在那波离职潮中，我陆续听到老同事转行的消息。和我同一批考进报社的几个记者，先后转入互联网企业的公关岗位。还有一个老同事考公“上岸”，去了深圳某区的区委宣传部。
创业的同事也不少，最成功的一个当属摄影部主任，他如今是一家全国性连锁餐饮品牌的股东。摄影部一个记者开了一家影楼，还有一个记者创立了专营德化陶瓷的品牌和一个连锁卤味品牌。车队的一位司机大哥闯入室内装修行业，延续了他开车时横冲直撞的风格。
他们都是创业血海中的幸存者。其实我不喜欢听他们讲创业经历，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劫后余生的人回忆他经受过的生活的最残酷的一面和命运最无情的戏弄——一个老同事说，他创业最艰难的时候，把福州唯一一套住房卖掉了，交房的时候他刚上小学的女儿扒着门框不肯走，哭着问他为什么卖掉她的小房子，他无言以对，只能以眼泪回应。
我不知道张学得经历了什么，也始终没有问过他。
2020年，我才在一次报社旧友的聚会上再次见到张学得。深冬的雨夜，他上身只穿了一件衬衣和一件黑色皮衣，却戴着一条红、黑、咖啡色相间的花围巾。旧友开玩笑，“你这个风格连混搭都不算，你就是卖弄风骚。”
张学得也被逗笑了，“我这么穿是为了方便干活。”当时，他的建筑公司已经小有规模，他是老板，也和工人一起干活。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他从报社离职之后换过几次赛道，都没有实现个人价值和公司价值的有机统一，于是他转变思路，以自身消费经历为触点，专攻小型工程市场的用户痛点，优化工程质量，打出团队人员稳定、工程后期维护保障强的双重优势组合拳，很快在小工程这块红海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简单地说，初期他接一些大公司看不上的小工程，比如小区花坛维修、楼顶防水处理。“和做记者是一样的，要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张学得说，“这类小活绝大多数只能交给私人干，干完就走。我现在成立个公司专门给你做，出了问题你能找到我。”
席间，他主动提及创立工程公司之前的遭遇，“角色的转变是很难的，你四处求人，你甚至会去找一些做记者时你交下的自以为不错的朋友，没人帮你，甚至没人想听你到底要说什么。”记者这份职业带给我们的所有骄傲，在商业领域一分钱都不值。
作为记者，对于这个广袤的世界，我们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几乎一无所知。也许这就是最好的解释。
酒后的张学得这样描述他的转型，“拥有过最好的，经历过最坏的，离职之后创业，然后就是十死无生。”
那次饭局上，几个创业成功的老同事都在酒后表达了有朝一日帮扶记者的意愿。我还记得其中一个是这样讲的：他们出钱做个酒店，来福州采访的记者都可以免费入住。我还为他们的酒店提供了一个候选名字，叫红尘客栈，张学得觉得俗气。真希望他们的梦想早日成真。
虽然张学得嫌我取的名字俗气，但他的建筑公司名字也好不到哪去，就叫“福州我来修”。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他正和工人吃饭，头上还戴着一顶红色的安全帽。
他有一个人员稳定的施工团队，从他这次创业之初就跟着他干活。建筑行业里，工人随项目走，流动性极大。张学得留住他们的方法很简单，按月结工资，不拖欠、不延后。
“除了挑项目，你知道做这个公司最让我心累的一点在哪吗？”今年春节前的这次通话中，张学得告诉我，“就是处理工人的家事。”
我无法理解老板为什么要介入工人的家事。
“疫情这三年，工人比老板难。我们再难，也不会没饭吃，他们是没活干真的就没饭吃。我这里一对夫妻工人，供养两个大学生和一个常年卧床的老人，没活干他们就要挨饿，还吵架。”张学得以前对我说过，他短期内的目标是做一个有良心的老板，“老工人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他们没钱只能找我借，每次只借几百，怕要多了我不借给他们。”
面子、尊严会在开口借钱的那一刻土崩瓦解。农民工也爱面子，我采访过农民工几次之后深有体会。
“2022年福州经历了两波疫情，又下了两个月的雨，他们真的快断粮了。”他甚至为此改变了挑项目的标准：只找好沟通的业主单位和结款难度低的项目。
这给人一种老板张学得被工人“胁迫”的感觉。他不以为然，“创业之前，一些大企业的老板说保住公司、保住员工之类的话，我也觉得他们在装，现在我信了。”
这个春节张学得是在工地上度过的。“其实这个项目我是真不想接了，该休息了，工人说想春节干活多挣点钱。”这是年过四十的张学得第一次无法回家过年。
那天晚上11点，我看到张学得爱人的朋友圈，她发了一张刚下火车的照片，想必是去看望张学得了。
张学得的爱人也是我的贵人。2014年清明节假期，我在报社加班写稿，她跑到我的工位上，“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找我们部门一个记者讲事情，你要不要去看看？”我把键盘一推，没等她话音落下就冲过去了。两年之后，我和那个女孩子结婚了。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