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怀进鹏部长在谈到新一年工作时，从系统思维角度，谈到了四个深刻认识，其中第三条谈到“要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的紧迫要求”。这么高调、严肃地谈到人口对教育的影响，或者说教育需要注意人口的变化并积极应对，这应该是教育部门第一次。
原因也很简单，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全面巨变，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无视这种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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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生儿大幅减少，生源进入快速下跌区间，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未雨绸缪
在怀部长讲话后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新生儿数据：956万人。和2021年的1062万人相比下跌106万，这也是自2016年新生儿创下阶段新高后，连续第6年下跌。与2016年出生1786万人相比，下跌了830万人，这种下跌速度几乎是垂直降落。与之相关，我国人口负增长比先前人口专家预测的提前5年到来，2022年总人口减少了85万人。
新生儿等人口变量有着自己的规律，会有生育高峰与低峰，起起伏伏，但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本世纪初，新生儿就出现大幅下跌。
从2003年起，新生儿就长期徘徊在1600万-1700万之间，比上世纪末减少600余万。2015年二胎政策出台后，新生儿出现短暂的回升，2016年曾创下1786万纪录。但显然二胎政策解决不了“不愿意生”的问题，短暂的政策红利消失后，新生儿进入快速下跌区间，年均减少100万以上。2020年起，受疫情影响，这一下跌出现加速。
新生儿下降与人口负增长必然给我们社会发展带来复杂的影响，也充满争议。但对于教育，其影响是清晰而明确的。新生儿与生源是正相关关系，这批孩子3年后进入幼儿园，6年后进入小学，12年后进入中学，18年后进入大学。2021年全国高校招生就已经超过1000万。假设17年后，这956万人全部健康成长，一个不流失，一个不分流，全部去考大学，也根本不够高校招收的。
仅从大学角度看，生源危机已经在路上，甚至非常急迫，我国台湾省以及韩国、日本等所面临的生源枯竭进而导致高校合并、关闭，我们也即将重演。
中小学的影响更快速。我们目前正处于适龄儿童数量高峰，即2016年出生的那批孩子正在入学，这一波传导效应会造成各地学位的紧缺，但随后，就是大幅减少。教育资源如何配置，才能应对这么大的波动？各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认知？
事实上，伴随这种快速下跌，入园难将快速转变为生源的枯竭。一些地方私立幼儿园已经全面出现了招生困难。
前两年，刚刚出台了三胎政策，新生儿仍然持续下跌，虽然有疫情因素，但也再次提醒我们，即便完全放开，也不大可能出现新生儿的反弹，即生源的反弹了。对于这个大势，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有预测表明，我国新生儿有可能下降至800万左右。如果新生儿仅有800余万，未来很长的时间里，理论上中小学在校生源满打满算仅有1亿，这和目前的大约2亿中小学在校生相比，差不多减少了50%。我们大量的中小学与老师又如何处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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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口快速向城镇聚集，农村空心化，城乡人口增减的不平衡，给教育资源配置带来了复杂的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城镇常住人口920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9104万人，减少731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新高。
这和20年前有着本质的区别，更不要说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化率仅有10%，也就是说，90%的人在农村，但是，现在65%以上的人口在城镇，尤其是年轻人，而且仍然在加速。在目前很多农村地区，一个村子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青壮年，适龄儿童也是凤毛麟角，大量学校缺乏足够的生源，甚至没有生源，不得不废弃。但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中小学一个学位难求。
基础教育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变化，做好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资源配置调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其中的严峻性。
记得多年前，我曾经去一个村小参观，仅剩下6个学生，10个老师，学校硬件配备得很好，信息化设施非常齐全。接待我的校长不无遗憾地说：学校肯定维持不下去了，可惜了这些设施。明知道没有人了，还在建，这是他最大的感慨。一些地方没有关注到这种变化，在一些农村地区投入建设了一批高标准的学校，但往往是建成之日，就是关闭之时，这种资源浪费让人唏嘘不已。
日前在德州召开的2022年人大会上，当地人大代表希望提高生均经费，以维持100人或者200人以下学校的正常运转。在这份人大代表的建议中披露了德州的情况：不足百人、二百人的乡村学校比比皆是。以夏津县为例，不足百人农村学校有22所、不足二百人的农村学校有24所。而江津县发布的数据，全县小学加初中仅有66所。这位人大代表提出增加生均经费，200人以下学校按200人拨款，以维持学校基本运转。
全国情况如何，我们很难拿出准确的数字，但每年发布的教育统计公报中，在小学阶段都增加了一个教学点的数字，去年是8万多。教学点，按原来的解释，即指生源不足100人的学校。
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不计代价去投入，在做好公平第一的情况下，兼顾必要的效益。尤其是在当下地方财政越来越吃力、民生负担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必须做好这种平衡。
要做好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兼顾效率的平衡，做好资源配置，我们必须破解一些只唱高调的政治正确，比如“为了一个学生的坚守”式的学校。
本世纪初，面对农村的空心化，新生儿的下降，很多地方曾经大规模开展过撤点并校的工作，撤销了一些无力支撑的学校，集中资源在农村举办了一批较高水准的9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最大程度兼顾了公平与效益，尤其是面对大量农村的留守儿童，提供了比祖父母看护更适合的模式。
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做法过于激进，在甘肃校车事件后，这一做法被叫停，随之而起的是超越现实地大谈“为了一个学生的坚守”。坦率地讲，这种一味站在道义高地唱高调的做法，脱离了我们的实际情况与经济支撑能力。面对一个学生，我们怎么可能给他配备齐全所有的科任老师以实现更高质量的教育？现实中，往往是一个老师身兼数职，很多科目只能是对付。
德州的这份提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窘境：如果按统一的生均经费拨款，学校的基本运行费用都不够。更何况，一个人，或者几个孩子的学校，缺乏基本的校园集体环境，对孩子的综合成长也是非常不利的。
当然，对于小学尽量就近，维持教学点是有必要的，不在我讨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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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口老龄化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与新挑战
伴随新生儿的下降，人口进入负增长，我国老龄化加速前进，已逼近中度老龄化（20%）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比这个数字更恐怖的是老年人增加的速度。2022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1268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922万，均大幅超越了新生儿。和6、7年前的数字相比，也实现了翻番增长。人口专家预计，老年人这一快速增长的趋势还将持续近10年，中国将加速进入重度老龄化（30%）阶段。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到底如何定位和建设？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毋庸讳言，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的继续教育目前本质上还是一种“卖”学历的做法，不仅不适应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的现实情况，没有及时回应产业深刻变革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也不适应目前的老龄化阶段发展的需要。如果还是持续目前这种做法，必然遭到唾弃。
总之，新生儿的快速下跌，以及农村与城市的两极化分布，老龄化的加速前进，都对教育提出了很多的需求与复杂的挑战，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从系统思维角度出发，做好宏观教育资源配置与管理的调整，也需要面对新需求与新情况，变革教育本身，以适应这种变化，更好地服务国家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