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创新教育研究中心刘坚教授的报告，提出一个全新的问题：中国教育存在“学业过剩陷阱。”网上的题目是“学生更加擅长读书了，但为什么教育却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中国教育由资源匮乏、上学难、上学贵，一举进入各级各类教育普及，中小学生不堪重负、度日如年，大学生择业难，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于是出现了关于“学业过剩”的概念。这在中国，去前所未有的。这可能是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意味着中国教育一个重大的转向。
许多年来，世界范围内教育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口爆炸、资源不足、教育危机，富足如美国也是如此。1983年，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调查委员会提出《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咨询报告，引起朝野重视。建议加强中学五门“新基础课”的教学，中学必须开设数学、英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计算机课程；提高教育标准和要求；改进教师的培养，提高教师的专业训练标准、地位和待遇；各级政府加强对教育改革的领导和实施。
中国的普九，一个基本目标即“开齐开足”，那时还没有负担过重的问题。多年来，普及教育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学业不足”。教育的宏观改变，是从90年代末提出普及高中教育和大学扩招开始的，教育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快的“加速器”。教育的外部形势、供求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诸如学龄儿童大量减少，内卷和竞争大量增加，乃至高学历人才过剩和基本劳动力缺乏，等等。由学业不足到学业过剩，花了大约20年。
01
什么是学业过剩？
关于学业过剩，刘坚说，学业过剩就是指以获取标准答案和高分数为趋向，以死记硬背为主要方式的学习、教育和评价的总和。他有一个实证调查：经过几轮课改以后，一流的教师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能够从事非标准答案，不以分数为趋向，不是简单死记硬背的学习教学和评价。而剩下的三分之二的老师，还是基于标准答案的死记硬背。他把这个归为学业过剩。刘坚说，从知识、技能、解题能力、认真、勤奋等方面，中国人没有问题。但是实践能力、创造性、好奇心、兴趣爱好、团结合作、政治善良、人生观、价值观等要素，有结构性的缺失。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社会能力三个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好，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恶化了。
为何产生学业过剩，为什么我们的课程过多过重，学业负担全球之最，是一个专门的话题，也已经有不少研究，大致归因于“应试教育”，在此暂且不论。介绍于此相关的一个背景。
与学业过剩相对应的一个词，是“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过度教育”是个专业术语，指由于教育过分扩张，中等、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开始超过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导致受教育劳动力面临着知识失业，或者从事了与学历不匹配的工作，不仅收入下降，教育资源也被浪费了。同时，它也指施教者所实施的教育超过了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需要，教育内容、方法等超出了社会对同龄人的普遍要求，超出了学生生理、心理成熟程度及现有知识经验水平等。于是在经济市场上大量的劳动力，不得不在低于其教育水平的工作岗位上就业，即发生过度教育。
这在中国这也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有研究认为，中国的过度教育已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自1999年到2003年，这一比率从16.1％上升到20.3％，2010年对北京、西安、兰州与大庆四个城市工程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过度教育比率为26％，2015年的全国调查显示高校毕业生的过度教育比率已达到31.83％。也就是说，大致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过度教育，他们的工作其实不需要接受这么高的教育。
这样，我们理解了“内卷”这个词的深刻含义。从课业负担、学业成就到职业取向、就业结构，这是一个链条。我们很多成人都感到对于十来岁的儿童，根本没有必要学的如此之多、如此之深。可是，应试竞争需要！如果做一个分析演算，可以从学龄人口的变化、高考、学科专业结构等方面一窥其貌。
按我国目前新生人口的下降速度，2023年新生人口大概率会低于1千万，这就意味着到2030年，小学必须要被裁撤约一半。2019年我国小学教职工总数为585万人，即便采取小班教学可以使用更多的老师，到2030年，这批人也要至少被裁撤三分之一。
高考人口的演变。2020年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而当年的普通高中毕业人数为787万，因为高考允许职业高中和中专生报名，同时也有部分复读生的存在。录取结果是：2020年高校本专科一共招生了967万，整体录取率高达90.3%。2021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078万，2022年预计为1193万，还在不断攀升。
过去我们只是从在校学习的学业竞争讨论内卷。我们可以看到，城镇的过度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适度的范围，达到了三分之一，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与此同时，由于高技术的发展，产业、职业结构的更新迭代清晰可见，如各大银行的门店，人工越来越少。随着职场机器人的使用，那种靠“硬知识”就业的员工也将越来越少。
02
什么是“大致合理的水平”？
与过度教育和学业过剩相对应的，就是教育要追求的是一种“大致合理的水平”，而不是特别高超的水平，或特别低下的水平。刘坚提出，在2018年的PISA测试中，也许广东省中小学生的学业成就相对偏低，却恰好处于大致合理的水平。因为这种相对偏低的学业发展水平，对于释放和发展人的好奇心、独立思考、实践能力、个性与创造性，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当然，这是事后的解释，当时的后果是它拉低了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省联队的整体水平，所以此后用浙江取代了广东。就PISA测试而言，找一个中位数是容易的，而且具有实际意义，不是用极少数发达地区的成绩“冒充”全国的水平。
对于现实教育发展而言，什么是教育发展大致合理的水平，仍需要特别思考。记得20年前在山西农村调研时，有一位乡村校长说，幸亏现在有那么多学生辍学，否则农村的地谁来种？当时给我很大的震动。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教育和经济发展究竟是什么关系？什么是大致合理的水平？
在国际比较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比如以色列是公认的教育、科技、文化发达的国家。但它的PISA测试，在2018年排名37，低于白俄罗斯、匈牙利，比乌克兰、智利高，比中国更是低得无法说。以色列的数学成绩是463，中国是591。但是这并不影响以色列成为一个著名的创新型国度。事实上，在许多国家，人们并不关注PISA排名。
在PISA测试中，有一些数据是被我们忽视的。比如中国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排名位于最末的几名当中。学校的归属感，是对学生生存状态的整体性评价，它是属于教育满意度的指标。如果学生热爱学校，热爱老师，热爱学习，必然会反应到学生的学业成就上。也就是他的学校归属感和学业成就，应该是正相关的。中国学生的高学业成就、低学校归属感发人深省。另一个类似的指标，是学生的数学成绩高，但毕业后愿意从事数学工作的比例特别低，完全不成比例。它反映的都是与智力无关、而与教育有关的素质状态。
其实，无论家庭、学校还是社会，也许我们应该追求的，就是这个“大致合理的水平”？
图1：城镇过度教育的比率，特别是 2010年到2014年间，城镇过度教育的平均比例达到了33.34%
所以今天需要发展人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从智力发展走向综合素养，强调教育增进幸福感的作用，这是一场具有颠覆性的变革。在普及教育的阶段，我们提出过一些口号，如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但它主要体现在办学条件上。多年来我们改善教育，主要就是满足基本需求，有饮用水、有食堂，冬天有煤等等。而在城市，则是聚焦在学业成绩上，没有将学生和老师的幸福感作为教育改善的主要目标；也没有建立学生与学校、社区的发展的联系，他是一个个孤零零的个体。
因而，当前实质性的教学改革，增进学习的科学性，需要更新持续多年的学习观、学生观、课程观，使之与当前的变革相适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美国课程教育理念，对世界影响深远。现代课程理论的前提：集大成者为美国的泰勒（Ralph Tyler），对科学和进步的崇拜，以“效率”为追求，以“控制”为取向；课程目标具有稳定性、 精确性、可控性与可测量性。当时他的教育部长哈里斯宣称，学校教育的核心品质是端正、准时、安静、勤奋，这四种品质能产生好的工人和好学生。
为什么说这样的课程观是不科学的呢？它的背后是知识观。传统学校教授的被称为是“套装知识”（packaging knowledge），拥有学术性知识的少数人，形成了一种社会等级，它们被视为是有教养的、高雅的。人们逐渐遗忘了在学科知识之外，存在更为广阔、重要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把知识体系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分门别类、由浅入深，灌输给学生。被遗忘的最主要的是经验知识。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卢梭说过，如果把知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有人共有的，一部分是学者特有的。比较下来，后者太渺小了。但是我们不太重视获得的一般知识和经验知识。也正因为如此，杜威的教育革命提出了新的命题：“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教学做合一”。最近，国内有人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万人谈”，也就是说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学校之外。有人把它归纳为“三个世界”：知识的世界、生活的世界和心灵的世界。知识世界我们吸纳了一小部分，生活的世界几乎是被排斥的，而心灵世界的教育，直到现在几乎还没有进入到学校之中。
对应学习科学的发展，不难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课程体系，是基于一个假设，就是人类的知识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线性模型。但是现在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基于牛顿力学的知识观，意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相互联系的生命系统，各个部分相互作用、自动调节。所以课程要从现代主义的封闭型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开放性，彰显其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从而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并趋向于自我完善。最典型的就是一种自组织、自学习的系统，生物界的蜂巢现象就是这样的系统。它引导我们思考新的教育目标。
知识观的背后是一种价值观。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提出“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人力资本理念”：“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在多样化世界中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具体到学校教学，就是要体现学习的真谛。已经去世的数学泰斗陈省身教授，对中科大少年班的学生有一个题词“不要考第一”，非常发人深省。因为追求考第一的时候，就把学习中很多更重要的目标舍弃了。这涉及对学习本质的认识。
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智能机器人，也来自于心智健全的人。我们需要关注和更新“后普及时代”、“后疫情环境”下的全民教育需求：教育现代化，首先要教育正常化。要超越对考试、分数、排名的无止境竞争，回到学习的本意：启迪思维，养育智慧，从而增长教育福祉。
我国目前正在治理中小学过重的课业负担，主要针对的是校外机构和基层学校。我们或许需要抬高视野，关注层次更高、更宏观的制度安排。例如，据教育部原基础教育司原司长反映：教育部规定中学每周上课33节，外国中学每周上课23节。教育部规定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毕业上课共13000节课，外国为5800节课。教育部规定小学每年放假12周，寒暑假两个半月。外国中学生每年放假四个半月，寒暑假比我们多两个月。显然，我们需要“源头减负”，只有设计好源头，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学校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学内容和方法。如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报告《重新定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所称，许多发展中国家辍学率很高，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内容与生活的严重脱节，上学对于生活改善和就业无用。“这种脱节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认为：“我们坚定地相信，贫困地区的学生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学业方面的技能，而是能够让他们提升自己收入前景和身心健康的生活及生存技能。这些技能包括财商素养、创业技能、维持自身健康的能力以及一些管理能力，如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和项目管理的能力。” 因此，农村教育需要有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要走向“为生活而教”。
03
亚洲国家的教育改革
刘坚在一篇报告中提出，2012年中国政府向国际组织征求教育改革发展建议时，欧盟理事会提了一条建议：中国教育改革与其向美国欧洲学习，不如向韩国和日本学习。这是有些出人意外的，虽然近些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日本人拿诺贝尔奖。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向外看的心态是瞄准西方发达国家的，对亚洲的近邻所知甚少。
为什么要向韩国和日本学习，学习什么呢？我们对此专门做了研究。
韩国的教育改革
韩国教育在中国素有恶名，它被视为是考试教育、补习教育的标准样板。但是，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韩国教育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到韩国去，已经很少看到中国自媒体说的那种情况。韩国从2016年提出在初中实行“自由学期”制度，作为走向幸福教育的抓手。过去它们的教育被称为“发展教育”，即学校教育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现在提出了幸福教育的目标。它们的教育改革，具有整体性，不是一个单独的措施，包括改革公办学校体制，实行高中教育多元化工程，等等。
比如改革公办学校体制，实施“革新学校”。这与我们所说的创新学校概念不太一样。它的核心是向学校赋权和实行学生自治。在学生提出“九点上学，废止晚自习和废止扣分制度”的提案后，2014年8月，京畿道议政府在女子中学首先实施学生九点上学，并逐渐扩大到全国。自2017年开始，学校晚自习事实上已废除，以及废止扣分制度等。2018年全国共有1240所革新学校，占比为13.4%。首尔地区革新学校的比例高达20%。学校教师的“学习共同体”达1000多个。
韩国实行“高中教育300工程”，就是通过改革将缺乏吸引力的职业高中，打造成炫酷的特色高中，有动漫、影像、翻译、珠宝工艺、网络、多媒体、高尔夫、设计、陶艺、秘书等等。从而因材施教，帮助学生放飞梦想。我们参观了韩国一些高中职校。
图2，韩国高中的多样化政策
韩国有一种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校，叫梦想学校。京畿道教育监（相当于教育厅长）说，每一个班级都有几个不爱学习的学生，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学生，都有一个他喜欢的学习内容。梦想学校，就是为这些学生开辟一条道路。它是指在高中阶段，利用双休日和寒暑假，让学生跨学校、自组织地学习，经批准后由教育厅“买单”。现在梦想学校的类型多达一两百种，例如探险、说唱、创业、无人机、编程、咖啡、电影、笑星、爱犬、天文、播音主持、管弦乐、动漫、潜水、木工、话剧、心理咨询等等，我们参观过两所，一所音乐剧学校，一所学外语的学校。教育厅长认为这是根治补习学校的良策，他说如果学生的业余时间都在学习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谁还会去上补习学校呢？我觉得他非常具有教育理想。
日本的教育改革
日本教育在中国也被刻板化、标签化了。当我们还在讨论日本的PISA成绩时，这在日本已经不是一个重要话题。日本当年提出“宽松教育”是为了纠正越来越严重的“填鸭式”教育倾向——填鸭式学习是重视基础、系统化学习，而“宽松教育”重视的是生存能力，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以及体验式学习。2018年我们专门举行过一次讨论，请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和日本教师、校长参与。2003年、2006年PISA测试日本排名下降是引起讨论的原因。日本1998年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减少学习内容，被认为是原因之一。但这一《要领》2002年才正式实施，2003年的PISA成绩怎么能归因到1998年？2006年日本PISA成绩下降的原因很多，比如台湾参加拿了第一，韩国、香港也参加了，亚洲国家都特别会考试，日本相对的名次就下来了。PISA2009测试，日本成绩回升，被视为“去宽松教育”的成效。然而，正是参加2009年测试的15岁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了完整的“宽松教育。”PISA2015的结果，日本取得排名第二的佳绩。日本教育并没有重蹈应试教育的老路。日本学者认为培养生存力、创造力、深度学习等理念与价值观并没有变化，需要反思和改进的是“宽松教育”改革中政策目标和手段不配套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反思，是在高技术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本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少子化、老龄化的“低欲望社会”，面对新的经济社会变化和新生的一代，教育肯定需要必要的调整。
要真正了解日本学校，推荐三联书店出版的两本书，是一位中国母亲写的《日本国立小学365天》和《日本公立中学的一千天》。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校和中国学校的差异之大，真的是超乎想象。日本的学校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国立学校多是国立大学的附属学校，具有精英教育属性，并承担教育实验的责任。国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数量都很少，公立学校占90%。无论城乡，公立学校的校舍建筑、教学设施都是标配，都有游泳池，夏天的体育课就是游泳。为了均衡教育品质，公立学校的老师最长六年必须流动到其他学校。
小学基本没有学习压力和课业负担，直到2011年日本小学没有外语课，现在外语课的内容还是非常简单，不是必修课。小学一至四年级，由班主任教所有的课程，全科教师。小学的目标是什么？开学的时候，副校长讲了三个口号：交上好朋友，变得更聪明，身体更强壮。日本的小学有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从一年级开始，禁止家长接送孩子上学。由于就近入学，只需要走5到20分钟。小学男生一年四季都穿短裤，到了中学才能穿长裤。竞争性的学习，要到高中才开始。日本学校的体育包括运动和保健两部分，包括到大海中游泳、远足、滑雪等多种户外运动。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学校运动会所有学生都是选手，所有项目都是全体参加，包括各年级的接力赛。学生戴一字巾头带，按头带颜色记录得分。除各种距离的长短跑，还有传统的流筏、齐步竞走、蜈蚣竞走、两人三脚、跳大绳，以及团体操和群舞的表演项目。艰难的团体操、金字塔等排练往往致使学生“浑身是伤”。可见学校体育和运动会的重点不在竞赛结果，而是锻炼意志，培养协作精神。
食育是五育（食育、体育、知育、德育和才育）之本，培养“吃的能力，培育生存能力”。而且，家务在日本的基础教育中是重要的课程，以至于有“家务是国家的起点”这样的说法。
新加坡和泰国的教育
我们概念中非常刻板化的新加坡教育，最近几十年的改革非常快。在2018年已经启动了“为生活而学习”的教育改革，培养具备21世纪新加坡公民。从1997年到2005年的两轮学校改革，课程总量减少了50%。新加坡的小学教育，此前之所以被认为严酷，主要是它有一个小六会考分流制度，从小学毕业通过学习成绩走向不同的方向。从2019年开始，小六会考制度发生了改变。小六按照级别评分，来减少学生的压力。同时会考分流制度，改为直通车、快捷版、普通学术班、普通工艺班，按学科分级以后，一个班混合了快捷班、普通学术班、快速工艺班，这种混合式编班，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减少学生分流的贴标签的现象。
泰国的学制较短且灵活，专科2年，本科3.5至4年，硕士1至2年，博士2至3年。在强大师资力量的加持下，经过多年发展的泰国高等教育，已高度国际化，无论在课程设置，还是教育方法和教育体制上都采用了欧美模式，其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已被国际教育界所认可。泰国多所高等院校与美、英、加、澳、德、日等国的知名学府有双联课程，比美国大学的学分转移更进一步。在最新发布的2023年世界QS排名中，泰国有10所学校进入全球榜单。
教育是可以改变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等亚洲国家的改革已经走在前面。大约在20年以前，广州一家报纸开展 “假如我是市长”的征文活动，有一位小学生来信建议：把音体美作为主课，把语数外改为辅科。我相信这不仅仅是童言无忌，而且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是我们值得追求的理想。
有一个在日本留学的朋友，说中国如果要培养孩子的个性、创造性、好奇心，做好一件事就行：小学把30%的时间还给孩子，初中还20%，高中还10%。让他自己去玩耍，学校、家长、社区什么都不要管。我相信这其实是可能的，尽管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九届年会的主旨演讲，原题为《超越“学业过剩”的危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