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会碰到几个你不想碰到的人，也总会碰到几个你不想他离开的人。裘克安先生（1920-2008）就是我不想他离开的人。
从认识裘克安先生开始，我一直称呼他为裘校长，从来没有改过口，这篇小文中也就称呼他为裘校长吧。
1987年，我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分配到宁波大学外语系任教。到宁大不久，就听人说起宁大副校长裘克安教授很是了得，说他是老浙大英语专业毕业，留学牛津，曾任驻英大使馆文化参赞，1985年宁波大学创办，他从外交学院到宁大工作。还有人说他是周恩来总理的翻译。我那时年轻，对许多人和事不太留心，听过了也就听过了，没有探究。其实我一直就是一个对许多事情不上心的人。直到现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才想起去网上查查他的简历：
翻译家。浙江嵊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语系。1945年赴英国留学，获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48年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历任外交部国际司科长、翻译室处长、办公厅专员、翻译室副主任，驻英国大使馆参赞，外交部翻译室外语顾问兼外交学院教授，宁波大学副校长兼杭州大学教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理事，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二届理事。编译《斯诺在中国》，编辑并注释《哈姆雷特》《裘力斯·凯撒》《仲夏夜之梦》，著有《牛津大学》等。
简历中没有提到任周总理翻译一事。我生性憨笨，凡事不深究，以前跟裘校长接触，心中虽经常好奇，却从来没有问过他，也从来不曾听他自己提起过往的事，不知道是否属实。我想，从他的简历来看，此事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再后来，听说裘校长是嵊县人，心里一下子觉得很亲切。原因是，我是新昌人，新昌与嵊县相距很近，一般都将两个县并提，说起来总是“新昌嵊县”，历史上两个县还曾经并作一个县，所以，一听说裘校长是嵊县人，我心里马上引为老乡。不知道他后来对我的关心帮助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不过记忆中从来没有听他说我们是老乡之类的话。
那个时候，学校里的讲座还是不少的。我到宁大不久，就听了一次裘校长的讲座，听众主要是学生，内容记不太清了，反正不是英语学习方法就是英国文学。我去听了，第一感觉是“好懂”，第二心里马上有个疑问：“不是说他英语很厉害吗？怎么用的语言那么简单，一点高级的用词和语句都没有呢？”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可能隐隐有“也不怎么样嘛”的声音。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针对不同的听者用不同的语言才是厉害；用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语言，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更厉害。过了一两年，学校请了一个搞诗歌的Professor Glass来做讲座，裘校长可能跟他是老熟人了，讲座由裘校长主持。Glass的讲座，我在上外读书时就听过，他的语言节奏感很强，很优美。这次重听，依然如此。裘校长主持时，与Glass有较多互动，这次一听，发现裘校长的语言也很优美。我想，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裘校长的语言，看起来有点平淡，但简洁、干净、准确，和他的相貌有点像。他个子不高，印象中似乎比我还要矮一些；一条腿有点问题，走路有点跛，我猜可能是小时候得病落下的根；脸也不觉得英俊；穿着比较简单，如果不是重要场合，似乎常年都是一件咖啡色灯芯绒的休闲西服。但如果你看他的脸，会觉得很耐看，深度近视镜上方两道白色的眉毛，眉梢有几条寿眉，特别是笑起来，很可亲，笑里似乎还有点调皮的味道。我经常好奇，裘校长年纪那么大了，怎么还会有一点调皮的味道？他的声音略略有点沙哑，但沙哑中又有点磁性。反正，他就是一个耐看耐听的人。
1987年，裘克安副校长与宁波大学外语系男教师合影。右七为裘校长，右八为外语系主任胡荣昌教授，右一为本文作者。（作者供图/图）
再后来，又听说裘校长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去图书馆，发现了十几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莎士比亚注释丛书”，小三十二开，黄色封面，其中的《哈姆莱特》一册，由裘校长注释并撰写前言，整套丛书的主编也是他。记得扉页上还有裘校长手书“赠宁波大学图书馆”字样，还钤了一枚印。不知道这套书宁大图书馆是否还保存着。
那本书我借来看了，但也只是看了，也不太看得明白。我那时对莎士比亚还没有很多的接触，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开始用心搜集并使用这套书。无论是后来我读博、开设莎士比亚作品选读课程、还是翻译牛津世界经典的莎士比亚丛书，这套书我一直在用，受益多多。用得更多的，是裘校长的《莎士比亚年谱》。我觉得，《莎士比亚年谱》是他的力作，用中国年谱的方式，把莎士比亚的生平、作品与其历史时代结合在一起，应该是他的独创。每次拿起他的书，目光总会在“裘克安”三个字上多停留一会儿。真希望现在还能跟他当面交谈，很想跟他说一句：“裘校长，我一直在用您的书。”他一定会照例淡淡而略略带点开心地说：“哦。”说这话时，他的声调是上扬的。他会开心，不是因为我在用他的书，而是因为看到我在用功学习。
本文作者所藏裘克安先生的两本著作。（作者供图/图）
那时的大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全民搞科研，空余时间相对多一些。我是山里人，大概还有一些山里人的热心，平时喜欢给人帮点忙，送个东西、跑个腿之类。外语系与学校外事办有比较多的来往，渐渐地我就跟外事办熟悉了，帮他们接送外教、临时做个翻译这些小事，做得不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反正也是很快，学校里的翻译任务基本上都落在了我身上。
那时裘校长主管学校外事工作，我记得第一件他交代下来的比较正式的翻译任务，是给图书馆翻译藏书分类目录，汉译英。当时的翻译，基本上都是手写稿，然后用打字机打出，送裘校长修改后，我再用打字机打出，再送他审。目录中有一条“毛泽东思想”，我译作“Mao Zedong Thoughts”，裘校长将“s”勾去，我第二次打，又把这个“s”加了回去。我去取他审校后的稿子，他说：“我把‘s’划掉了，你怎么又加回去了？”我说：“我记得读书时老师说过，‘毛泽东思想’是‘Mao Zedong Thoughts’。”他说：“怎么会？毛泽东思想就是一种思想，怎么可能有好多种？”然后又接着说：“你不要改我的东西，你改我，你就得错。”我虽然按他说的改了，但心里总有些年轻人的不服气，有点“怎么你说的就一定对？”的味道。后来，尤其是现在，自己学得多了一些，我对他语言的精准是真的心悦诚服。
我资质愚笨，语言功底并不扎实，好在还算勤快，多做了些事情，得以受裘校长亲炙，从中学到不少。1988年，学校请了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文学院院长Albert James Smith教授来校商讨宁大发展事宜，由我任翻译和陪同。Smith教授回英后，学校的总结报告也由我翻译，由裘校长修改定稿。我至今还保留着报告译文底稿。看着裘校长在上面的众多修改笔迹，除了惭愧自己的水平以外，我更多的是赞叹裘校长的细心、准确与恰当。裘校长写的字，好像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如今看来，只觉得干净、悦目，清丽之中带着一种刚劲，有着浓郁的书卷气，是学人的手书，英文则是老一辈英国学人的那种严谨、典雅的笔迹，我想学却学不来。他的字，总是让我觉得，他年轻时一定是一位潇洒倜傥的少年。
1988年，宁波大学在宁大小宾馆招待Smith教授。从左至右分别为本文作者、外语系主任胡荣昌教授、Smith教授、裘校长和外事办主任唐德中。（作者供图/图）
宁波大学为Smith教授提供的参考资料译文第一稿、第二稿，本文作者打字，裘校长蓝色圆珠笔修改。（作者供图/图）
1989年，Smith教授再次应邀访问宁大，仍由我陪同并任翻译，主持接待的仍是裘校长。Smith教授回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写信给宁大，提出要我去读他的研究生。学校经过讨论，没有同意，理由是我太年轻。当时，朱兆祥校长和裘校长都已离开宁大，否则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去的。又过了几年，接到Smith教授夫人的信，说他早晨去买报纸，心脏病突发去世。从此以后，我去英国读书的梦就断了。
翻译，尤其是口译，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尤其是有裘校长这样的专家在场，我心里常常发怵，生怕自己出错，他马上就能听出，因此经常战战兢兢。后来，我跟裘校长说起，裘校长笑笑说：“我不在场，你更应该小心一点。我在，你可以不用有压力，你有什么地方不对的，我会补啊。”我一想，裘校长说得对啊。此后的翻译，我的心态整个儿倒过来了，凡是裘校长在场，我翻译得就比较轻松，他要是不在场，我反而紧张。接待Smith教授，裘校长每次都在场，且以小范围为多，内容基本也是我所熟悉的，我不记得有太大的压力。但是，有一次美国印第安纳州教育代表团来访，阵容较大，会谈时，宁波市政府几乎全套班子出动，介绍的内容涉及全市的农业、渔业、工业、商业、经济、交通、港口建设等各个方面，从早晨开始到晚上，一整天的翻译全由我一个人做。等到会谈全部结束，会场中只剩下了裘校长和我两人，我在两张椅子上躺了下来。裘校长看看我，笑了笑说：“挺累吧？”现在想来，我当时躺下，不但是肆无忌惮，目无尊长，而且是装腔作势，想要人知道我做了多少贡献，少不更事，惭愧得紧。再看看裘校长，他是如此的理解、包容，是让人觉得那么温暖的长者。
当时的学校，不像现在这样，做一点什么事情都折算成工分或者给补贴，我所做的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或者是觉得我是属于还可以培养的那一种人，裘校长有一次主动提出，我有什么翻译的东西不妨可以让他看看。我就将自己译的一篇文章送去给他看。是海明威A Moveable Feast中的一篇，题为“People of the Seine”。他的修改一如既往地细致精到。改完了，他用宁波大学便笺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是否同意由他推荐给《英语世界》。我当然高兴。我在誊清的稿件上，还加上了“裘克安 校”的字样，结果被裘校长划去了。我去取稿子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你把我名字写上去了，他们（指编辑部）就为难了。没有我的名字，他们如果不用（稿子），就没有负担了。”我记得裘校长当时好像是《英语世界》的编委成员。最后，我当然是听裘校长的。这篇译作后来发表在《英语世界》1990年第一期，后来还收入了几种文集中。虽然这不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译作，但我走上翻译的道路，跟这一篇有着很大的关系。没有裘校长的提携指教，我对翻译的感觉可能会不一样。
本书作者1989年的翻译习作，第一图中红色字、第二图中蓝色字为裘校长修改笔迹。（作者供图/图）
裘校长就翻译习作写给本文作者的信。（作者供图/图）
有了这一次，我胆子大了起来。后来，我拉了一位大学同学一起，译了Kingsley Amis的长篇小说Take a Girl like You，译好后寄给裘校长，希望他帮我修改。当时裘校长已经离开宁波大学，回到北京，住在东交民巷。不久，我收到了从东交民巷寄回的书稿，先看到的是裘校长的信，信中，裘校长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很忙，帮我看一些小东西可以，但这样长篇的东西，他没有时间看，我寄给他以前应该先问他一声的。我看了，为自己的欠考虑感觉非常惭愧。可惜，那一叠书稿和他的那封信我居然没有找到。我知道我不会把它丢了，可就是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我是一个没有条理的人，我记得跟着裘校长陪同外宾参观天童寺的时候，跟他合过影，现在也找不着了。裘校长忙，陪同外宾参观的时候不多，我记得跟着他陪同外宾参观的仅有天童寺和河姆渡遗址两次。参观河姆渡那次，记得他说，河姆渡这么好的一个文化遗址，他还从来没有去过，要一起去。可惜我也没有找到参观河姆渡的照片。
裘校长的学问是大家都景仰的，除了莎士比亚研究以外，其他的或者新的领域他也很关注。当时，符号学刚刚传到国内。有一次，外语系的冯韵芳教授有事去找他，回来对我们感叹说：“裘老真是了不起啊，这么大年纪了，他在看符号学的书！”
大概是1989年末吧，裘校长卸任副校长，回了北京。他回去以后，我因为自己也过得比较局促，除了寄Take a Girl like You译稿请他看的那一次以外，就很少交流了。最后一次见面大约是2005年，宁波大学建校20周年庆典，邀请了裘校长。那天晚上，我去宁大宾馆看他和朱兆祥老校长。当年，我经常在朱校长办公室直进直出，他总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哦，是刘大翻译。”那天晚上，朱校长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我给裘校长带了两小包他爱吃的葡萄干，他思路和记忆都依然清晰，谈笑风生。看到裘校长身体和精神都健朗，我感到很欣慰。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裘校长是2008年8月15日在北京逝世的。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消息。2008年9月6日，我到北京开会。会议结束那天晚上，我出去散步，忽然发现旁边是东交民巷，心里很有触动。我在牛津世界经典莎士比亚丛书《爱的徒劳》的译后记里提到此事，不妨抄录在此：
……这些作品都为译者的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与启发，有许多时候，译者对这些前人的工作油然泛起感激之情，总是想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句话来。尤其是裘克安先生的著作，让我回想起当年刚到宁波大学工作的那段时光，裘先生担任宁波大学副校长，将学校不少翻译工作交给我做，我做完，他亲笔批改，我因此曾多有亲炙，受益良多。裘先生已故去多年，可每当我拿起他的著作，他的音容就宛在目前。他家住东交民巷，我有一年去北京开会，晚间散步经过那条胡同，特意进去走了一段，在我仿佛是与老先生再见一面，仿佛又听到他用那又沙又脆的声音对我说：“你不要改我的东西，你改我，你就得错。”[可见我当时的胆子有多么的大啊（脸红ing）。]可惜那时他已故去将近一月。
现在，再也听不见裘校长那又沙又脆的声音了。好在，我还有裘校长留下的字。那样典雅清丽干净的字，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现在好像很少看到这样的字了。裘校长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每一个时代都是要过去的。每一个时代的人也都是要过去的。但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你希望他永远不曾离开你的生活，即使离开了，也希望他一直在你记忆里，尽管他的音容笑貌会渐渐模糊。在我的记忆中，裘校长就是这样的人。
2023年2月2日
刘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