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程靓
编辑 | 田晏林
月薪不多,能力背锅?
25岁的广州小伙,在找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后,入职第一天,竟被HR告知招错人,作为补偿,公司给了他50元打车费。
2月11日,当这段离奇的求职经历被爆出后,很快占据微博热搜第一。据爆料的自媒体称,该小伙下午面试完,HR告诉他被录取了,期待薪资7000元,录取后给7500元。入职当天,人事才说名字对不上,招错了人。
看着如此离谱的消息,有网友质疑其真实性,但对于这件事,网友们讨论更多的是:7000多元,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能够生活吗?
“一个月7000块,去掉房租,吃饭,社交,也剩不下几个钱。”有评论写道。
按照最节俭的生活方式,一位广州网友算了下:“白云、番禺、黄埔,村里单间800~1000元一大堆,不大吃大喝,吃饭撑死2000元,剩下的钱不乱花,存两三千还是很正常的。”
来自江西的网友也说,七千元不少了,自己本科毕业 ,期待薪资五六千,但在广州、深圳投了很多简历都少有公司回复,“还有一家国企,五千都不给……”
热气腾腾的评论区里,尽是年轻人吐的苦水。有人表示同情,也有人劝说别眼高手低。
这一幕不由让人想起2月初,在谈到一些年轻人抱怨收入太低,不敢消费的话题时,中航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邓海清,将年轻人工资低的原因归结到“自身能力不够”上,拉来一波网友“仇恨”。
“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很不像话,没有钱花了就觉得是父母给得太少,或者觉得企业、老板给的工资太低。其实很少有年轻人去反思,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专业素质、个人能力水平不够,所以才有那么低的工资。”邓海清说。
客观讲,专家这番话并非毫无道理,“啃老”确实不像话,但真正激起打工人愤怒的,是他接下来的观点:“对国内的很多年轻人来讲,其实你干的这点活,可能在泰国或者越南,人家只要你的一半的工资就能干和你一样的活。”
“他怎么不拿一些欧美国家举例呢?”还有4个月就要研究生毕业的韩寒觉得,有些专家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投出过100多份简历的韩寒,在不久前终于拿到了某互联网大厂产品运营岗的offer,但她也忽然意识到,年轻人的能力高低和能否拿到高薪可能是不成正比的。
“有时候运气和选择也很重要。”韩寒是北京某211院校的硕士生,她即将迎来的第一份工作,税前月薪就已经超过了13000元。这在她的同班同学里,算是很不错的水平。
但韩寒说,自己能拿到这份offer,有运气,也有妥协。
读新闻学的她,在互联网大厂能选择的岗位有限,产品岗算是她眼中的“天花板”了。怎无奈,从秋招开始,产品岗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快速落实工作,她退而求其次,有策略性地应聘自己把握更高的产品运营岗。
而且她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硕士学历傍身,以原先非211、985的普通本科学历,可能根本入不了大厂HR的法眼,既不会有进入大厂实习的机会,更难收获现在的工作。
近日,智联招聘平台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在已经拿到offer并完成签约的应届毕业生中,平均签约月薪为6507元,比2021年的7395元低12%。其中,签约月薪达到1万元及以上的占比10.7%,同比下降8.5个百分点;月薪3000元以下的占比6%,同比上涨1.5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据看,当前应届生月薪过万并非常态,但这五位数却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拖后腿”的自我怀疑中。
在北京从事企业人力招聘近六年的许潇潇告诉市界,绝大部分年轻人,刚毕业就能拿高薪不现实,所谓“能力特别强的人”是极少数。
“衡量应届生的能力水平,基本也就从学历,实习经历或者专业技能,以及面试时的应变水平来看。从985、211学校出来的学生,基础薪资是会更高一点,加上有半年及一年的实习经验确实更加分。而且现在很多企业的薪酬是有区间的,可以谈的。”许潇潇说。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是17642元,而中位数是14897元;2022年上半年,平均数上升至18463元,中位数上升至15560元。
但上升后的中位数,若平均到每月,大约是2593元。所以相比“月薪过万”,低薪人群或许才是沉默的大多数。有网友建议,以后可以多公布中位数,以免人们对收入有过高的期待。
(2013年,江苏省南京市,一家单位食堂里关于“发展与收入”关系的宣传横幅。图源/视觉中国)
月入1万是什么水平?
这两天,韩寒总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话开导自己。
“要和我舍友比,我也羡慕得很。她也在互联大厂,拿到了产品岗的offer,年薪比我多了快10万元。”但看到自己周围有不少同学没找到工作,有些甚至还在日以继夜地备考公务员和事业编,她又顿觉幸运很多。
其实,韩寒也曾经犹豫过要不要从事本专业,毕业后进入媒体。但考虑到薪资和大厂相比有差距,要想在北京生活下来,并不踏实。
她简单盘算了下,工资按照最高比例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的钱也够自己合租一间3000元左右的房子,在刨除4000元左右的吃穿及其他费用后,理想情况下,她希望每月再存个三四千元。
“我是不打算永远留在北京的,所以现在挣钱对我来说最重要。但对于一些未来想留京的同学,他们考虑的可能又不一样了。”韩寒说。
就在专家不满年轻人抱怨工资低之后,随着各大招聘机构公布薪资数据,截至目前,“月入1万是什么水平”的话题,已经在微博达到2.1亿阅读,引起1.5万的讨论。
一位网友留言:“不知道什么水平,但我月入4000元看到这个热搜不太舒服。”看着这条评论,李舟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六年前。
2017年,李舟从南京的一所高校毕业后,就来到上海打拼。那时候,他在一家影视制作公司做后期,实习转正后的薪资就是税前4000元。
“当时觉得北上广机会多,上海离得近,也方便面试。但进入摄影和剪辑的行当,也算是一种阴差阳错吧。一开始的合租房,因为位置距离市中心远,一个月租金1800元,每天都要花两个小时通勤。”回忆起那段时间,李舟说,基本上每个月,父母都要补贴他1500元做生活费。
这样的日子持续半年多,他下定决心换工作,跳槽去了一家小型互联网公司,薪资也开始翻倍,涨到了税前9000元。“从第二份工作开始,我就没再问家里要钱了。”李舟说。
在上海,税前月薪1万元,对许多刚毕业不久的“李舟们”来说,就是勉勉强强、不问家里要钱的水平。
说到这里,李舟拿起笔开始算:“按照现在上海的房租水平,算3000元一个月,吃上宽裕一点的话,就是偶尔在家做饭,其他时候点外卖以及和朋友外出聚餐,再算上买衣服及其他娱乐,至少要4500元。”在他看来,到手月薪7500元是个底线。
和李舟同届毕业,也在上海打拼的周睿说:“其实刚工作的时候,对在上海税前1万的水平,是没有清晰概念的。毕竟身边的朋友水平都差不多,但在知乎和小红书上,年入百万的人比比皆是,再看一眼薪资报告,自己也是拖累平均值的人。”
在重庆某互联网大厂工作了三年半的宋禹,就经常说自己拖了大厂人薪资的“后腿”。“刚毕业的时候,回来做的外包岗位,月薪到手6000元左右。后来又辞职再进了另一个正式岗位,虽然职级更高了,但月薪到手比之前还少了些。”
宋禹是重庆本地人,前两年在家人的支援下,在内城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他还是觉得,以现在的工资,扣掉房贷、房租、吃穿、交通水电以及养猫的钱后,是存不下钱的。“如果我税前薪资能涨到1万,说不定每月还能多存出一份还房贷的钱,外加能多买点手办、盲盒。”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中国2020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跟踪评价》报告显示,月收入(税前,包含工资、奖金、津贴等在内)在1万元以上的本科应届生仅占该群体总人数的4.3%。与此同时,有68.1%本科毕业生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而月收入在5000~6000元和4000~5000元两个区间分别挑起了21.2%和20.3%的大梁。
实际上,即便是在工作三年后,也有很大一部分本科生的月收入没有达到1万元。
早前麦克思发布的《中国2017届大学毕业生三年后职业发展跟踪评价》显示,2017届本科毕业生毕业三年后平均月收入为8279元,虽然相比毕业半年后4774元的月收入有了73%的涨幅,但还是未能突破“月薪过万”的关口。
许潇潇在一家媒体机构做HR,据她介绍,本科应届生的薪资一般在税前六七千,高一点的在税前八九千,“一般来说,硕士应届生才可能到一万左右的水平。”
据她了解,现在北京也有税前四五千元甚至更低薪的工作,但是比起前几年,不太留得住年轻人了,“毕竟大城市要考虑房租,年轻人的生活水平都在逐步提高,所以月薪一万才显得刚刚好。但每个行业的薪资标准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第二期《2023年春招市场行情周报》显示,春节后第二周,上海以13322元/月的平均招聘薪酬,位于38个重点监测城市之首,高于节后第一周的13075元/月。
北京、深圳紧随其后,平均招聘月薪分别为13198元、12257元,均高于节后第一周。杭州、苏州、南京在第二周的平均招聘薪酬均进入城市榜前六名。
(图源/智联招聘)
工资不够,兼职来凑
“钱和稳定总要选一头吧。”韩寒说。的确,高薪是吸引很多年轻人远离家乡,奔赴一线城市发展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在来到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后,许多人才知道,月薪过万不算高。
以至于有些只能纯靠自己打拼的单身青年不敢谈恋爱,担心增添的种种消费和交际,会让自己成为“月光族”,那样距离他们存钱买房的愿望,就更遥远了。
在听了多位受访者的讲述后,市界发现,这些抱着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大部分年轻人仍旧相信,勤劳是能致富的。他们在本职工作外,还努力寻找并实践出能提升自己生活质量的赚钱机会。
当初拿着税前4000元的收入,李舟靠着家里接济和自己省吃俭用,半年后,有了一笔6000元的小存款。“那时经周围人推荐,我业余会接一些拍摄、剪辑和设计的私活儿,也算是填补低薪的重要来源。”
他还记得那时候,拍摄一天能赚1000元左右,剪辑一条短片在1500元至2000元,一个月大概能接两三个私活,可以补贴两三千元左右。
“基本上是正式工作和副业并行。”这样的状态,直到李舟入职了现在的公司才结束。在上海发展这六年,他的月薪已经涨到税前24000元,“钱是宽裕多了,但生活都被工作填满,留给个人的时间少了,就没精力再分配给副业了。”
对周睿来说,做兼职的习惯他从大学时期就养成了。“以前在校媒和报刊做过版面的经验,也帮助了我在工作后还能接到给企业内刊排版的活儿。”而且平时爱健身的他,周末还会去健身房做团课教练。
周睿表示,虽然兼职不是稳定的长期收入,但却是他现在力所能及的,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像一节团课45分钟130元,1小时150元,每次连开两节,就能拿个两三百。我既运动了,又可以赚到吃几顿肯德基全家桶的钱!”
如果说李舟和周睿把兼职当作填补日用的辅助方式,那么张旻则是直接把副业变成了自己现在的正职工作。
2019年大学毕业的张旻,因为实习的原因留在了杭州。但她所在的公司却没能撑过疫情,倒在了2020年底。
回忆起第一份工作,张旻有些哭笑不得。她也是从一份薪资很低的工作起步的,印象中第一个月只收到2000元,比杭州最低薪资标准还少。“后来慢慢涨薪,平均下来也才4500元左右。不过,我之所以在杭州能扛下来,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还有副业,就是帮助线下商户做线上运营。”
说起这份副业,张旻觉得是偶然中的必然,“我一直有在吃喝玩乐后,在网上写点评的习惯。写得多了,就有商家邀请我和朋友参加一些免费的活动,也正是这样的机会,让我认识了很多探店达人和需要做运营推广的商户。慢慢地,我就开始作为他们的中间联系人,接各种新媒体运营的活儿。”
张旻算了算账,在她工作的第一年里,每个月1500元的合租房及3000元多的吃穿行,光靠主业工资肯定是不够的。但她却在工作的第一年,攒下了近20万元的存款,其中大部分都是副业的“功劳”。
那时候的她,每个月接6~10个商家,净赚1万多元。在单位倒闭后,她决定全职做运营,每月能接单数量增长到30~40家,年利润能到30万元左右。“后来也因为这份工作,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我俩现在独立做起了工作室。”
张旻坦言,很多时候人就是在寻找或者等待一个机会,而且这也和所在城市的基因密不可分,“杭州互联网产业发达,各种达人和新店也多,新媒体运营的需求量自然就很大。我才能把握住时机。”
(2010年,广东东莞,打工者领工资单。图源/视觉中国)
和几位年轻朋友聊过后,市界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特质,那就是没有年轻人真正愿意“躺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暗自努力,积极寻找创造美好生活的机会。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人是时代的产物,没有任何人的成功,可以脱离时代和环境的红利。
玻璃大王曹德旺曾说过,他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最重要的不是能力和胆识,也有运气成分。
但随着时代发展和市场需求变化,今天的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面临的竞争和压力都要比上一辈人大很多。许多年轻人陷入工资增长缓慢甚至是停滞的困境。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如今的互联网上,每每谈到工资,都会引来网友们激烈的讨论,任何跟薪资沾边的话题都能登上热搜的原因了。
其实月薪一万是多还是少,放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人身上,大家过的日子都是不同的。并且收入的高低,也不全然是衡量幸福感的唯一指标。不论是奔赴大城市,还是回归故里,年轻人们都在努力开拓着属于自己的“好生活”。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