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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在扬州，一家文具店老板怀疑一名八岁小女孩偷拿东西，逼问有加，小女孩的爷爷坚持报警，警察调了监控证实，小女孩只是拿了一个白色胶带看了看又放回了原处。迫于舆论压力，店主公开向女孩和女孩的家人道歉，目前文具店也已经暂停营业。
这样的道歉必须有，但道歉之后的情境依然让人不是滋味。如果不是小女孩爷爷坚持到底维护孙女的权利，如果不是监控镜头做了最终的“证人”，小女孩的不白之冤还能轻易洗脱吗？那样的话，很可能陷入各说各话、无休无止的“罗生门”之中。
令人愤慨的是，店老板对小女孩用语十分过分：“拿出来，快点拿出来，快点，要不我拿监控给你看，如果有我就叫警察来。”听听，一位文具店老板的话，哪有一点斯文？作为一个成年人，对小女孩进行语言威逼，迹近“逼供”，太无厘头，也颇为可恨。可想而知，这事会在女孩内心深处留下怎样的阴影。
店老板所言说明，对于具体事件，他并非没有一点处事常识，不然也不会想到调取监控查看了，但何至于连监控都懒得查就断然认定小女孩存在盗窃行为？这当然具有多重原因，例如，文具店可能频频遭遇过偷窃行为，损失不小，文具店老板面对可疑行为气不打一处来；在“断案”中，当事人的主观意识压倒客观意识，令情绪走偏，从而导致逻辑错乱。但总的来说，这类因素都不足以令其失去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竟至对一名低龄女童大加“鞭挞”，必欲恐吓出一个偷窃大案而后快。
本来，既然小女孩的爷爷已经给出有力反驳，只要有一点常识和理性，也应立即纠错，防止事件滑向不可控的境地。可是店老板面对小女孩爷爷的愤怒，只是沉默，未作任何表示。这种表现，不仅稀释了道歉的意义，也指向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作为一种普遍性社会心理，怀疑论的“市场”是深厚的。
在很多人看来，怀疑论是无可厚非的。考虑到怀疑的目标往往是不名誉的、违法的，因而这种强加给他人的怀疑论甚至是高尚的，就算不小心误伤好人也没什么大不了。这才是本事件最大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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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深处多有怀疑的影子，这并不奇怪。毕竟在很多时候，怀疑也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应该看到，怀疑论习惯于摒弃求证过程，裹挟着道义和正义的幻象，挥舞大棒将他人逼到墙角，且不容置辩和反抗。一旦将这种怀疑论对准一个不谙世事、缺乏博弈能力的儿童，结果可想而知。
前不久，贵州就发生过一起令人扼腕的事件，一家文具店老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一口咬定一名11岁小女孩偷窃，甚至在没有和女孩的家长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把小女孩的所有信息打成大字报贴在门口，标上“重金悬赏，紧急寻人”字样。小女孩最终选择跳楼，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们自小便熟知一家文具店的存在价值。这样的文具店，往往是一个连接着校园和社区的“社会观察站”。可以说，这里也是一个儿童学习处世道理的场所。在这样的场所屡屡发生类似事件，岂不令人痛心？我们相信，对于个案的处置，会有程序正义来把关，但在个案之上，我们实在需要进行深层反思，找出问题的根源，从而针对性加以解决——要想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寄望于个体的素养提升，使得某些人能在儿童面前也能保持礼仪和体面，是理所当然的，但显然，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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