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在职校。”
周宁还记得，刚入学的几个月，他经常天没亮就醒了。睁开眼，巨大的落差感席卷而来，提醒他正身处一所职业学校。许多人认为这里是“差生”才会来的地方。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但现实中，把“分流”看作“筛选”，将“分类”视为“分层”的观念依旧存在，受其影响的不乏职校生本身。
难以撕掉的“差生”标签背后，有与名校失之交臂的遗憾，有早早步入社会的成熟，有靠技能吃饭的满足，也有继续升学路上的迷茫。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招生650.69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40.71%，高等职业院校（含职业本科）招生规模连续4年超过普通本科。
这个春天会是职校生的“春天”吗？
分流：哪些孩子读职校？
什么样的孩子会上职校？一个刻板的回答是：没考上高中、大学。随之而来的通常还有“差生”的标签。
周宁不认为自己是“差生”。他来自黑龙江的一个县城，父亲从小对他严格教育。高考前，周宁一直“很顺”：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被保送到当地的重点高中，在高中获得了去武汉一所“211”大学集训的机会。
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都达线，周宁就能被这所大学定向录取。家人和教练都认为他有能力、够努力，能顺利考上。专业成绩公布那天，他和父母去了乡下爷爷家吃饭。路上，母亲已经开始盘算，过几天要去省城买几条新裙子，“等我大儿子考上大学，办升学宴穿。”
正当爷爷奶奶讨论武汉天气有多热，周宁看到了教练发来的消息。“他说‘很遗憾’。我一开始还有点懵，给他发了个问号，然后脑子‘啪’一下，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他一个人冲进稻田，大哭。
差0.93分。周宁认为自己努力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尽力了，身边人都很清楚，这才是最难受的。第二年，他换了另一所学校，再次全身心投入训练，结果还是差了0.12分，最终只能以高考成绩填报志愿，上了北京一所职业学校。
进入同一所职校，有人出于更主动的选择。刘一乐是周宁现在的同学，高考分数过了本科线，足够投档到山西老家的本科院校，但他一心想去北京。
“也是机缘巧合。”高中时，刘一乐在北京认识了一家知名上市公司的副总裁。两人互通信件，对方耐心解答了刘一乐对未来的许多困惑，还表示欢迎他来北京，加入他所在的企业。“这成了我决策的百分百动力。”刘一乐说，填报这所职业学校，就是因为它和那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对于“为什么上职校”的问题，还有很多刻板印象之外的回答：有人初二大病一场，住院几个月，成绩大跌，进了中职；还有人因为非本地户籍，同样的分数，别人能上普高，她上了技校。当然，也有孩子坦诚地说，自控力不强，“玩嗨了。”
偏见：在职校就是“混”？
“比较水，比较乱。”入学前，张鑫对职校的印象也和许多人一样。他念的是宁夏一所高职院校的“3+2”——中职3年，高职2年，毕业拿专科文凭。初中成绩处于中上游，张鑫说他属于“玩嗨了”的类型，“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课，自制力不行。”
“分流”之后，张鑫觉得和上了普通高中的同学不再是“一路人”。从亲戚们的言辞中，他感觉自己“比别人低一些”。
“确实有部分学生没有兴趣学习，只想混个毕业证。”张鑫的老师李川教过的高职生里，有从中职升学的，也有从普高考来的。在他看来，职校生有自己的特点：相对而言，部分孩子学习耐性确实有所欠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没有那么快，但他们思维活跃，有表现欲，动手能力更强。
“我带的学生里，创业比较成功的几个都是中职上来的。”李川说，“他们如果能扎实接受打磨，往往更清楚自己缺什么，从而进行规划。”
高职二年级的赵力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中职的专业是餐饮服务，抱着“就业调查”的心态，他进过餐厅，去过工地，也当过收银员。赵力发现，以中职阶段的专业技能和学历水平，能找到的工作都不太理想。“做餐饮实在太累。在工地，十七八岁，没有经验，体力也跟不上，只能做每天一两百元的小工，至少要干两年学徒才能做大工。”
“我中职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上流水线或者打零工。”赵力明确了要念高职、换专业的想法。他还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动漫专业，在县城老家几乎没有相关的工作机会。权衡兴趣和就业形势，进入高职之后，赵力改选了信息技术专业。
对张鑫而言，改变发生在拿到中级电焊证和电工证的时候，也发生在他在城市绿化队兼职赚到生活费的时候。现在，他觉得自己比普高的同学更“社会”。这种社会感并不是有的人眼里，中职学生成天抽烟、喝酒、打架那种“混社会”，而是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的成熟。“已经有上了普高的同学向我咨询我们学校了，说不定以后又会走到一起。”
进厂：好的实习是怎样的？
李奕再也不想进厂了。毕业临近，没有人再提起去年戛然而止的实习，那些曾经与毕业挂钩、“非吃不可的苦”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实习是职校教学的重要环节。去年2月，在湖北一所中职学校念农艺专业的李奕被安排去了一家电子厂实习，吃住都在厂里。
刚上岗就遇到了夜班。晚上7点半，李奕穿好无尘服，戴上手套、指套，打卡上班。流水线上，一块手机屏被传送到面前，他把这件半成品拿到一米来宽的工作台，单手操作机械臂吸附住屏幕，让它与一片硬币大小的泡棉在指定部位贴合，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这道“泡棉贴附”工序完成后，手机屏被放回传送带，去往下一站。
凌晨3点左右是最难熬的时候。李奕感觉眼皮像灌了铅，五脏六腑都在往下坠，身体却轻飘飘的，使不上劲。但他不能松懈，贴合误差超过0.03厘米的产品会被定为“不良”，漏贴更是会影响后面全部的工序。虽然可以先把来不及操作的产品放在一边，但堆积和“不良”多了，难免被组长责骂。
早上7点44分，打卡下班，产量5400件。这意味着一模一样的动作，李奕一个班次至少重复了5400次。李奕记得，同年级还有一批护理专业的学生被送去另一家电子厂。
“这是正常的吗？”李奕不知道这样的实习有什么意义。他甚至到现在都不清楚，当时做的“泡棉贴附”在手机里到底起什么作用。他曾向老师和业务主管提出异议，得到的回复总是“坚持、吃苦耐劳”。
2022年初，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修订后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提出1个“严禁”、27个“不得”，为实习管理划出了底线和红线。
同样是“进厂”，毕业于深圳一所技校的陈晟体验则完全不同。实习前，学校与合作企业组织了一场双选会。学电气自动化的陈晟认为新能源是一片蓝海，选择了一家主营新能源汽车换电技术研发和使用的公司。从在设备工厂看电路图、组装主控柜，到去换电站现场维护，他用不到6年的时间完成了实习、留用和晋升，成为了一名管理人员。
提升：多高的学历才够用？
春季，各地职教高考和专升本考试陆续展开。李奕说，他的同学几乎都报名参加了职教高考。
教育部2022年2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提出，推进中职学校多样化发展，从“以就业为导向”转为“就业与升学并重”。根据教育部数据，2022年，全国有超过一半的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专科）和本科继续学习。河南一所中职学校的老师告诉记者，他带的学生升学率大约在70%。
在高职阶段，一些职校老师对于近几年专升本热潮的感受也很明显。今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发言人表示，高职毕业生在保持高就业率的同时，现在每年也有接近1/5的学生实现升学深造。
一位执教近10年的高职老师回忆，大概从2018级（2021年毕业）开始，向她咨询专升本信息的学生明显增多。也是从那时起，学校开始对专升本进行统一宣传、统一规划、统一报名。“以前都是要自己去打听，自己报名。”
背后是社会因素和个人选择的交织。考虑到家庭负担，杨婉本来不打算专升本。教育部2022年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显示，职业学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
杨婉的父母靠种苹果树供她和两个弟弟念书。专科期间，助学贷款和兼职收入基本可以覆盖她在公办学校的学杂费。如果专升本，由于专业等方面的限制，她能选择的只有每年学费相对较高的民办本科，“压力太大了。”
“当时专升本成绩通过了，工作也找好了，在一所中职学校的团委做行政，就是二选一。”杨婉说，她想到，自己获得的并不是有编制的岗位，“随时可以把你换掉，有编制的（岗位）至少要本科学历。”
杨婉还是选择了继续提升学历，后来还考过了一所“211”大学的函授本科。她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学历越高，选择空间越大，上升渠道也更宽。”
专升本到同一所学校的贺帅打算考研。他想考去江浙地区，学习走在第一梯队的电商知识，把家里的调料批发生意做大。
还有一些工科类的学生，掌握了技术，并不担心找不到工作，但大部分人都想继续提升学历。在他们的讲述中，“门槛”“敲门砖”这类词汇被反复提起。
2021年10月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张鑫所在的学校正在申请由职业专科转设为职业本科。未来或许可以直接拿到本科文凭，他在喜悦之余也有一些担忧。“它（职业本科）以后会不会又成了比大专好一点、比普通本科差一点的东西呢？”
（文中周宁、刘一乐、张鑫、李川、赵力、李奕、陈晟、杨婉和贺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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