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日，沈阳，小学开学日。（视觉中国/图）
对于很多孩子的教育发展而言，“拼爹”或许要让位于“拼妈”了。一项收集了全球106个国家与地区的179万人的调研数据显示，母亲对于孩子教育成就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项研究由钱岳和胡扬合作完成。钱岳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胡扬则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们长期关注性别、家庭和教育问题。
2023年3月，两人的论文《性别、教育扩张和代际：全球教育流动性》（Gend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Around the World）发表。研究发现，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随着教育扩张，母亲的教育成就对子女教育成就的影响在不断攀升。这种影响已经追平或超过了来自父亲的影响。而随着教育背景“女性下嫁”现象愈加普遍和单亲家庭数量攀升，这个趋势仍然在加强。
“这符合我们的直觉与观察，母亲对子女的教育真的很重要。”胡扬说。尽管数据量化研究并不提供具体的个案细节，但这些数据同时也在说明，当考虑母亲教育成就的影响之后，在教育扩张——即人们有越来越多机会接受教育的背景下，扩张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更高的代际流动和更平等的教育机会。
2023年5月，围绕教育中的母亲角色等话题，南方周末记者先后采访了胡扬与钱岳。
论文发表于《自然》杂志子刊《Nature Human Behaviour》，2023年3月8日，当天为妇女节。（资料图）
缺失的数据意味着什么？
南方周末：关于母亲对教育影响的研究，最初是怎么发现这个选题的？
钱岳：我和胡老师都做过不少关于婚姻匹配的研究。很多欧美的研究显示，越来越多高学历女性与学历比自己低的男性结婚，即我们中文说的“女性下嫁”，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甚至“主流”。这类婚配模式的变化也势必影响到家庭。我们注意到，目前已有的关于教育公平、代际教育流动（社会学里叫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的研究中，大多数只关注了父亲方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想引入性别视角，做一个全球性代际教育流动的研究。
起初，我们认为教育是一个相对容易测量且相对容易用于跨国比较的指标，但后面在研究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经过几年共同努力，论文终于发表在国际同行评审期刊Nature Human Behaviour今年4月刊里。
南方周末：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
胡扬：整个数据收集和整理做了快两年。为了建构分析样本，我们排除了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因为他们在数据采集的时候可能尚未完成学业，我们还排除了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尽量减少死亡率偏差，最终选取了来自106个国家及地区的调查数据中在1956年-1990年出生的179万人为分析样本。通过对这个全球大样本数据分析，我们探究子女和父母教育地位间的关联是如何随着教育扩张和父母教育配对的变化而变化的。
整合这179万人的数据实属不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调研里，关于母亲教育的数据都是欠缺的，比如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数据，即使是像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在内的机构，它们的代际流动指标中也没有囊括母亲的教育，更多关注的是父亲的教育。
南方周末：怎么理解这些数据的“缺失”？
胡扬：母亲教育数据的缺失，意味着这是一种父系制的计量标准。无论是在哪个社会，统计指标都代表着我们如何评价与审视我们的社会，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朝哪个方向努力。不少社会对GDP的重视也是这个道理。指标统计忽略了采集母亲教育的数据，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去改变这样一些统计标准，怎么去争取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对相应议题的关注呢？
南方周末：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教育扩张，根据你的研究，教育扩张带来公平了吗？
胡扬：我们的研究发现，恰恰是此前对母亲教育的数据缺失和忽视，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教育扩张在我们的研究语境中指的是教育机会的扩张，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认识到教育流动（作者注：教育流动指的是孩子的教育成就不取决于他们父母的教育成就）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教育投入促进教育扩张。以往的现代化理论指出，教育扩张会带来教育机会的平等，使得孩子升学不再需要过多依赖家庭背景。我们的研究确实发现，大概从1960年代开始至今，个人的学业成就对父亲教育背景的依赖逐渐减弱。这样看来，教育扩张似乎是带来了机会平等，促进了教育公平。但这个平等仅限于对父亲教育背景的关注，如果把母亲教育背景纳入考量会发现，从“拼爹”转向“拼妈”后，教育机会的平等还未实现。
也不奇怪，我们会接触到一些高教育背景的母亲，她们对孩子的高强度投入与付出促进了孩子升学和教育成就。纯靠“拼爹”或许已不能带来更多优势，新一轮“拼妈”造成结果分化。因此从这个意义看，纳入不同的指标考量同一问题，会得到不同结果。我们目前的结论是，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下，教育公平还未达成。
2021年9月1日，北京，小学迎来开学第一天。（视觉中国/图）
在中国，母亲对女儿的影响大于儿子
南方周末：这项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母亲在子女教育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强化的“影响”如何达成？
钱岳：首先要说明，我们发表的研究并不是个案研究，而是基于庞大数据得出的量化结果。以往也有美国的研究发现，随着越来越多母亲步入职场，母亲的职业背景对孩子职业成就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这个研究只讨论了美国本土的情况，探讨的也是职业发展的情境。
我们的研究则是全球范围、宏观视角的代际教育流动研究，数据提供有关个人自身及其母亲和父亲教育的信息，以及个人的人口统计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伴随着教育扩张，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母亲和孩子在教育地位上的关联持续加强，而父亲和孩子在教育地位上的关联则在减弱，母亲的教育地位在教育流动中的作用已与父亲的地位相当或更重要。
南方周末：母亲为何会获得这种“影响”？是来自于她的强势，还是父亲的放弃？
钱岳：由于我们做的是基于数据分析的量化研究，没有过多案例细节，这部分我只能基于自己阅读的文献和生活中的观察讲述。研究显示，东亚家庭里母亲的育儿参与确实比父亲要多得多。如果母亲教育程度比较高，她可能更容易帮孩子辅导功课、报各种辅导班，像我很多从国外毕业的朋友，她们还会把孩子送去国外参加夏令营。在这个角度上看，学历高的母亲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确实有很多相关知识和经验，也相当有话语权。
而站在父亲的角度，他们对孩子教育成就的影响逐渐式微，一部分来自于一些“丧偶式婚姻”中父亲的不管不顾，另一部分父亲可能并没有完全放弃参与孩子的生活，但他们主要是用教育资金投入的方式参与。同等条件下，如果一个丈夫学历高、赚钱能力强，按照传统的性别分工，在家里他可能主要扮演“经济支持”的角色。但随着教育扩张、义务教育普及，很多时候升学并不和金钱挂钩，钱能对孩子的教育成就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就减少了。相比之下，母亲更多是直接、持续地参与精细化育儿，她们的影响可能变得更显著。
南方周末：在中国语境中，这项研究的结论并不新鲜，很早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也“天然地”认为，教育孩子是母亲的责任。中国在这项研究中会有较为独特的地方吗？
胡扬：首先我们的研究语境和孟母三迁的情形已经不太一样。现代“孟母”们在教育扩张和性别变革双重浪潮中接受了更高的教育，过程中她们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这种资本也意味着她们更多地知道怎么做（know-how）——经历并获得教育成功的她们知道如何让孩子在教育里脱颖而出，知道如何指导孩子选课、培养兴趣爱好。但古时候的孟母可能并不具备这种资本。相较于我们调研的其他一些国家，中国对母亲教育的数据搜集还是比较完备。但在数据分析的时候，母亲的教育很多时候还是没有被全面、系统地纳入考量。
南方周末：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些国家、地区的样本，让你觉得有一定的特殊性？
胡扬：其实不同国家地区各有特殊的地方，教育体制的设置和各自的社会体制之间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比方说埃及，这个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过去几十年提升了不少，但她们完成教育之后，多数人的归宿是回归家庭，而不是流向就业市场。全球多元的社会形态会让我们思考高学历的女性可能面临着哪些出路，而这与各地的文化、宗教、经济等社会结构都密切相关。
南方周末：论文还提出，在“女性下嫁”的父母教育配对模式中，母亲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更为凸显，怎么理解这样的现象？
胡扬：这个“女性下嫁”的说法可能是需要打引号的，意思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女性与比自己学历低的男性结婚。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欧洲地区，与父亲对后代的教育影响相比，母亲的影响已经变得更显著，超过了父亲。而在亚洲，母亲的影响和父亲几乎持平；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稍次之，但母亲的教育影响也在追赶父亲。欧洲作为教育发展比较早且走在性别变革前沿的区域，妈妈的受教育水平超过爸爸非常普遍，这个趋势很早就出现了。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妈妈，在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等方面的优势，都能促进子女升学。但在国内，我们大概率会发现，如果只接受了普通本科教育或只有高中学历的男性，就不会娶或者不太可能娶得到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妻子。
南方周末：母亲和父亲对于不同性别的子女影响也不同。论文提到，在中国，母亲对女儿教育成就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则旗鼓相当。
钱岳：一般来说，母亲对女儿的影响是更大的。这是一种模范（role modeling）效应，女儿更容易将同为女性的母亲视作榜样。如果妈妈是个博士，或者拥有非常高的知识水平，那么女儿很可能希望成为像妈妈这样的人。
不同地区的母亲，相似性大于差异性
南方周末：在你的成长经历中，母亲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她在教育上对你影响大吗？
钱岳：其实我算是特例。我们家就是湖北武汉一个工薪家庭，父母都没有高中毕业，对我的家庭教育基本是放养，但我从小学习成绩不错，高考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后出国留学，再后来便是投身学术道路。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2003年写了一本书叫《不平等的童年》，如果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妈妈主要实行的是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这种模式下的家长会注重和孩子做朋友，积极地和孩子讨论问题，有策略地培养孩子，提升他们的能力；而工薪家庭或家庭程度比较低的父母，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主要是natural growth，我觉得直白翻译就是放养。
这里就能看出，为什么教育程度高的母亲对小孩的影响可能更大。我也来自一个放养家庭，所以母亲对我的影响并不体现在学业，更多是希望我健康快乐地长大，让我劳逸结合。不过我本身对待学习就很自觉也很有兴趣。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小伙伴打通我们家座机来找我问作业，刚好被我妈妈接听，她就会跟对方说，我总是宅在家里，要她们多带我出去玩。
南方周末：但到了今天，在教育“拼妈”当中，中西方的母亲们角色有差异吗？
钱岳：前两天刚和一个朋友聊天，她强调说，自己身边没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只是单纯在学校学习，他们都会参加各种课外活动，锻炼“十八般武艺”。有的人女儿在海外高中参加需要竞争才能入选的啦啦队，这种啦啦队表演中有一个人会被举到最高处担当C位，为了竞争这个C位，孩子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很刻苦练习。所以我感觉在国外上学的小孩也挺累的。他们的高考不像我们那么只看分数，他们既要看分数部分的硬性条件，还要结合各种社团经历、志愿活动这些软性条件，申请书上要“软硬结合”，才能增加进入好大学的概率。
不管东亚家庭还是西方家庭，精细化育儿似乎已经很普遍。尤其是家境优渥的家庭，高知妈妈往往会特别关注小孩的课外活动，时常担心孩子落后于其他小孩，只要有资源和精力，大家都是有“卷教育”的意愿。
南方周末：听上去不管哪个国家的母亲，现在都特别焦虑。
胡扬：钱老师提到的《不平等的童年》一书，讲的就是在美国的不同社会阶层，精细化育儿方式是不一样的。但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社会学家Allison Pugh在Longing and Belonging（《渴望与归属》）一书中提到，消费文化给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都注入了育儿焦虑。她在大量田野研究里观察到，上层社会家庭和高知母亲会用他们拥有的“正确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在孩子身上投入各种消费，比如学习机、兴趣班；而消费文化逐渐把底层社会的家长也“卷”了进来，在孩子身上投入类似的消费，因为如果不参与到这样的消费文化里，他们（孩子）可能就“落伍了”。
在分析、观察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数据之后，我觉得在“拼妈”这件事上，总体是相似性大于差异性，至少我觉得母亲对孩子的照料和关怀是大范围存在的。有时候特别强调文化、社会差异的话，不同文化、家庭之间相似的价值和经历就被淡化了。
南方周末：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母亲在教育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会不会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她要承担的责任也变多了。
钱岳：我觉得在现行环境下，社会如何定义一个好妈妈，较以往有很大变化。以前要求妈妈把孩子养活就可以了，只是物质层面的满足。但现在大环境逼得妈妈们都很焦虑，需要教育孩子从小就成绩好，上好学校，还要多才多艺。比如，我是小孩的时候，几乎没听说过哪个朋友的父母会在睡前给他们讲故事，但等我们这一代人变成了父母，很多已成为妈妈的朋友都要给孩子睡前讲故事，好像如果不这么做，自己就不是个称职的妈妈。
这些新时代的“好妈妈”做出了她们的努力，也背负了很多。但我们也会发现，这种精细化育儿模式的新“卷法”一方面让我们关注到女性话语权的提升，另一方面，其实可能也暗示了育儿责任都要落到女性身上。前面提到，社会越来越多看见妈妈的育儿作用和贡献固然是好事，但我同时也提倡，不能放大对“拼妈”的期待，而仅仅把育儿的重担只放在女性的身上，父亲也应该承担起这些责任。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朱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