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幸福家庭的“拼图”中，孩子是不可或缺的一角，0—3岁的婴幼儿更是“最柔软的群体”。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对0—3岁婴幼儿托育的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尤其是普惠性托育服务供不应求。如何满足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对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的需求？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就此提出意见建议。
把托育服务送到家门口
立夏节气过后，走进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红线胡同，一处古朴的四合院内，连日来满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这方院落名为“小小椿芽托育园”，10天前正式开园，由椿树街道整合各方资源，引入专业力量，为周边居民提供普惠托育服务，可满足婴幼儿家庭多样化的送托需求。
“年龄小的孩子说话还不利索，但他们脸上的笑容不会说谎。”阳光下，看着两岁的女儿和同龄小伙伴开心玩耍，方慧最初的担心与焦虑正在慢慢消解，为了照顾孩子无奈辞去工作的她，终于有了更多空余时间，为重回职场做准备。
方慧告诉记者，此前她也曾想过拜托家中老人帮忙照看孩子。然而，自己父母尚未退休，公婆的身体都不太好，难以承担带娃重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0-3岁婴幼儿约3200万，其中有入托需求的家庭超过1/3。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托育服务需求也逐渐涌现。
一边是繁忙的工作，一边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生了娃该怎么带？对于像方慧这样的年轻父母，尤其是双职工家庭而言，在孩子0-3岁的时候，几乎都会面临工作与家庭难以两全的情况。
长辈照料难免力不从心，交给保姆“生怕有个闪失”，找到一家合适的托育机构又并非易事——有的离家或单位太远，早晚接送成难题；有的私立托育服务机构价格高且质量参差不齐…… “谁来照料0-3岁的孩子”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难题。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托育需求也逐渐由过去的“有地方送、有人带”转向高品质的保育需求，父母普遍希望孩子在均衡膳食、安全看护、习惯养成等方面得到更好的照料。
“要缓解年轻人的带娃焦虑，不妨从这些现实痛点入手，提供更多可负担、距离近的普惠托育服务。”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江西省委会副主委刘菊娇认为，托育服务的方便可及，除了与托育机构数量有关，也与距离有关。在托育机构选址方面，要基于社区、单位等合理布局，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普惠性婴幼儿托育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江西南昌坚持普惠、便民、服务的原则，构建以社区服务为依托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西省委会副主委龙国英坦言，社区是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重要依托，建议将社区托育服务作为重要供给模式，大力支持推进，出台政策支持清单，因地制宜分类实施，让更多“身边园”“普惠园”“放心园”走近市民身边。
既要“托得起”更要“托得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多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给”。随着国家顶层设计的出台，多地陆续探索，发展社区托育、单位托育、幼儿园托班等多种普惠托育服务。
2023年9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市教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海淀区教委近日对首批45所申请举办普惠托育的幼儿园进行了审核，开展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工作。
“相较于把孩子交给老人带、保姆带，一些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到托育机构，因为这里既可以提供科学照护，又能解决孩子早期发展问题。”随着申请的提交，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实验幼儿园园长葛煜感到肩上压力越来越大。这些日子，她带领园里老师精心研究，如何照顾刚进托班的宝宝如厕、怎么让孩子户外活动时及时补充水分……花大力气做好孩子的“小事情”，只为让他们得到最好的照护。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2月，北京市16区共有普惠托育机构58家（不含幼儿园托班）。根据北京市普惠托育服务试点方案，公办托育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他普惠托育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认定为普惠试点后，比照北京市现行普惠性幼儿园补助政策给予生均定额补助和租金补助。
目前，北京各区普惠托育价格在每月1200元到3700元之间，全市平均约为每月3000元，较试点前的平均价格下降一半还要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苏华建议出台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合理增扩配置托育服务资源，开设招收0-3岁婴幼儿的托班，推动存量托育资源向普惠化转变。
“建立政府和家庭合理的成本负担机制，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效益，不断调动社会积极性，降低托育服务的成本，实现普惠目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要加快制定托育领域的相关制度条例，为财政支持提供依据和保障，切实发挥政府在经费投入、资源配置、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主导责任，持续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让更多孩子不仅托得起，更要托得好、托得安全。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各类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着力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帮助托育机构把运营成本降下来、把收托价格降下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表示，要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确保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5个，让有需要的家庭“带娃不再难”。
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多地已出台相关政策，通过提供场地、减免租金和税收等方式，引导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红霞提出，可将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发挥公益组织作用，探索多样化、全覆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模式。
专业引导监督让托育服务有保障
“幼儿年龄越小，越需要精细化照料。”探索托育服务的过程中，葛煜体会很深。她告诉记者，除了距离、价格，师资力量配备、照护是否细致、饮食安全能不能保障等，也经常在咨询报名时被家长提及，“他们更加看重服务的质量”。
作为58家普惠托育机构的其中一员，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爱尔福婴幼中心为0-3岁婴幼儿打造安全、温馨、有爱的环境，配备了丰富多样的适龄定制玩具。记者看到，根据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实际需求，中心的老师会贴心提供喂养、饮水、清洁、护理、睡眠等日常照护服务，并针对性制定辅食、膳食等喂养计划，科学保障营养需求。
托育质量评估与监管怎么做、托育人才培养如何跟上，都是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采访中，业内专家表示，推动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化保育人员职业发展环境，强化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记者了解到，在北京2023年新增高等职业教育专业中，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科技职业学院等多所院校增设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首席专家卢伟英建议，尽快出台托育行业政策法规的具体指导意见或实施细则，加强育婴师的规范培训、持证上岗。不仅在职业学校更应在高等医学院校设置育婴专业，培养高质量育婴人才，为育婴师提供提升空间及职业获得感，让育婴师更有动力肩负“妈妈”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去接纳孩子。
卢伟英认为，要充分发挥各省级妇幼保健院尤其是医学院校附属妇幼保健院的教学及医疗资源优势，依托其建立指导和示范性托幼机构，进而建立各省的托幼机构的质控中心，除了承担育婴师培训和进修任务，更肩负着指导和定期监督基层托幼机构良性运转的职责。
卢伟英特别提出，托幼机构还应就近和医疗机构或妇幼保健院建立紧密联系，建立应急情况下的绿色通道。
“‘医育结合’极大弥补了保教人员专业性不足的难题，让保育人员有了专业、科学的支持力量。”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长柳茹认为，当前我国0—3岁婴幼儿托育政策体系还处于探索完善阶段，在探索提供“医育结合”服务、加强培育专业人才的同时，对于照护、人员资质、课程质量、收费等方面的规范与监管还需进一步完善。
在她看来，要针对托育服务机构建立健全登记备案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评估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长期、动态的质量监管与监测机制，并设立相关部门负责督导与评估，营造安全健康、规范有序的托育服务环境，支持托育服务公平且有质量地发展。
记者：赵莹莹
文字编辑：赵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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