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孙明经与摄影家庄学本（左，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在西康考察中不期而遇留影。摄影/孙明经
1947年5月，孙明经在金陵大学校园内指导学生 孙明经祖籍山东掖县（今莱州），1911年生于南京，1992年逝于北京。
中国电影教育的先驱者。
中国著名的第一代摄影师。
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中国摄影专业摄影技术课程的开创者、奠基者。
中国将摄影用于科学考察范畴的先驱者之一。
中国第一份电影专业期刊的创办者。
中国电影理论史上第一部译著的翻译者。
……
第一次听说孙明经，是2014年12月，在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二楼的“电影传奇”馆。200平方米左右不大的馆，展陈空间寸土寸金。而有关孙明经的内容却占了一个独立的展区，讲解老师讲他可以讲上一个小时。
“他81年的生命，其实能带出好多历史的进程、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些令人感慨又令人无奈，一个知识分子个人的命运，也看到一个国家巨大的苦难。”讲解老师言语克制。
于是寻踪而去，找到了孙明经先生的儿子、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摄影师孙健三老人。2015年、2016年，我进出他位于小西天的家许多次。我们一起在电影资料馆看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纪录片《燃烧的影像》（里面有很多影像出自孙明经先生之手），我吃过他请我的面条，拿过师母手制的粽子，因为失恋还在老人面前失态掉过眼泪。
后来，电脑里存的跟孙老师的访谈，以及相关孙明经先生的资料分别到了几万、十几万字。我被海量信息淹没了，不知道只有一个版怎么讲孙明经先生的故事。于是开始躲着孙健三老师。
接下来生活里却磕头碰脑到处都是“孙明经”——在鼓楼西剧场看话剧，咖啡厅的书架上碰到《孙明经手记》；去电影学院采访，为杀时间偶然进了北电校史馆，在校史几乎最前面，看到孙明经和妻子的名字和照片；读《风过华西坝》，里面有一段描写的是孙明经在南京的婚礼（《魏特琳日记》作者魏特琳女士当主婚人）；参观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展板上大屠杀前南京人岁月静好的游园照是孙明经拍的；采访重庆人拍的抗战纪录片《大后方》，里面金陵大学西迁入川的影像也是孙明经的手笔。
6年过去，有关孙明经的书籍、影册共11本，一直镇着我书桌的左首。电脑里相关资料一直在增加，比如，2019年7月26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八十多年前的“新媒体人”——中国电影教育开山宗师孙明经的影像人生》的报道。
2020年10月19日，北京电影学院庆祝建院70周年。
就要到来的10月31日，是孙明经先生109岁诞辰。
今天中国无电影专门学校和专业
正待将来由明经小弟开创
孙明经1911年生于南京。早慧，4岁入初小，7岁初小毕业。
其父孙熹圣、其母孙隋心慈是最早一代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1882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开办登州文汇馆，是“泱泱中华大地上第一所大学”。孙熹圣夫妇即是登州文汇馆第二批学员（第一批学员中8人后来随清末满清政府咨政顾问、大传教士丁韪良去北京，建了如今北大和北师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
孙熹圣可说是最早和电影结缘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第一次接触到电影机是1898年。他是第一个把外文CINEMA叫作“电影”的中国人。1903年，他成为最早在中国大学课堂中放映电影的中国教师，也是南京金陵大学前身汇文书院“校园电影”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有此父母，孙明经自儿时起对照相和电影即不陌生，5岁时就有亲手使用多种相机拍照的机会。孙熹圣每到各地讲学和考察，都携孙明经同行，告诉儿子“多看照片和电影对广见识大有好处”。1915年，4岁的孙明经第一次在金陵大学校园中看了由学生放映的“校园电影”。
1926年，孙明经15岁，在中华公学读高三年级，他向父亲请教该升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方能向“研究电影的学者”方向迈进。孙熹圣于是携子前去拜访金陵大学文理科长陈裕光博士。孙熹圣和陈裕光父亲是好友，孙熹圣还教过还是小学生的陈裕光放电影。
陈裕光对孙明经说：“电影本是科学成果，今在美国发展已无孔不入。明经小弟欲求这个发展方向实在很好。今天中国无此专门学校和专业，正待将来由明经小弟开创。”
早在1923年，陈裕光即与蔡元培共商如何提高我国大中学理化教育水准，及引进西方先进教学方法，有感于美国大学、中学已大量使用教育电影和照片教材，提出：“我们应该尽早开始培养中国自己的大学电影和摄影学科的教师。”
陈裕光指给孙明经一条不容易的路——就硬件而言，电影融光、机、化、电的成果于一身。电影正在向有声发展，声学成果也将纳入。电影的发展，正在把工、农、林、商、宗教、戏剧、文学、音乐、美术、教育、政治、外交纳入其身。如有志未来终身研究电影，声、光、机、电、化、文、史、戏、美、音、工、商、教育、农林、宗教、政治、外交各科知识都需涉猎。
“电影的基础是FILM，是电机、光学和声学。建议小弟从化工入手、再电机、再物理。在读正科之同时，可选修文学、戏剧、音乐、农林、教育、宗教、政治等专业相关课程。小弟毕业之日，我将聘小弟于本校文理科中开设电影课程，我的建议小弟以为如何？”陈裕光说。
1927年，孙明经考入金陵大学化工系。学满学分后，再入电机系；学满学分后，再入物理系。于1934年历时七年，学满三系学分毕业。七年中间还选修了国文、戏剧、神学、外语、音乐等各科。
中国没有专门大学电影教师的时代
希望至你毕业时为止
在孙明经读书期间，学界泰斗蔡元培发起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他认为中国有五大患——穷、弱、愚、私、乱。电影应该针对这五患，指导民众救贫致富、起弱图强之路。
1930年，电影教育委员会成立，孙明经以勤工俭学学生身份被聘为书记，是协会中惟一领工资的人。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告诉孙明经：“中国电影教育委员会的成立，当是中国电影将有正规大学水准教育的先声。我和陈校长希望，中国没有专门大学电影教师的时代至你毕业时为止。
“因此，你今后绝非仅为一个开会做记录的一般书记。你所记录的内容，将是中华民族电影高等教育历史最早的篇章。从今之后，你当细心收集今日之前和今日之后一切与中国人学习电影、使用电影、教授电影、研究电影有关的文书、著作、讲义、会议记录、官方指令、要闻要事，为日后有志研究中国电影教育历史的学人，留下一套详尽完整的资料。”
孙明经尊师所嘱，自1930年开始，几十年不间断收集有关中国电影教育、科技、经济的资料、史料、官方文书、实物。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从事电影、电视、广播、摄影研究、创作、教学的生涯（不幸的是这些宝贵史料，“文革”开始时被工宣队全数以“黑材料”收缴，仅文字资料就装满七个半麻袋。1976年工宣队突然撤离时，将所收资料在朱辛庄学院大操场上烧了一宿。孙先生时年已65岁，闻此悲讯，泪叹不绝。事后发现尚有少量漏网之史料幸存，但也因暖气漏水而被浸泡过了）。
不久，蔡元培调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陈裕光请蔡元培到电影教育委员会做学术讲座，蔡院长强调了电影在教育、科考中的用处。作为书记员，孙明经记录了这次讲座的内容。讲座结束后陈裕光向蔡元培介绍了孙明经，并告诉蔡元培打算把孙明经培养成中国第一位专职大学电影和摄影教师的想法。
蔡元培向陈裕光、魏学仁建议，金大可做一些有关国情、市情、行业情况的社会调查，尝试用电影和照片做一些视觉记录。
1932年7月8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陈裕光推荐孙明经做会议的助理书记员。孙明经的一手好字，得到与会各方大员和国内著名学者如蔡元培、罗家伦、蒋梦麟、宗白华等人的好评。
会后，魏学仁推动杨简初组织孙明经等人考察华东电力事业。孙明经执笔完成考察报告，并在报告中配了自己拍的一批照片，从而使此报告图文并茂。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的一次会上向学界泰斗们介绍展示此报告，提出“建议今后的科学考察报告应尽可能配些照片”。
1932年至1933年，孙明经随业师杨简初教授在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实验室中，完成了中国人制出的第一套可以摄取、传输、观看的电视系统原理样机。“电视”这一中文名即由杨简初教授译定。杨先生对孙明经讲：“你字写得好，你把这两个字写出来，在实验室的墙上和门上各贴一份。”从此，TV在中国有了中文名字——电视。
开“用电影和照片纪录国情、地理调查之先河”
被蔡元培称“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
1930年，金陵大学开始引进并翻译美国柯达出品教育电影用于教学。同年始，孙明经参与我国最早的电影译制片工作。并于其后1936年至1948年，主持译制电影，前后共参与和完成70部电影的译制工作。
1934年，孙明经毕业留校，成为魏学仁院长的助手，也是中国电影教育史上第一个专职大学教师。这一年，他23岁。同年，经蔡元培建议，受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委托，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开始主持拍摄我国的教育电影。孙明经作为专职助手，摄制了《苏州名胜》（魏学仁亲自持机摄制）。
也是这一年，魏学仁在理学院成立“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后来魏学仁很忙，此事便交由孙明经负责，孙明经成为教育电影部副主任。先后完成《首都风景》《上海》《广东省》《广西省》《福建省》《青岛风光》《水泥》《牛肉》《竹器》《防空》《防毒》等一批影片。
拍电影时，孙明经同时拍了大量照片。由此，开“用电影和照片纪录国情调查和地理调查的先河”。蔡元培看了孙明经拍的一批影片和照片后，高兴地称孙明经是“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
“拍摄经费从哪儿来呢？蔡元培又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自己在北大的学生、学法律的郭有守，这时已经成为民国的一个税务官员。他让郭专门为教育电影征收了一个税，叫教育电影捐。这个资金用来支持孙明经拍摄教育电影。”这是“电影传奇”展板前听来的讲解。
1934年，国际教育电影协会发起“农村题材国际电影大赛”。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委托金陵大学摄制一部农村内容的影片参赛。陈裕光校长和魏学仁院长派孙明经负责组织这次拍摄，由金陵大学农学院、理学院共同参与筹划，并和中央摄影厂协作完成。1935年7月23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农人之春》在美、英、苏、意、法、日、中等十九国参加的赛事中夺得第三名，开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大赛得奖的先河。
1936年，金陵大学成立“电影与播音部”，由魏院长做主任，孙明经做副主任。该年国家教育部决定主办“全国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即电影与播音师资班）”，由全国各省、市教育厅局选送青年大学教师到南京培训。教育部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委托金陵大学承办此事，这是中国电影广播高等教育的开始。教师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孙明经开设了《动片摄制》（电影）、《静片摄制》（图片摄影）、《教育电影与摄制》三门课。该训练班1936年、1937年（在南京）、1938年（在重庆），前后共办三期，培训青年教师近三百人。
同年，孙明经被任命为“教育电影部”专职负责人。1936年、1937年是孙明经领导下的金陵大学“影音部”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既对本院系、本校学生讲映自己拍摄的“教育电影”（不同于商业娱乐电影，主要以创作播映我们现在称之为的“科教片”和“纪录片”为主），同时也面向社会摄制、流通、公映影片以及培养影音教育人才。据统计，该阶段全国流通的教育电影半数以上均为该部提供，其中自拍80余部。
1936年日食之际，中国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日食观测委员会。金陵大学理学院魏学仁院长赴日本北海道拍摄了《日食》，使用的是1935年刚刚发明的彩色柯达胶片。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记录日食的彩色电影，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一生四度行程超万里猎影
为现代中国的起步留下影像
孙明经一生有四次行程超万里的拍摄经历：
1937年从华东至西北的科考万里猎影；1938年至1939年的川康科考摄影（包括自四川广元至新疆迪化的驿路驿站拍摄）；1940年至1941年的美国科考摄影以及1942年至1945年云贵川科考摄影。除摄制了一大批电影外，还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经历“文革”灾难，今存135、120、大尺寸底片及幻灯片五千余幅。
1937年9月20日，孙明经与金女大吕锦瑷在金大小礼拜堂行结婚大典。结婚当日，新娘迟到了。“在她来之前，第一次空袭警报已响起来。仪式刚要结束，紧急警报就响了。我们开始听到远处轰炸机的轰鸣声。我从未用中文这么快地说过‘上帝的祈祷’……”这段话由主持婚礼的金女大教务主任魏特琳记录在当天的日记里。
1938年，孙明经受钱昌照、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派遣，赴自流井、贡井两地区拍摄电影和照片，完成电影《自贡井盐》《井盐工业》。当时自流井、贡井分属荣县和富顺县，并无“自贡”地名和建制。孙明经摄制完成《自贡井盐》并广泛放映后，自贡地名由此而来（自贡市于1939年建市）。
孙明经在这次出行中拍摄的《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于2005年被评为“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015号，和母亲孙隋心慈的摄影作品一同载入“中国摄影史”——20世纪中全球华人仅有160幅摄影作品被评为“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1938年以后，金陵大学被迫内迁入川，影音部先后在重庆、成都等地，继续其影音教育事业与电影创作实践。1936年、1943年，孙明经带领同事、学生不远万里远赴西康地区及华东、西南部分省份，将民国不同区域的民情及现代工业发展情况摄制成“国情电影”，为现代中国的起步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
其中优秀的如：1936-1943《西康》，该主题影片由8部影片组成，包括《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省会康定》《金矿铁矿》《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是目前关于藏区最早的影像记录。
魏学仁1938年为孙明经的《万里猎影记》作序说：
按摄制教育电影的工作，在国内向无专门训练的机构。而孙君以在本校所受的科学教育和其本人数年来教学的经验，毅然独立工作，颇为难能。对于影片教材的搜集，稿本的编作，灯光布景，剧情导演，以及摄影、剪辑、写绘、试片等等，都有很多贡献，为本院教育电影的摄制事业，立下一个实际的基础。
36岁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首届委员
68岁教此生最后一届摄影系毕业生“第五代”
孙健三（原名孙建三）生于1940年，是孙明经、吕锦瑷五个子女中第一个男孩。他记得两岁父亲就把着他的手教他抄稿子，冥冥中注定这一生他要书写父亲的故事。
1940—1941年，孙明经接受美国洛氏基金资助，赴美国影片中心社和明尼苏达州大学视觉教育中心及其他电影机构考察电影及电影教育事业，并加入了美国电影工程师协会。1942年回国时，孙明经为金大购买了一吨重的设备和器材历经辗转运回成都，并带回了大量影音方面的前沿资料。
回归后，孙明经正式担任金大教育电影部（后改名为影音部）主任、电化教育专修科主任，全面负责金大电影及电影教育工作；同年，应专业发展之需要，率领同仁创办专业杂志《电影与播音》，成为目前所发现的当时全国由大学主办的唯一学术性电影及电影教育综合性期刊。美国国会图书馆曾派费正清博士亲赴金大购买该杂志数套收藏。
1946年，年仅35岁的孙明经因其影音事业方面的卓越业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任为大众传媒组中国委员。
1947年，孙明经和胡适、顾毓琇等人一起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首届委员。同年，孙明经拍摄了《民主前锋》，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有声纪录片，记录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等，抗战期间在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大学一起联合办学，及抗战胜利后重返家园的艰难历程。
1948年，孙拍摄了他最后一部电影——彩色无声片《南京》。电影中留下了孙明经、吕锦瑷和他们四个儿女的彩色电影镜头，在该电影中年仅6岁的孙建三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为父亲孙明经拍摄了一段彩色电影镜头，使孙明经的彩色银幕形象得以记录与流传。
至此，孙明经共主持拍摄了一百多部纪录电影和科教电影，译制了66部外国电影，完成影片5万英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其时，魏学仁已经给孙明经在美国谋了一份大学系主任的教职，全家的船票都已寄到。第一任新中国电影局局长袁牧之派人找到孙明经，就说要办一个2500人的电影放映员训练班。孙明经被这一宏伟计划所震动，决定留在中国。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孙明经带领金大影音部电影师生及设备北上，与其他相关兄弟院校一起，并入了创立于1950年的北京表演艺术研究所（1951年改称中央电影学校、1953年改称北京电影学校，1956年被国务院批准改制升格为北京电影学院），创立了摄影专业。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反右斗争中，孙明经被错划为右派，直至1979年被平反。那年他已68岁，教了他电影教育生涯中的最后一届毕业生——78级，即“第五代”。
北电78级入学时，百废待兴，人才断档。而世界电影技术发展很快，怎样才能在短的时间内让他们突击赶上去？“蒙难的漫长岁月里，孙明经翻译了四百万字的电影技术资料。”到1978年全国科技和电影技术大会召开时，他把400万字的《国外电影概况》和7本关于电影电视录像的“专辑”，献给了十几年处于知识荒漠、正在重新起步的电影技术界。
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在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世纪长镜头——带着相机的旅人》中回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孙明经）给我们上技术课。他上课写满黑板的英文，害得我和张艺谋下了课以后拼命补这外文去。我们78届的这些同学在他的教诲下，能够对电影技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第五代’能够成长比较茁壮，或者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能够对技术的东西掌握得比较严谨，能够为艺术创作作出贡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
孙健三记得：“1983年我过生日那天，我爸跟我从早谈到晚上、从晚上谈到夜里、从夜里谈到第二天早上，24小时跟我就讲这个脉络。他说爸爸现在腿不好，眼睛也不好，现在脑子还能记住这些事，你能不能帮爸爸来做这件事？这件事情并不是爸爸的，是我们民族也是国家的。这些东西不应该没有，不应该消失了。”
次年，孙明经重伤骨折，开始漫长的治病与疗养。
1992年，孙明经先生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1岁。
2011年12月23日，恰逢中国纪录影像百年华诞，“光影纪年——中国纪录影像世纪盛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现场为朱连奎、孙明经、伊文思三座铜像揭幕。而他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
2013年10月29日至11月14日，第八届巴黎中国电影节展映在法国巴黎举办。由南京大学制作的纪录片《电影教育的拓荒者：孙明经》，于10月31日孙明经102岁诞辰当天，在巴黎宝塔电影院上映。
“孙明经1957年以后最大的贡献，是他活下来了。他不单活下来，他还翻译了400万字全世界关于电影、关于摄影教育、关于电视广播，当时最新的资料、文献。1931年蔡元培给他的一个活儿，他做到了最后。”2016年，76岁的孙健三这样对我说。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供图/孙健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