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贴吧倾诉这些经历，人们不会为你的遭遇提建议，反而会表现出幸灾乐祸或调侃的态度。其他人很难共情，无法理解，他们会觉得985毕业生就应该混得很好。”
今年夏天，李濛无意间在豆瓣网发现了“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
该组有近11万成员，他们都毕业于985高校，但自嘲为“废物”。他们在小组内分享职场上的挫折、找工作屡遭碰壁等不如意之事。
“小镇做题家”这个流行词，就出自这里，形容一群只会应付考试、出身背景一般又能力平平的人。
有人认为，小组更像是一种互助会，眼下虽然遇到了一些挫折，但还是想努力去过得更好。
从大学毕业后，李濛一度和同学们保持距离，尤其是拥有好工作的那些同学。她会屏蔽对方的朋友圈，甚至将其从好友中除名，“想要学会自我保护，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圈子了，没有必要再接触了”。
“从985高校毕业，不可能每个人都事业成功。很多人自认失败，只是社会的舆论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混得不太好，和学历不太匹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李濛说道。
她认为社会观念应该有所改变，学历不再是评价能力的唯一标准，也不该成为高校毕业生的一道枷锁。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
跳出稳定，做点喜欢的事
李濛出生在江苏省小城，父母都是公务员。小时候，她一直是标准的好学生，高考后念了一所省内985高校，报取了核相关专业。“当时家人觉得专业很热门，根据分数做出了最佳选择，并没考虑今后的就业。”
在父母心目中，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从大四开始，李濛就参加过国考、省考、地方级考试，但始终没有通过。
最终，她通过北方某省一个县城的人才引进计划，找到了现在的工作。工作的内容和过去的专业完全没有关系。
学了四年核专业的李濛，成了一个文员，为城管局、卫生局、园林局写各种材料。
求职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填报志愿，有多少人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方向？/图虫创意
一年多过去，李濛仍不适应当地的生活，休息日就在出租房度过。“这里以吃面食为主，饮食不习惯。用开水壶烧热水，不到一个月就有水垢了，环境也不习惯。”
在办公室里，无形化成了两个圈子，本地人，一个是招来的20多名大学生、研究生。李濛称，本科生要求是211、985高校毕业生。“好几个是浙大、复旦毕业的。本地人的年龄有些大，学历普遍偏低，很多是高中文凭。”
实际上，李濛有更好的选择。她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一家规模世界500强的医疗公司，工作地点在南京。每月带补贴有1万元收入，年终奖在20万左右。
而她现在的工作，每个月只有5000多元，不过父母看重了事业单位编制。
在办公室里，李濛发现这些通过人才引进过的同事们，和小组成员的经历有很多类似性。
“有的人就像现在常提的小镇做题家，工作中的反应和表达能力偏差。还有不少人觉得社会竞争力大，想求个稳定才来了这里。
我有个同事，他很聪明，会多门外语，但不太会和人打交道，社会化程度比较低。这样的人很多，不过只能扎堆在那个小组里，在网上抱团取暖。”
李濛并不甘心这样的生活，工作之余，她开始准备考研，目标是北京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她称，过去选择的专业上都出于实用性，这一次更想听从兴趣。
这个决定，同样考虑到了父母，想要达到一种平衡。
她说：“如果考上，我未来就能去大学教书，或者去研究所工作。对父母来说，这也是稳定的工作，同样也是我感兴趣的。”
稳定的生活，很大程度意味着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unsplash
平日里，李濛喜欢玩游戏，连QQ头像用的也是二次元。她有并不被父母、老师知道的一面，比如游戏里，她没有生活中那么乖，而是一个厉害的玩家。
在复习考研之余，她有时会用手机玩游戏，放松一下，很多朋友也是在打游戏时认识的。
在网络签名上，李濛用了自己喜欢的日本诗人松尾芭蕉的一句俳句：“水鸟嘴，沾有梅瓣白。”
眼下，她期待能早日去读中文，重新进入校园。那时，人生就能开启新的一章，过上自己很喜欢的生活了。
“他们说，我好像变成了大人”
尽管过去了7年多，但陈丽还记得这句话：“你不像复旦大学的学生。”
这句话让她觉得羞愧，还好自己已经走出来了。那是大二暑假，她参加一家杂志社的实习生面试，但被拒绝了，而其他同学却非常顺利地去了大公司实习。
对此，陈丽常把自己的弱点，归因于成长经历。
陈丽是上海人。在上初中前，她都住在上海四川北路一栋占地40多平方米的自建房里。
谈到这些，她有些不好意思：“一楼是爷爷和奶奶开的烟杂店，里面隔出了个小房间，我们一家三口就住在里面，上厕所需要用痰盂”。
陈丽谈到了自己的父亲，一辈子都在做财务，经历过好几次企业倒闭，因此家里的经济状况很紧张。父母都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从不在外面吃饭，也从不邀请朋友来家里。
“爸爸很不会适应单位的环境，别人讲的话，他都听不懂，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差。在家里，他还总是贬低我。”陈丽说。
作为公司的小职员，父母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女儿身上，但却让她感受到了更多负面和压抑的情绪。
从一所普通小学毕业后，陈丽考进了上海的一所名牌中学。环境的突然变化，让陈丽很难适应，敏感地察觉到了人群的差异。
陈丽说：“同学们的家境都很好，能明显感觉到别人都比你活跃，声音比你响亮，表达也更清晰、流畅。我那时连老师上课的节奏都很难跟上。我在班级也被冷暴力了，这件事让我之后的生活几乎瘫痪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大学。在复旦大学，陈丽选了一门小语种专业，她觉得新的语言会帮助自己打破局限性。
但她却发现，自己和同学们的差距很难弥合：“有个同学的意大利语很好，她没有学过法语，但听了音后就能拼写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也很晚才意识到，在大学的学习方式和中学不一样，需要更主动地学习。”
陈丽称，名校更像一个小型的名利场，聪敏的同龄人更擅长通过老师、社团来获取资源，早早地为毕业后铺好了路。
“我当时就感觉自己被一种东西罩住了，非常迟滞。情绪会改变你的语言、洞察力和学习方式。” 毕业后，陈丽选择去国外读研究生，她选择的专业是比较文学。
2015年，她回国后，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半年之内，她做了3份工作，除了薪资低之外，还屡次遭遇被人解雇的情况。这段经历成了她心中的阴影。
最终，她还是如愿进了媒体，先在当地报社工作，后去了一家较有影响力的艺术、生活类杂志。她认为，这份工作带给自己许多改变，学着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自己也变得更自信。
朋友们也看到了她的这种转变，“他们说我好像长大了一样，变成了大人”。
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对陈丽启发很大，从中了解到了另一种生活体验。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何才能让学生获得真实的力量？我始终认为，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经验，能不能直面自己，能不能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打通，是决定年轻人是否产生力量的关键。”
在校园里汲取的种种，到底能为我们进入社会时积攒多少能量?/图虫创意
在复旦大学念书时，陈丽选修和旁听了很多文史哲课程，当时她并不在意学分。这段经历，陈丽觉得非常珍贵，尽管自己多少有些碰壁。
“在这所大学求学最大的福利就是，无论你追求成绩、工作还是其他任何方面，你都可以自成一派。过了好几年后，我才开始正视那段时间的力量。”
未来，还是要靠自己
哲学家韩炳哲在著作《倦怠社会》中表示，他认为福柯提出的规训社会已经远去，当代正在变成绩效主导、竞争性社会。在提倡高效生活的同时，人们容易习惯自我剥削，常陷入焦虑，也丧失了沉思能力。
陈飞辞掉了大专辅导员的工作。但在网上寻找高校工作时，他发现其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
此前，陈飞在一个普通二本读的社工专业，研究生考进了北京一所985高校，学了社会学。毕业后，他回到老家云南，在一所大专院校当辅导员。
无论是985、双一流、普通本科专科，总要毕业，总要离开的。./unsplash
“最近看招聘，发现职业学院、大专招的老师，要求博士生，硕士只能去当辅导员。云南师范大学招的行政院人，都是要求本硕双一流优先。现在大城市的一些中学，流行招博士当老师，以前闻所未闻。”陈飞说。
2011年，陈飞刚念大学时，学校的老师大多是硕士学历，唯一一个本科学历的老师是一个优秀的北大毕业生。临近毕业，学院里来了个博士当辅导员，老师的门槛变成了博士生。
在陈飞读研究生时，发现普通本科高校已经倾向招博士后、海外留学博士来当老师，普通的博士生则没机会去一流大学任职，等到自己硕士毕业，这个学历只能去普通大学当辅导员，或者去大专院校当老师。
陈飞认为，这种竞争并没有必要。“我给你举个列子，比如高考。假设，清华、北大在一个地区招100个学生，那么想考上的人就要拼命学习。
假如大家一天都学习8个小时，但有一个人想学习12个小时。一般来说，学得更久就更有希望考上，所以更多人也开始学习12小时。
渐渐地，人们学习时间变得更长、更吃力。大家越来越辛苦，但名额还是那么多，这样竞争对谁有好处呢？”
在民办技术学院当辅导员的这一年，陈飞发觉教育差异的背后，更多是地区、家庭之间的差异。
陈飞的学生，都是高考的失利者，大多来自云南的小城市、乡镇。
“他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出门打工，也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不知道怎么管教孩子。孩子们没人管，中学的时候成绩就很差，自然被老师边缘化，成绩受到影响。毕业后，他们在求职上的竞争力，不说远低于大学生，也会比从小生活在城市的人要吃亏许多。”
实际上，毕业快两年的陈飞也面临同样困境。很显然，学历在越来越成为必备品的同时，也在迅速贬值。
一个朋友向他抱怨过，大学念的是生物制药专业，当时可以在药厂找到研发工作。但毕业后，他发现只能从普通的基层工人做起，工作本身也对身体有些伤害。
现在，陈飞对这些想得更明白了。他认为“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成员们，“没有认清学历和未来，两个关联度不再那么重要，有可能是在象牙塔里呆久了，该走出去了”。
“未来，还是要靠自己。”
陈飞打算在昆明找一个新媒体或策划类工作，没有工作的这几个月，当是一次长假，“从头开始学也没有关系，以后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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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景宜
原标题 | 《“小镇做题家”：退一步，再出发》
首发于《新周刊》5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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