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一阵风，唤醒沉睡了千年的躯体；轻轻一阵风，拂去历史神秘的面纱。站在时间的肩膀上，我与历史对话。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底，晚清名臣李鸿章踏上美国的土地，开始了他对美国的访问。在纽约，他曾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来向美国各界分享他的见闻所感。
当时有记者向李鸿章提问："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李鸿章的回答是："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 (翻译插话:"在大清, 男孩, 才是真正的孩子。") 我们有很好的学校, 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 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 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 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而在被询问到是否赞同让女性接受教育时，李鸿章委婉而又坚定地表示："在我们大清, 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 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 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不同, 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 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 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后来，李鸿章的这些愿景逐渐成为现实。神州大地上慢慢出现了一些不再那么受封建思想影响和限制的高等学府。"北平四大名校"便是典型。
"北平四大名校"，即如今依旧扬名海内外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几乎"销声匿迹"的北京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这四所高校，可谓是二十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的代表，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力军。
北大和清华，如今国人们都十分熟悉。但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知名度要低得多。我们会对他们感到陌生，和他们的"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
辅仁大学是由美国本笃会圣文森总会院在1921年12月在京创办的教会大学。虽然最初的建校发起者是中国的天主教教士，但罗马教廷和本笃会总会委托美国本笃会承办了学校。且学校最终是直属罗马教廷的。
而美国本笃会一直都非常不情愿接到这个工作。不过因为罗马教廷看重本笃会所拥有的"注重保存古代文化和发展高等教育"的传统与特质，他们最后还是尽心尽力地建立起了辅仁大学。
只是对于圣文森总会院而言，辅仁大学日益增长的运行资金是他们"难以承受之重"。起初学校规模还不大，学生和教职工也不多，所以经费还比较充裕。但1928至1929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私立学校的办学章程，辅仁大学必须按规章在规定时间内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完成"立案"。结果就在立案筹备阶段，辅仁大学爆发学生罢课退学事件。
尽管后来在教育部的插手下，辅仁大学的学生运动平息，大学也没有被扣上"恃有帝国主义之保障压迫学生"的帽子，但辅仁大学还是被教育部质疑只有开办学院而无开办大学的规模和实力，面临被降格的风险。
为了不被降格为"学院"，辅仁大学不得不在短期内扩大规模。而后美国圣文森总会院便发现他们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资金维持整个学校的日常运行。终于，1933年，美国本笃会撂担子不干了。北京辅仁大学随后便由圣言会接管。
待到新中国成立，辅仁大学作为教会大学，与中国的国内环境"格格不入"，便被拆分。1952年，除了少部分院系并入北京大学，学校的大部分都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就此在大陆消失。不过1960年，在辅仁大学校友们的呼吁下，学校在台湾复校，即"台湾辅仁大学"。
而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有诸多相似。它是由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合并而来的。而这两所大学都是教会学校。1919年，在中国出生并度过童年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受聘成为燕京大学成立后的首位校长。
燕京大学也有严重的资金不足的问题，且他们最初的校舍只是内城东南角的一个破败盔甲厂。但燕京大学比辅仁大学更幸运的是，他们有一个为他们殚精竭虑的校长。司徒雷登亲自找寻合适的新校址，拉着副校长哈利·鲁斯博士四处筹款。"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便是司徒雷登对那段时光的总结。
根据燕京大学的相关统计，在1922至1936年间, 司徒雷登等人在美国共募得2千万元。在"北平西郊, 海淀镇之北面, 城府村之南"约770亩的土地上，人们建起了"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的燕大校园。
在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大学的院系大体被一分为三，并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政法大学。而美丽的燕大校园，也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部分。
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前身都是国立学堂。清政府倒台后，两所大学先后由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政府接管。尽管在1952年的教育改革中他们的院系有了很大调整，但并未像燕大和辅仁一样被合并。
虽然四所曾经名满天下的北京高校，最终"融合"成了两所。但他们的办学精神，他们对于中国发展的贡献，永远都不会消失。这一点，也许也是司徒雷登愿意为之奋斗多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