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暑假，艾苓老师（中）到七星泡农场采访毕业生，学生们到客运站送行。
艾苓老师说，她供职的学校绥化学院名不见经传，几乎处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末端，学生多是贫困子弟，他们的故事必然伸向社会底层各个角落。
文|艾苓
监制|张凤云
编辑|柯利刚
崔现芳 陈艺娇
美编|刘 念
近年来，高校贫困生群体备受关注，但众声喧哗里，唯独缺少他们自己的声音。所以，2017年初我在网上发布了一份《贫困生调查说明》，朋友、同事、学生们纷纷转发，随后开始了一个人的奔波采访，先后接触了百余位绥化学院的贫困学生。在地理跨度上，以留在黑龙江工作的毕业生为主；在时间跨度上，则选择了2000年以后的毕业生和在校生。1996年国家试行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到2000年包分配制度全面停止，包括随之而来的收费和扩招，应该说对他们影响最大。
最初，我没有想好如何呈现他们，但是当我采访完第二个人时就很明确了，由受访者自述，以避免信息的流失。众多声音汇集起来，才能构成一个群体的集体发声，不是么？下面是其中的几个故事。
没毕业证的毕业生
（受访者：绥化学院2005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原籍黑龙江省抚远市农村，现供职北京某媒体。）
我家在抚远县最穷的村，是最穷的户。我有三个姐姐，爸爸经常欠钱不还。偏巧，我们和村里最富的人家是邻居。
我五岁才会走路。听人家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邻居家的大朋经常背着我玩，他比我大半岁，长得比我高。这事我不记得。
上学以后，我和大朋也经常出去玩，到了饭点，村里人会说：“小四，你怎么还不回家吃饭啊？大朋，你在我家吃饭吧。”这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妈跟我说：“咱跟大朋家啥都比不了，学习是你唯一的出路。”
对，唯一能帮我找回自尊心的就是学习。
大姐成绩特别好，上到六年级，爸说：“下来吧，咱家缺干活的。”
她据理力争，还想继续上学，挨了爸一顿打。
三个姐姐先后辍学，继续上学的就剩我了。
我去乡中学读初中，妈到乡里照顾一位生病的老太太，和那户人家处得很好，那家儿子承包乡供销社，让爸过来打更。我跟着爸在供销社的打更房里住了两年，小黑屋的墙壁上逐渐写满俄语单词、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
那时候考高中比考大学难，抚远一中每年只收100人，50个名额给县城学生，50个名额给农村学生。抚远一共12个乡镇，一个乡镇的应届初中毕业生100人，这就是说，每年1200人在抢这50个名额。我们乡曾经连续五年全军覆没，我们这届出彩了，一共考上5个人，我的成绩排名第二。
2001年我考进绥化师专，我们这届本科生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绥化师专联合办学，发哈师大的毕业证。这张毕业证现在还没到我手，可能在学校办公室哪个柜子里压着呢。
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我们一年的学费是4560元。当时没有助学贷款，家里东挪西借凑了3600元，我带这些钱去绥化上学，从那以后再没管家里要过钱。
第一天报到，我交不起学费，在别人宿舍暂住一夜。第二天交了住宿费，我才有了宿舍。那时候三食堂还是平房，开饭的时候我帮人家盛饭，人家供我饭吃，大一上学期，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个月。
学校现在的三食堂
2001年10月20日，我跟几个同学举着牌子上街帮人宣传。几天以后，我等来第一份家教，给一个初中生补物理，一小时8块钱。如果给小学生补课，一小时只有5块钱。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做五份家教。
女朋友是一起上街帮人宣传认识的，2003年非典期间学校封校，赚不到钱，多亏有她接济。
大三那年，我从齐齐哈尔收购旧冰刀卖给学弟学妹，挣了一万块钱，交了大二大三两年的学费，大一的学费只能欠着。
大四那年，我和同学去大庆做家教，挣了三四千块钱。这笔钱我没交学费。女朋友是专科生，已经先来北京，我带着这笔钱投奔她去了。
在北京，名牌大学毕业生有的是，我这个没毕业证的人找工作太难了。那时候，公共汽车的月票是32块钱。每天早晨，我用矿泉水瓶装好两瓶凉开水，拿着月票出门，一块钱5个的馒头是我一天的主食。报纸广告里差不多的招聘单位，我一家家跑。
有天下午，我去一家送水公司送快递，总部货车过来送货，男老板正好不在，急得女老板团团转。我赶紧帮忙，帮着卸那些桶装水。
帮完忙要走，女老板问：“小伙子，你有没有时间送水？我们这儿还缺送水的。”
送水时间是每天晚上6点到8点，和快递两不耽误，这真是喜从天降。送一桶水，我的收入是一块五，一辆脚蹬三轮可以装10桶水。快递那边下班后，我每天拼命送水，每月都收入1000多元。
有一天我有些累，往六楼送水，扛到四楼半突然腿软，桶装水砸到脚背，疼得火烧火燎。我坐在楼梯上休息，赶上大家下班，他们一个个打量我，再绕过我，各自回家。
等脚背不那么疼了，我也休息好，一鼓作气把水扛到六楼。
这样的生活差不多两年。两年后，听说有家新闻单位面向社会招聘，我试着报了名，参加了笔试和面试。
有位负责人对我的面试表现非常满意，我坦白告诉他：我还欠学费，没有本科毕业证。
他特意上网查询，查到了我的学历信息。
几天以后，我接到这家单位的录用通知！
以后的生活就比较顺了，工作稳定后，我替家里还了三万多块钱外债，在老家办了婚礼。几年前，我还为父母在县城买了带电梯的高层。
回想大学生活，我非常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教我们古代文学的老师张庆利，听他的课真是享受；一个是教我们写作课的老师林超然，他一边教我写作一边教我做人。
那时候我做家教的钱都充进饭卡，兜里的钱从来不超一百。学校临时收费，我都是跟林老师借，至少借过四次。
林老师知道我的经济情况，他跟我说：“你不用因为没钱自卑，需要用钱的时候尽管找我，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他还跟我说：“你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这个学校里觉得林超然是怪物的人很多，我照样生活得很好！”
有一个期末，我跟林老师借钱，他兜里就几十块钱，跟我说：“你先去考试吧。”
夏天的考场，门窗都开着，室内阳光灿烂，远处的树上传来鸟鸣。大家正在答卷，高方老师穿着一件粉色裙子“飘”进考场，她径直走过来，把钱放到我桌上说：“以后缺钱，你来找我！”
考场的肃静突然被这样的内容打破，大家哄堂大笑。我当时真的特别尴尬，今天想起来特别温暖。
我最大的问题是自卑。有位老师说要送我衣服，鼓足勇气我才去拿，而且只拿这一次。在外面赚钱的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觉得自己不务正业。林老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让我觉得穷也穷得有尊严。
我的心里不贫困
（受访者：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届毕业生，原籍四川省某县农村。）
妈妈是四川人，在她第二次婚姻里生下我，爸爸是浙江温州人。
大家以为温州人都有钱，不是那样，我爸爸很穷。他上学时成绩很好，写字很好看，但爷爷奶奶去世早，他是大哥，必须挣钱供弟弟妹妹上学。他十四岁跟着师傅学弹棉花，学会后自立门户，带着两个弟弟各地游走，一直做到他去世。
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弹一床被子手工费是8块钱。2008年的时候，手工费是12块钱。他们都是老实人，没有想过掺黑心棉什么的。夏天是淡季，他们收过废品，捡过垃圾，母亲也摆摊卖过小零食。
我小的时候，爸妈都很能干，家里情况还算好，过年的时候爸爸会给我压岁钱。后来爸爸突然迷上了六合彩，一直赔钱，再后来他得了肝病，是肝腹水还是肝硬化我不太懂。家里太穷没钱治，我们眼看着他受罪，看着他离开。
爸爸去世那年49岁，我只有14岁，正是当年他独自打拼的年纪。在我们那个小镇，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顶多15万。爸妈共同奋斗了16年，没有买下一套房，我家一直都在租房子。
爸爸去世后，妈妈外出打工，把我放在小姨家，妈妈把我的生活费定期给小姨。我上初二那年寒假，妈妈从温州回来以后跟我说，她想再走一步。
我不懂她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我说：“我不同意！我俩这样不是很好吗？现在你供我上学，将来我养你老，你为什么还要再走一步？”
妈妈掉泪了，她说：“你太小了，你不懂，我在外面太累了，我得找个依靠。”
我说：“能不能依靠你怎么知道？你第一个丈夫不就这样吗？”
听我这么说，妈妈的脸腾地红了，但她还是说：“这个人我看准了，靠得住。”
看妈妈主意已定，我特别伤心，感觉我就是她身上的包袱，现在她不想要我了。
妈妈带我见了那个叔叔，他也是四川人，家里还有个哥哥，都对我很和善，我也不好再反对，妈妈再婚了。这件事当时不理解，越长大我越能理解妈妈。
我初中成绩优秀，本来可以去省重点高中上学，校长跟我谈：留校就读学校有嘉奖，只要每学期期末成绩保持在年级前十，就免三年学费。
我选择了留校就读。三年拿过三次助学金，两次奖学金，学费全免，我用奖学金买了很多书。起初我的语文成绩不好，150分的卷子我最多打110分。高二开始看名著，看各种杂志，后来语文成绩上升。有一次全市摸底考试，我的语文成绩排名全市第二。
小姨家在镇上有房子，我住其中一间，另一间租给别人。高中三年，我就住在那里，一切自理，很有成就感，老师也跟我班同学说：你们看看人家某某某，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多好。
我这么开朗，和我看了很多闲书有关，也和我的笔友有关。因为写作认识的朋友，还没见过面就很信任对方，妈妈再婚的事，我写信告诉一个笔友，她告诉我：要理解妈妈的难处，做好自己的事。现在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可当时要是没人倾听和指点，自己迈这个坎还是挺难的。
考试前一周，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可能因为紧张，也可能因为兴奋，毕竟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高考。校医不让我吃安眠药，说某种感冒药可以帮助睡眠，他给我包了六粒，说可以吃三天，刚好可以吃到考完试。
我们要在县城考试，出发前一天和高考前一天我都吃了两粒，果然睡得很好。我忍不住跟同学说，剩下的两粒药让同学要走了。我不知道药名，也不知道走多远才有药店，没出去买，当天晚上就不好了，后半夜没睡着，第二天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成绩当然不理想了，我被最后一个志愿录取。
参加完高考，我给一个准高中生做家教，一个月挣到3000块钱，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妈妈打电话说，我要是还不去看她，大学期间一分钱生活费都别想要。她肯定是想我的，怕我不去看她，所以威胁我。妈妈已经跟着叔叔在河南落脚，去那里必须坐火车，那时候我还没坐过火车。
我坐汽车去县城，再换汽车去重庆，要坐半夜的火车去我妈妈那儿。买火车票、检票、上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随大流就学会了。上车以后，有个三十岁左右的人主动跟我聊天，他说他媳妇跑了，他出去找媳妇，说了很多，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他说我就听呗。他下车前要我的电话号码，我说上大学以后马上换号，留了也没用。他说那就留下QQ号吧，以后可以常联系。我说行，给他留了QQ号，其中一个数字故意写错了。防止上当的常识，我在网上看过。
大一的时候，我做教助员，打扫教室，每月补助240元。我还兼职做家教，在食堂或者饭店做服务员。这些收入我都用来旅行，坐慢车，住一个床位二三十块钱的青年旅社，多看看不收门票的风景，还有别人家的大学，我特别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我去过北京和西安，最难忘的旅行还是在西安。有个哥哥是在大雁塔遇上的，他也是一个人旅行，他跟我讲了一些职场的事，还请我吃了午饭。现在，我们也偶尔联系。有个姐姐是火车站遇到的，她是大三学生，听说我第一次来西安，就给我介绍当地小吃。这些经历，都让我成长，我觉得我虽是贫困生，但心里不贫困。
“不贫困”的女主，现在一家机构做小初语文一对一的教师。做最好的自己，这是校区的教师节分享会，她作为新入职的教师去做了一个小分享。
家境对我的未来还是有影响的，我很想考研，但是考虑到家里的情况，只能暂时放弃。我会选择在一个小城里当老师，去北上广这样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行业陌生的地方打拼，我不敢想。
那些年，那些尴尬
（受访者：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届毕业生，原籍山西省忻州市农村，现为北京某高校研二学生。）
我家的贫穷由来已久。我爷爷和他的祖辈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山沟沟里，土地贫瘠。爷爷有四个儿子一个闺女，我爸是他的三儿子，祖祖辈辈都在土里刨食。我爸九岁那年，爷爷拖家带口从山沟沟搬到现在的村子，那里是盆地，比山沟沟强很多，但一间房子都没有，他们白手起家。
“尴尬”的男主今年年底硕士毕业，这是他的家乡。
我爸妈结婚以后分家另过，分给他们的是一个瓮，一口锅，一间小土房是兄弟几个帮着盖的。那个小屋里就一铺炕，一个灶，地下还能放一个凳子，我和二姐是龙凤胎，我们就是在那个小屋里出生的。
我爸是瓦匠，当学徒五年。这五年，他工钱的一半给师傅。我们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出师，几年后，攒了点儿钱盖起三间砖房，收拾出来一间住人，另外两间堆放杂物。我高三的时候，那两间房子才收拾出来，刷了墙。
村小学有位老教师，教得很好。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他家里有事，他让亲戚过来代课。代课老师是女的，二十岁左右，语文课她领着我们一遍遍念课文，什么也不讲，数学课她领着我们一遍遍念例题，让我们照着例题写作业。
期中考试考的是三角形，我的数学考了三十多分，班里最高分四十多分。我们垂头丧气往家走，不少同学半路扔了卷子，我的卷子也让夏天的风卷走了。
回到家，我偷着跟妈说了实情，她说：“你自己跟你爸去说。”
爸干了一天活儿，正在炕上歇着，我犹豫了半天，走到他跟前说实情。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别念了！”还把数学课本直接塞到灶坑里。
如果灶坑有火，不知道爸会不会烧书，当时灶坑没火。等爸气消了，妈把书掏出来又交给我，什么也没说。从那以后，我很用功。
爸长年在外打工，妈留守在家，照顾我们，管理家里的6亩地。
我和二姐上初中那年，大姐去了县城的私立高中上学，那几年，民办高中的升学率比公办高中还高。三个孩子都住校，爸妈压力很大。
有天深夜，我还没睡着，听见爸妈小声说话。
爸问：“还得出去借钱吧？”
妈说：“嗯，我明早就出去借。你脸皮薄，就得豁出我这张脸了。”
爸说：“小声点儿，别让孩子们听见。”
我躺在角落听见他们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的棉鞋穿了两个冬天，终于扛不住了，前面顶出洞，鞋底掉了一半，我勉强拖着走，不敢跑。那年学校供热不好，教室在供热系统的神经末梢，很冷。
最怕值日生往地面洒水，水从鞋底渗进来，鞋底和袜子就都湿了。我一直穿两双棉袜，脚还是冻伤了，发作的时候很痒，得用桌子腿压住脚，才能勉强听课。
虽然我一直都有朋友，但在学校里特别自卑。我不敢当众说话，每次老师点名叫我回答问题，我都紧张得脸红、出汗。我从来没有在县城的浴池里洗过澡，感觉太脏了，回家的时候用水洗洗。等到头发太长，同学管我叫“人熊”了，我才去理发店剪发，让师傅剪到最短。我从不和大家一起上厕所，等大家都回来了，还差几分钟上课，我再匆匆跑去。
二姐考进忻州最好的高中，我在县城继续读高中，大姐考进专科学校。上大学以后，大姐就开始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努力减轻爸妈的压力。
高中的语文老师对我特别好，有一个雨天她带我们去她家，她进屋以后换上拖鞋就忙着倒水，我想帮忙便直接进屋，回头才看见，老师家的白色地砖上留下两行泥脚印。
那时候真是尴尬。其他同学进屋前，先在外面的脚垫上蹭干净鞋，进屋以后都换了拖鞋，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差别，也是我和他们的差距。
老师见我尴尬，说：“没事没事，拖下就好了。”回头拿出拖布，轻轻擦去泥脚印。
班主任教数学，她不喜欢我，我当然也不喜欢她，这影响到听课效果。有一次下课我走得晚，班主任在收拾教具，我们碰巧一起走出教室。下楼的时候，她指名道姓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某某某，这三年你就长个了！
老师这句话，让我难受好几天。
高中那三年我确实长高了，公办食堂伙食不贵，我和两个男生搭伙吃饭。一碗大盘面3元钱，是我们的早饭，晚饭也常吃这个。一大碗盖饭8元钱，是我们的午餐，基本能吃饱。这样吃下来，我们三个人一天的伙食费是14元钱。
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不是回家，是回去拿钱，那种滋味特别难受。高三刚开学，也是回家要钱的时候，我跟爸妈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也出去打工吧。”
正吃着饭，爸把饭碗往饭桌上使劲一敦，里面的饭溅得老高，他冲我大吼：“我们吃土，你们也要读书！”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脾气，吓坏了。爸突然捂住心口，跟妈说：“死娃子，气得我心口疼！”妈赶紧找药，我慌忙倒水。
爸吃下药，再说话的时候口气虚弱了很多：“去学校好好读书，别的事都不要你操心，记住了吗？”我使劲点点头，说：“记住了。”
有一段时间我妈在家养猪，放假回家我去磨坊磨玉米，做猪饲料。有位村民我他叫叔叔，他看见我老远就问：“你打工回来了？”
我说：“我还在读书。”
“你多大了？”
“虚岁十九。”
“十九岁了还在读书？”他问。
“嗯。”我有些尴尬。
叔叔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十九岁了咋还读书呢？”他儿子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
在我们村，男的十七八都在外面打工，女孩十七八就嫁人了。三个孩子都读到高中，已经绝无仅有，后来都上了大学，更是奇迹。
高考结束，我想多赚点儿钱，爸托他的朋友在长治那边的工地上给我找了份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钱。公司在修高速公路，我们是先头部队，去漫山遍野的测量点做各种测量。
暑期的太行山麓像个巨大的蒸笼，我每天扛着水准仪跟着师傅爬上爬下。两个师傅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整天跟他们在一起，我也学了点儿测量的皮毛。
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是下班走到公路上，等着公司的车来接我们。如果赶上雨天就更好了，可以休息一天，工资照发。
我们住在一处简陋的民房里，一个房间住八个人，床上每天一层土。
我没有野外工作的经验，胳膊很快就晒伤了，冒出一层大大小小的水泡。现在只要夏天晒到，胳膊上还会出水泡，太痒时被我挠出血。
公司的矿泉水可以随便喝，天气太热，我不停喝水。两个月的工作结束后，我再也喝不进去矿泉水了。
我用打工收入买了一部手机和一些生活用品，用助学贷款交了学费，剩下的钱留在家里。妈让我买卧铺去大学报到，我说好，从家到北京，从北京到绥化，一共25个小时，我买的都是硬座。
大学这几年，我做的兼职有节假日促销、家教、花椒直播的推广。大一时我拿过助学金，大二我就退出了，还是自己赚钱花心里比较舒服。
我每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跟妈说话的时候比较多，有时候妈说：“你爸想你了。”电话到了爸手里，我再跟他说几句。
爸今年五十四岁了，可能是年纪大了，我逐渐成了他的依赖。有一次，他在电话里破天荒地说：“儿子，爸想你了！”
那一刻，我在电话这边泪流满面。
……
写在结尾的话：应该说我供职的学校绥化学院并不怎么有名，几乎处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学生也多是贫寒子弟，他们的故事必然伸向社会底层各个角落。所以采访的时候我经常会很纠结。作为写作者，我喜欢那些故事和细节，书房里的作家根本编排不出来；但是作为老师，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揭开伤疤，又特别心疼。
我们常说，了解是一切的前提。让高校贫困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呈现这个群体最真实一面的同时，对于我们这些倾听者何尝不是一种启示。只有真正地倾听过，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和正视他们的诉求，进而真正地提供帮助。从这个角度而言，学生们敢于把心事说出来的勇气又有了更深刻的意义。以此为开端，希望这样的声音能够被更多人听到。
（作者系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写作老师）
作者简介：
艾苓，本名张爱玲。1967年6月出生，黑龙江省绥化学院写作老师，作家，教授。主要从事散文创作，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叶圣陶文学奖等，已出版散文集《领着自己回家》《风也穿鞋》《咱们学生》《当爱情上了年纪》等。课余时间把文盲老娘姜淑梅培养成网红作家。
艾苓
听从内心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