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教育畅想】
从“十四五”开始，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我国教育事业也将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
我国教育将进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新阶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如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相当于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已经迈入普及化发展阶段。这标志着我国教育已全面进入后普及化阶段，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已成为中国教育的战略性任务。
一方面，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求加大教育投入。2019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0175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为40049亿元，连续8年占GDP比重在4%以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水平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依然较低，这不仅体现在政府财政性经费投入上，也体现在社会与私人投入上。
另一方面，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特别是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入职学历。从教师的入职学历水平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差别很大。与世界主要国家中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相比，以高中为例，我国研究生层次的教师不足10%，而西方发达国家已达70%。由此可见，随着中小学教师、学前教师队伍学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师范教育格局要作出重大调整。
我国教育将进入更加重视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新阶段
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对劳动者的素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据统计，目前我国有技能劳动者1.65亿，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而高技能人才4791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9%，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高技能人才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统计显示，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比高达40％～50％，德国早在2005年就已经达到了40%，美国占比30%左右。同时，发达国家产业基础厚实、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开展较早，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经验远远领先于我国，高技能型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强于我国。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定位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强化高技能人才培养，一是要提高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心，从过于注重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大致相当，到注重高中后的普职协调发展。二是要从当前重视高职高专向更加重视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通过优质高职升格和普通本科转型，抓紧壮大本科高等职业教育。三是要从单向度追求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向以企业为主导的产教融合，从政府举办职业教育为主，向行业企业办学为主转变。在这里，关键是要充分发挥财税、土地政策，激励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我国教育将进入更加重视东中西教育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强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外双循环发展战略格局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带来显著影响，对于教育事业发展，则是要加强教育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关键是要全面缩小东中西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人生公平的起点，但是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多原因，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基础差、优质教育资源少，教育质量总体不高，尤其是东中西部义务教育的发展差距较大。以2019年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数据为例，统计显示，在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方面，从幼儿园到普通高校等各个学段，东中西部教育事业经费投入存在较大差距。差距最大的是普通高中阶段，东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近两倍，其次是初中阶段。差距最小的是普通小学和普通高校。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尤其是西部地区高校发展的阻力较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提到，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国家要从战略上采取重大举措，通过5～15年的努力，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支撑国家双循环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努力缩小东中西部区域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差距，在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另一方面，优化国家高等教育布局，在战略上支持中西部省份加快建设一流高等教育，带动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梯次发展。特别是要把尽快完善调整2018年国家启动的中西部14所部省区建设高校的举办体制，从“部省共建、以省为主”，调整为“部省共建、以部为主”。这既是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流高等教育的需要，也是防止因部省共建导致中西部省份地方教育经费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其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印山民族小学学生在吹奏箫笛。胡攀学摄/光明图片
我国教育将进入更加重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从教育发展角度看，在都市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下，需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城镇教育和农村教育格局的深刻变革、深刻调整。一是推进大中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教育的协调发展。围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构建新型城乡教育关系，从办学体制上找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应积极探索实施城镇学校代管农村学校、城镇学校“一校多区”、城乡学校“一个法人、一体化”发展的新路。二是要防止中小城镇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大中城市集聚的“虹吸效应”。“县中强，则县域教育强”，要优化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县中”在县域基础教育中的战略地位。要积极调整高中教育的统筹管理层级，由县级为主向省市统筹转变，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均衡发展。
作者：张志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1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