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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辅界元老倪明,打算在退休前完成多年的心愿。这个念头，他在心里酝酿了好些年。
倪明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辅分社社长。离退休还有两年，2020年6月，他终于看到了自己预想的“谢幕之作”。一套名为《男生女生学数学》的初中教辅出版了。
《男生女生学数学》被华东师大出版社寄予厚望，在8月12日开幕的上海书展亮相，第一期印刷订单就在十万册级，定价每册38元。
短短几天后，8月19日，《男生女生学数学》卷入关于性别平等的汹涌舆情，以至于不得不在当天就被宣布“终止出版”。38个字的声明，连批评者也错愕，一位较早关注此事的博主写道，“一出现争议就立马下架，好像大举报，原本以为会有什么解释说明。”
到了第二天，华东师大出版社再次发表声明，除了“歉意”和“反对性别歧视”的表态，并无信息增量。
如今，倪明“就希望这件事被大家逐渐淡忘”。2020年9月16日，该书主编、华东师大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朱雁也平静地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她表示，自己的工作生活没受影响，但对教辅终止出版感到遗憾。
外界评论所依据的是一条已被删除的微信推文。推文中截取了朱雁在教辅上市座谈会上所做报告的几页课件，文中，“在高端数学学习这一块，男生优势明显”的一句结论，尤其遭到批评。
关于此事的讨论持续多时，《中国妇女报》《中国教育报》等行业媒体仍不时出现相关评论，而在编写组成员所在的江苏省，该省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则刊文呼吁不妨宽容对待性别教辅。
舆情汹涌，但由于教辅尚未流入市场，讨论几乎都未针对其内容本身展开。南方周末记者遍寻事件相关人士和材料，试图提供更多事实和背景，追溯其研发过程和依据，与人们对数学学习性别差异的认知相互对应。
《男生贾里》《女生贾梅》
文科大楼13层，朱雁的办公室颇热闹，她正在跟学生讨论着论文选题。
选题颇有新意，有的实验设计出一系列条件，请学生根据这些条件命题；有的研究关注学生的错题管理行为。在同事眼中，朱雁是颇具创新意识的青年学术新星，擅长量化研究，很受学生欢迎。
擅长量化研究，也是她被倪明物色为《男生女生学数学》主编人选的原因之一，这套丛书需要基于样本研究。
倪明是教辅圈的传奇人物，他参与的《一课一练》是上海学生最熟悉的教辅品牌，还出口到英国。
倪明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提到，他在网上看到网友写道：“这就是制造《一课一练》的地方，我真想把它炸了。”配图是华东师大出版社办公楼的照片。
办公楼位于华东师大老校区核心位置，这家出版社倚重教辅市场，来自顶尖师范类高校的光环和背书，是其独特优势。
“我编教辅书，还是奥数出版大户，做的还真都是招人骂的活儿，”倪明在前述采访中说，“我一直觉得教辅书并不可恶，数学教辅是可以让学生做得愉快的，而不是成为负担。”
他将《男生女生学数学》视为自己的告别之作，因而更加用心。
在8月17日举行的教辅发布座谈会上，倪明解释了《男生女生学数学》的策划源头。
他称，在出版社内，做有性别差异的教辅的想法应当有10年以上的时间。这个想法或源于秦文君的畅销儿童文学《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当时的）总编辑就在编辑大会上说，我们能不能做男生版的和女生版的教辅？”
在过去，也曾有教辅类书籍打出男生女生版的噱头，但多局限于设计、颜色等差异化，内容并无不同。
直到2015年，一家在线教育公司的报告引起了倪明的注意。“他们运营的平台上有男女生数学学习差异的数据”，倪明谈道，在他印象中，朱雁博士应当了解这方面的研究，而后者也有兴趣深入探讨。
“太好了，这样我就有支撑了。”倪明如是回忆当初的心情。
工商信息显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从2018年开始多次申请注册“男生漫斯M”和“女生漫斯M”的商标，但均遭驳回，一位该社人士介绍，这两个商标是《男生女生学数学》的原名。“漫斯”，即由数学的英文单词maths音译而来。
倪明邀请朱雁进行了基础性研究，还找到了苏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徐稼红。后者是《中学生数学月刊》主编和苏教版高中数学教材的副主编，熟识一线教师，因而编写组成员主要来自苏州、无锡和南通等地。
教辅分社一名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该套丛书的投入达百万元，前期渠道铺货和预订情况都不错，主要面向长三角市场。
这是教辅分社2020年的重磅产品，却因一则推文而夭折。
研究“算法”：2000个学生样本
尽管编写者尽数噤声，但从一篇2019年11月发表的论文中，我们得以一窥《男生女生学数学》的编写依据。
这篇题为《初中数学学习难点的性别差异分析》的研究论文，朱雁和倪明分列第一作者和第三作者，第二作者倪葎是华东师范大学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师。论文发表在《全球教育展望》，这是一本由教育部主管、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核心期刊，在国内教育研究领域享有盛名。
论文详细介绍了《男生女生学数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
倪明在研讨会上提及的教育平台，拥有2000万名初中学生的数学学习数据，研究者从中随机抽取了1000名男生和1000名女生作为样本，以不同学生在不同章节的答疑频次作为数据点，分析男女生数学学习间的差异。
这类似于一场实验，由出版社发起的策划为研究预设了结局——2000份学生样本，将指导数十万学生未来如何学习数学。
论文在“研究发现”一节坦言，在29个章节中，男女生在12个章节的答疑频次排序完全相同，大部分情况下也只差1-2个位次。
因而作者在“结论一章”中写道：“在大多数初中数学知识上，虽然它们的难易程度对于男女学生差异并不明显，但在个别内容上呈现出的帮助需求值得引起重视。”
差异最大的是“概率初步”章节，在男生序列中排第21位，而在女生序列中排26位。这项研究预设“答疑频次越高，说明章节对学生的难度越高”，故而得出的结论是，概率对于男生是预期中等难度的内容，而对于女生是相对简单的内容。
作者也许意识到这种预设的不妥——几何图形初步一章，在男生序列中排第11位，而在女生序列中排第14位，作者据此写道：“也就是说这个内容的相对难度于男生要更高一些。当然是否男生对几何图形有更大的学习情趣，以使他们的答疑频率有所提升，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尽管这已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
研究继而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发现：在平均难度为“很难”与“中等”的14章内容上，男女生的答疑需求不存在明显差异；而在较难的两章中，女生的答疑需求明显更多；在较易的两章中，女生在“平行四边形”一章需求更多，男生在“概率初步”一章需求更多。
研究依照类似的方法对节也做了分析。在83节中，男生寻求明显更多帮助的均是“较易”和“中等”的难度，而女生则在中等及以上难度的章节有更多的需求。研究据此得出结论：“从整体上看，女生需要更多帮助的知识内容的难度等级要高于男生，这表明男生在基础性知识的学习上有更多的帮助需求，而对那些较具挑战性的高难度等级的知识点，男生的把握能力要优于女生。”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全文并没有出现“高端数学”的字眼。从论文推知，前述引发风波的文章中出现的“高端数学”学习，指的应是初中数学中难度等级较高的知识点。
编写逻辑：声称能解释和应对性别差异
“你做过很多教辅书，但书由大学教授任主编的，还是较为少见，学术含量肯定不一样。”前述文章还这样写道。但在实际编写过程中，教授们仅提供基础研究，还需要一线教师把研究成果落地到一道道试题中。
8月19日宣布终止出版后，已经在各大电商上架的《男生女生学数学》尽数下架，二手交易平台上相关链接也被封锁，公众已难以通过公开渠道寻觅到这本引发巨大争议的教辅。仅能通过早前推送中的样书图片，一窥其编写逻辑。
在八年级上册的“全等三角形中”一节，研究数据显示，男生在这一节有更多的帮助需求，故而在典型例题部分，女生版有7道例题，男生版则有8道例题，以达到“增加题量，减缓难度坡度”的效果。
男生版多出的是一道“选择下列正确说法”的题型，主要考查概念的掌握，其中一项说法则会对下面一道例题提供提示。
除了整体题量，教辅还通过例题思路分析、提问方式等方法调整难易坡度，以适应男生女生在不同知识点上的区别。
即使同一道例题，两种版本的讲解也不尽相同。《男生女生学数学》配套了例题讲解视频，目前仍可在华东师大出版社运营的“帮你学”App上找到部分视频。
在七年级上期有理数一章，有一道相同的题目。南方周末记者对比发现，女生版视频中，教师给出两种解法，第一种通过诠释题干文本，总结规律，列出等式；第二种则采用方程式求解。而在男生版中，教师则直接采取画示意图的方式，引导出方程式求解的方法。
两段视频长度相近，均为五分多钟，男生版由男性讲解，板书主要为示意图和等式，声音较为洪亮；女生版则由女性讲解，板书则较多文字，语气较为和缓。
一位参与录制视频的教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种版本的讲法并未提前设计，提供给讲师的仅有参考答案和某一性别对各章节的难度序列，讲师拥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这位老师还谈到自己教学中实际感受到的“男女生差异”。“教数学的老师都会隐约感觉到性别差异，但没人能说明白。因此当有一套教辅声称经过科学的论证可以解释和应对这种差异时，我就答应来试一试了。”他表示，作为一线教师，更关注教辅的效果，并没往“性别平等”这方面想。
至于《男生女生学数学》丛书本身，这位老师认为编校质量较高。
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另外三名参与编写的教师，均拒绝了采访。
科学性争论：“因材施教”和“因性施教”
众多争论和批评中，“刻板印象”是最常被提起的词——作为研究样本的学生，成长在一个普遍相信“男生比女生更擅长数学”的环境中，而这些未被纳入考虑的社会文化因素，反过来又可能对学数学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男女两性之别，生理起很大作用，社会起很大作用，但谁是3分，谁是7分，可能不能简单定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新蓉认为，比起大数据呈现出的差异本身，差异形成的原因更应该受到关注，“社会对孩子们成长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影响，每个孩子出生以后都会受到分性别的社会期许、祝福和规训。”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小李也持同样观点，“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男女两性在认知方式方面存在的差异，主要是由后天的文化环境尤其是教育环境导致的。社会文化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有关男女两性差异的话语体系，男孩女孩一出生就生活其中。这种强调性别差异的话语体系不能说全然没有积极价值，但有些确实需要警惕。”
事实上，朱雁在研究和报告中均提及社会文化因素对数学表现性别差异的影响，但这并没有成为她免受指责的护身符。
“这样一些大数据分析出的差距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把这种差异看成因还是果。”郑新蓉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这套教辅的编者并未将这个差异当成既定的（因），其初衷还是尝试去改变这种差异（果），他们探索的方法以及初衷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但科学性是一个问题，它是否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则是另一个问题。
在郑新蓉看来，统计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哪个知识点上问的问题更多，放在一个特别单纯的层面是有意义的。类似于早年美国性别平等的倡导者发现，数学应用题内容是跑步、航天题材，男孩子就会擅长，那如果给女孩出买鸡蛋、芭比娃娃的应用题，她们可能也会更熟悉。但这本身就包含另一个雷区，如果这样尝试，会不会又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藩篱呢？
“数学是一个非常适合做性别教育研究的学科，但在教材教辅这个切口，我认为分性别不如因材施教，分层教学。”郑新蓉说，她的担心在于，教辅及其附带的教育合法性和权威性会带来不良的引导。“我还是不建议分性别，简单地按性别差异划分可能粗了一些，就和男女厕所一样，你不去就不对了，别人就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史静寰同样认为“因材施教”不应简化为“因性施教”。
“大数据反映的是现状，把一种现存的或者说历史上就已经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合理化，然后进一步通过教育的途径把它强化，这不是教育应该做的事情。”史静寰是受访者中观点最为鲜明的一位。
“对于教辅设计，最重要的还是理念。”史静寰分析，“我们在教材里面，不仅仅要看到教材表面上的知识，更要看到在知识承载的背后，它所传递的观念，在性别问题上，它到底是在强化这种业已存在的性别鸿沟、性别刻板印象，还是在努力尝试一种超越现状的、更加反映性别公平和追求的东西？”
史静寰认为，好的教育需要实现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比如我们说如果性别差异在现阶段，通过男女区分开来的教辅，能够达到所谓提高女生数学学习成绩的目的。即便有这样的好处，它只是短期的功利性目标，而教育要追求一种更公正的长远性的目标。”
郑新蓉的观点与史静寰不谋而合。“这（分性别教辅）不失为一个短期策略，长期策略可能还要充分基于孩子们的能力、潜质、兴趣，不去给他们设定兴趣空间。因为这些样本无论差异是多么显著，但在教育里，我觉得个体个性的需求和差异，个体的独特性高于性别差异。”
“目前男女两性在大脑认知上的区别还非常有限，相关的学术结论也都非常谨慎，”周小李同样对性别教辅的实践持谨慎态度，“即使要用，也应该预先开展小范围实验，通过实验不断修订，确有效果，方能谨慎推广。”
“性别敏感”是性别教育研究者在采访中最常提及的字眼。“性别敏感是介于二元分化和无性别之间，强调性别平等和公平，关注弱势处境中的男性和女性。”周小李解释，在她看来，性别教辅存在性别二元化的趋势。
“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见火星的话题，在真问题上不要用火星掩盖真实的交流，其实应该保留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郑新蓉说。
但遗憾的是，作为事件的当事人，《男生女生学数学》的编写和策划人员，均不愿就这个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金钱、心血的项目，继续参与讨论了。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南方周末实习生 钱昕瑀 李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