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10点13分，北四环外一家互联网公司大厦里，熙熙攘攘的员工挥举着工牌和健康宝从门口接连涌入，谁都不想迟到。张洋洋站在大堂，如往常一样疏导人流秩序。“滴”一声简短的微信提醒音，“出来了，你查了没？”妻子发来一张微博截图。标题写着：“共有6034人拟获得落户资格，#北京今年积分落户名单公示#”，他心里一揪，啊，是今天。
出生于1978年的张洋洋是一家上市公司行政部人员，主要负责一些办公室管理的工作。有点忐忑，也有点期待，匆忙回到工位，张洋洋打开电脑，从收藏夹中调出那个熟记于心的网址，输入身份证号，屏幕右下方的数字显示时间：10:19。去年，他距积分落户的最低分值只差0.58分，900名。尽管差距不大，但今年出台的新加分政策仍让他紧张很久。毕竟，“职住城六区外可加分”的政策不一定又让多少人冲到了前面。
随着网页一屏屏下载，鲜红色的四位数积分排名跳出来，15xx。张洋洋长呼出一口气，“妥了！”他终于成了北京人，户口认证上的。张洋洋是幸运的，在来到北京的第20年，成为通过积分落户获得北京户籍的18058人之一。以101分的积分，跻身5.1%的“胜利者”队伍——在他的老家河北，这相当于高考时“211院校”的录取率。三年前，北京开始推行积分落户政策，以科技贡献、专业技能、在京时间等为考核项，计算非京籍人才的“积分”，积分达标即可落户北京。对于北京822万常驻流动人口（2015年统计数据）来说，北京户口，终于在“想都不敢想”的虚无中，露出一丝可抓住的光亮。出生于1985年的卓星也希望成为那个幸运儿，可是连续申报三年，她仍在扮演分母的角色，且距离终点的路程依旧漫长。在今年申报的12万人中，她卡在中间——6万5千余名。每年只有6000多个落户名额，不考虑半路冲出“加分超车”的人的前提下，她拿到北京户口，至少还要再等十年。
在过去的13年里，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一直在折腾，为了户口，也为了让孩子留在身边、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获得更低的高考门槛，她11年不敢更换工作，产假不多休一天；贷款、筹借、将房产二次抵押，用尽各种金融手段陆续在北京、燕郊、天津买房，不错过任何一个落户的可能。
如今，卓星有两个孩子，一女一儿，可以凑出世人眼中的一个“好”字；在北京及周边拥有“三套房”。怎么说，都称得上一句“人生赢家”。但只有她知道，自己近乎“砸碎了骨髓。”“真的是负债累累，压力特别大。”坐在咖啡厅的卓星摘下眼镜，用手使劲搓了搓脸，白皙的脸上满是疲惫，她刚刚给小儿子吸完母乳，从公司的母婴室赶来。
进京者
12年后，卓星还记得第一次进入北京的画面。月季，满眼都是盛开的月季。红的、黄的、白的，到处都是。22岁的卓星趴在公交车的窗边，看着路边那些忽闪而过的月季，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上此起彼伏地闪着光。
这是她在老家想都想不到的画面。在长白山深处的山沟里长大，裹上臃肿的棉袄，从刚刚开冻的土壤里，一镐一镐地，刨出玉米根儿，这是生活留给她最深的印象。那时生活里唯一的亮色就是一盆月季，是从邻居奶奶那里剪一段枝条扦插成的。
她一直摆在自己屋前的窗台上精心照顾着，浇水、施肥，大地冰冻前搬进屋，开春回暖了再小心地搬出去。如此，这棵月季能回馈给她三、五朵花。可是到了北京，大朵的月季却彷佛野生一般，怒放在马路、街角、房前。
“这儿太好了！”就是在那个瞬间，卓星动了想要留在北京的念头。读大学前，她走到最远的地方，就是从出生的村子，步行翻四座山，到县城上高中。班车也是一种选择，可是车费四元，她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只有十元。
同村的孩子们大多初中没毕业就回家种地，或者去上技校——学点挖煤的“手艺活”，是大家公认的“有出息”。卓星家是村里的“异类”，姐弟两人全在读书。
即使家里地不多，每年秋收留下口粮和种子，就没什么结余了。村里人常来唠嗑，“把女孩儿撤下来吧。上完学不也就是嫁人吗？”可是卓星爸爸只沉默，人走远了，他便安慰一句女儿：“你想念，我就供，哪怕砸锅卖铁也供。”卓星知道，父亲不想让他们姐弟俩走自己的老路。
当年，作为家中长子，父亲高中没上完就被撤了下来，“为弟弟妹妹省学费”。卓星曾见过父亲的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他从小学到初中的试卷，一摞摞叠得整整齐齐。时间太过久远，卷子的边角已经被老鼠啃得斑驳。但每收到交学费的通知，卓星还是很不安，她很怕这一次交学费，家里就真的要砸锅卖铁。
自己的前路自己规划，从初中就开始寄宿的卓星，在村里人眼中“主意贼正”。她很小就明白，要想离开这个地方，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考出去”。高考结束填志愿的时候，班里同学大多报了省内学校，她不，北京、内蒙古、云南、新疆……几乎是比照着地图填志愿：“我要出去看看”。作为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卓星并没有得到太多祝福。
说得简单的，撇撇嘴：“有啥用？”有的还有理有据：“那电视广告里全是计算机班的广告，还有必要专门学这个？”卓星不这么认为，“既然铺天盖地都是计算机培训广告，那不正说明这个专业有前途吗？”大学临近毕业，老师劝大家：“刚毕业找工作不要挑三拣四，有单位愿给机会，就要把握住。”卓星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没必要屈就。
学校附近公司组织校招，她看都不看，自己一个人跑到网吧，在网上投简历，她要去机会更多的地方。20多岁的卓星很幸运，还没毕业，就接到了一家北京公司的录用通知。最初公司想获得一个免费劳动力，提出：“你还没毕业，这段时间没法给工资。”她不同意，据理力争：“找工作是一个双向选择，你要觉得我行，可以选择用我。
我也觉得你行，所以你们打一个电话，我就一个人来了。但是你不给我报酬，我没法生活，这样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个机会。”“我也能去北京了！”终于谈定了薪资，挂上电话，卓星兴奋极了。一个可预见的美好未来，似乎就在不远处。
可以落户吗？
“可以落户吗？”第一家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卓星推开老板办公室的门问。“办不了。”老板面无表情。这家位于北四环民宅里的公司，没有进京落户的指标。卓星只能将户口从学校迁回原籍，但她没死心。“可以落户吗？”跳槽到第二家公司，卓星仍然是第一时间到人力资源部提出一样的问题。
她心里想，这家上市公司的规模足够大，也许有落户指标吧？人力资源部的同事递给她一张A4纸，上面列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主要获奖人”，“近3年累计自主投入5000万元以上（含）或近3年累计获得7000万元以上（含）股权类现金融资的创新创业团队”……没看完这张资质说明的介绍，卓星就明白了。
这指标是给高管以及金字塔尖的人准备的，与自己没什么关系。2008年的北京，整个儿被奥运光环笼罩着，街头巷尾都是“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的旋律；四环路上，贴着奥运五环标志的专用车道；书店都设立了奥运专柜。城市的样貌变化快，有人吐槽：“出差一个星期，家门口的房子就变了样。”
奥运之后的北京，明显地人多车多。仅仅2008年到2009年，北京的人口就增加了60万，从2009年2010年，车辆增加了70万，北京市区早晚高峰的拥堵路段，一条接一条变红。2010年9月17日，北京创造了同时超过140条路段拥堵的纪录。
此时落脚北京的80后卓星，已经再没有机会体会张洋洋那一代的从容。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普遍于千禧年前后来到北京， 只要是中产或小康家庭，基本都在房价数倍飞涨前，在城六区内外买房置业。
如果是工作在华为、BAT、央视、联想这样的名企，后来在积分落户的算法规则下，都能取得100上下的分值。 相比2001年来到北京的张洋洋，卓星晚了7年。
这7年的时间，意味着卓星需要付出更昂贵的成本，换取相似的生存条件。通州的一间地下室，是卓星来到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房间不到十平米，刚够放下一张床、一个衣柜。屋里潮，衣服挂在门边，怎么都干不透，漏水也是家常便事。
小半年，姨妈借给她的行李箱上，生满灰绿色的霉菌。买房、扎根，是卓星最直接的想法。不过，计算机专业的理性思维，也让她看到房产带来的机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低迷。除了亚运村附近，北京各区的房价都有回落趋势，而外地人还在大量涌入，卓星盘算：“买房，可以扎根在这儿。
哪怕不留下，这儿的房子应该也是好卖的。” 当时，弟弟正念大学、父母靠地吃饭、未婚夫观念有些保守，客观上卓星买房的念头，就只能是个念头。2011年，从同事口中，卓星了解到北京新的《工作居住证》制度。拥有这个证的人，子女入托入学、买房购车、创业评职称，能享受跟北京市民同等的待遇。
按照公司要求，工作必须满一年才可申请报名，卓星在获得资格后，马上去报了名。一边排队等资质，卓星一边观察房市， “前一天是8500元/平米，后一天就是9500元/平米。”一套房，几家人同时看，现场就涨价。“你出52万？我出55万，你卖我吧！” “买房吧，就算咱俩不结婚，这房子最终也是你的。”卓星近乎恳求地游说未婚夫。这一年，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北京实行“新国八条”，被称为史上最严“限购令”，非京籍在京购房需缴满5年社保。刚刚来到北京3年的卓星，就成了被限住的那一批人。
这一次，卓星体会到了身份差异。曾经改变她生活轨迹的优异成绩，可以靠努力获得；提高生活质量的工资收入，可以靠努力挣得。可想要获得一个身份，一个资质，只能等。未婚夫经常安慰卓星，“房价会降的”， “要不，我们回老家买个房子？” “回老家买，房子是便宜，可是也卖不出去！”卓星不同意。那时，卓星和未婚夫一起租住在北五环外的一间一居室，这个40多平米的房子也一度给她家的感觉。
精于厨艺的男友变着花样做饭，她也陆续添置起桌布、靠垫这些家居用品。但“房价会降下来的”情形，并没有发生。租金的飞涨，却成了这对年轻情侣常常面对的问题。1600元的月租，续签合同时，房东忽然要求每月涨价700元。“我们不住了不行吗？”收拾东西、打包、准备离开，下楼发现，贴在中介落地窗上的租房广告，已经没有低于2500元/月的价格。
《工作居住证》发到卓星手上的那天，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墨绿色的封面，不到十页，第一页上，贴着卓星的照片，盖着“北京工作居住证证件专用”的钢印，发证机关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让卓星安心的，是注意事项中的第二条：“持此证者，不再办理《北京暂住证》，同时在购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卓星差点从工位上跳起来，几次三番搁置的买房计划，必须重新提上日程！约中介，看房，买房，老公想挑一挑阳台、厨房、层高，统统被拒绝，“别挑了，再挑啥都买不起了！”
最终，卓星用60万的首付，140万贷款，25年的还款期，买下北京昌平一处总价约200万的房产。一套无电梯的顶层小两居。
买房，买房
这时候，孩子来了。“这孩子也是挺挑的，你的条件不好，不安排好，她就不会来。”卓星有几分得意地笑。作为胎儿的妈妈，卓星又开始了作战计划---依靠工作居住证，孩子可以视同京籍，在北京上小学、初中，但高考，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
“高一让孩子自己回老家读？”“这么小的孩子，舍不得……”“我陪她一起回去读高中？”“我的工作怎么办？”“只高三回去？”“肯定跟不上！也考不好。”从怀孕时起，很多个夜里，卓星在心里这样自问自答。
有一晚，她想起自己高三那年，班级里转来了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女孩，因为没有北京户籍而不得不回户口地高考。那个女生和当地孩子是看起来很不一样，人机灵、外向，新年学校组织一个半小时的晚会，她一个人主持全场。卓星心想这就是女孩子应有的样子。可是，这个女生考试时，成绩怎么都拉不动。
一年时间里，根本追不上整天刷题做卷子的“卓星们”。“非京籍”，对在北京的外地孩子来说，就像一个越念越紧的紧箍咒，直到高中的时候，被打回原籍。“不行，得为孩子的高考再搏一搏。”
可以买房落户的燕郊，第一个落入卓星的眼中。燕郊地处河北，与北京通州只有一河之隔，距离北京的CBD中心国贸30公里。在这里买房的，除了投资客就是刚刚落脚北京的外来年轻人，连接北京城区和燕郊的主要公交线路共有9条，每个工作日早高峰，睡眼惺忪的上班族，站在公交站牌下排成长队，开启一天的“跨城”生活。因为没有与住宅匹配的公司与商业体，燕郊一直被称为北京的“睡城”。自从北京“国八条”的严苛限购政策推出，燕郊的房价便应声“起飞”，从3000元/平米的均价、一度攀升至近2万元/平方米的水平。
顾不上想是不是“高位接盘”，手头只有5万块的卓星，红着脸打通了求助弟弟的电话。“弟，我不为投资，就是想要个户口。为孩子要。真的特别想要。”“中国的房子不是住所，背后绑定的是一套资源和福利的价格。”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何晓斌说过这样一句话。
卓星看中的，是燕郊的房产背后代表的河北高考资格。河北的高考分数线并不比其他省份低，但在燕郊，孩子可以一直在北京上学，课外补习，就算是高三那年回河北，也是在北京隔壁，“起码一家人还能在一起”。就在兄弟支援、燕郊的户口还在办理途中的时候，卓星又听闻了可以买房落户天津的风声。
天津，作为直辖市，考生基数小于河北全省，更重要的是，天津拥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重点高校。卓星打听了，花3.3万买一张“天津人”的集体户口，只有两年有效期，两年内不购房，户口将毫无意义。来自北京的购房人似乎总能掀起一轮购房风。价都不讲，掏钱就买，这是卓星在天津买房时看到的场景。
曾经两次“高位出手”的卓星，等不及再四处筹措资金了，她通过朋友找到金融圈的熟人，将正在还贷款的北京住房抵押给了银行。2017年，位于天津南开的学区房房本下来后，她将孩子们的户口都随自己迁到了那间30平的小房子上。拿到理想中的Plan B钥匙，稍稍松了一口气。“都说有多大地基、盖多大楼，别人都是地基盖楼，我啥都没有，纯靠杠杆盖楼。”卓星说。
解不开的结
积分落户的起头，是在2016年。8月，北京市制定出台《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4月正式启动申报。刚在天津结束一场买房战役的卓星，第一次看到了北京户口的希望，尽管微乎其微。
她抱着“即使是陪跑，我也要看看多少分”的念头报了名。第一年，得到68的分数——在91.3的分数线面前，差了将近7万人。以这个积分排名，起码得等10年。十年后，自己刚好45岁。卓星算过，政策要求满45岁后，就要开始逐年减分。再考一个硕士研究生呢？本硕之间有 9 分的差距。“靠提高学历加分”算下来像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考研究生，得把工作辞掉，工作辞掉了就没办法交社保，连续7年的社保断了，连下次报名积分落户机会就都没有。
而且，工作辞掉了，工作居住证也就随之作废，小儿子还不满两岁，没有工作居住证他将来上学怎么办？这个结，紧紧勒在卓星的脖颈上，但她还是不想松，“我是属蜗牛的，就算慢慢爬，不爬到最后绝不放弃。”为了户口，卓星的肩膀上，已经扛了三套房产的贷款，以及银行抵押利息。每个月，她家需要还款25000元。每天一睁眼，就欠下银行833元。她随身有一个小本，细细记着家庭的每一笔支出和工资结余。卓星的女儿今年6岁，单眼皮、小圆脸，外貌和口味都很像她，母女俩都爱吃榴莲。
几十块一只的榴莲，不是这个负债家庭饭桌上的常见水果。女儿偶尔说“都好久没吃了”，才给她买一小块。今年的双11，卓星的购物车里装满了全家老小的必需品：米面油、抽纸、小孩棉袄、过冬围脖……这个35岁的妈妈给自己唯一买的“剁手奖励”，是一条99块的银链子。
小时候，她爱好文艺，尤其是画画，受限于乡村家庭的经济，这些业余爱好最后都成为了遗憾。她曾想过，“要让女儿德志体美劳全去学学，啥班都去体验一下”。可一个课时费，动不动成百上千，这些计划也得向后延了，“美术以后有机会再学”，体育特长“等孩子长大一点儿再说”。
10月15日，是北京积分落户公示的日子。在无数个积分落户的微信群或者QQ群，“为了孩子”这四个字时常出现。
即便是一路顺风顺水的张洋洋，在拿到户口的那一刻，也不觉得这户口跟自己有啥关系，“都是给儿子弄的。”在北京生活了17年的老刘，是另一个幸运的人。拿到户口的时候，他人已经在杭州。两年前，他跳槽到阿里海外事业部，先广州，后杭州。入职前，他跟公司反复确认，自己无论被派到哪个城市，北京的社保一定不能断缴。
和他同一批申报的同事都没能拿到指标，老刘的“弯道超车”来自纳税多的加分项。北京最新积分落户导向指标，近3年连续纳税每一年在10万元及以上，可加2分，最高加6分。看到名单时，老刘恍惚了一秒，在北京17年，买房购车结婚生子，交了少说也有一百多万的税，“这就算承认我了？”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终于，在我离开北京两年后拿到了北京户口，配图是自己97.21的过线分。
朋友们嘻嘻哈哈，点赞评论一圈恭喜恭喜，其中也有几个相熟的北京土著朋友。他们曾插科打诨时跟老刘开玩笑：要户口这儿玩意到底有啥用，要能卖钱，我早就卖给你了。老刘笑着骂回去“别放屁”，心想：要不是为了孩子，谁稀罕呢。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