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时的那些事儿
「给孙辈讲述不一样的童年」
◆ ◆ ◆
文 | 徐跃前
孙子和外孙都在上小学，一个在深圳读五年级，一个在广州读四年级。两个小家伙出生在新时代，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条件都十分优越，不缺优质学习用品，不愁好的吃喝穿着，当然也不少新奇玩具。如果要说缺点什么，从小生活在蜜罐里的他们，或者他们的同学，可能有必要了解和体验困境生活，完善并促进他们正确人格的形成。我所生活的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小学时代，那些不堪回首的酸楚与苦涩，或许也是他们所需要摄入的精神成长营养的组成部分。因此，我穿越时光拾掇起一些那已久远的生活片段，来跟他们慢慢聊一聊——
六十年代
我的小学是在六十年代，具体时间是1965年2月-1970年1月。尽管解放10多年了，但当时国家还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发展缓慢。老年人都清楚，1959-1961年，我国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缺粮食，吃不饱，饿死的人不在少数。当时我们国家最好的朋友——苏联，也抛弃了我们，停止了援助，撤回了专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只能勒紧裤腰带，自力更生。当时，农村是生产队形式，集体出工，收成甚少。我的父亲身体不好，家里靠母亲挣工分维持生活。自然灾害不久，更有人为的雪上加霜的政治运动，1966-1968年，我国经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国家不但没有发展，而且是在倒退，一直延续了十年。国家停滞不前，家里食不供口，我的小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从开始到结束。
上学路上
我一到四年级在长铺小学读书。当时学校不多，几个大队共一所，这是公社所在地的学校，离家最近，五里路程。那时上学是早晨和上午，下午不上学，在家参加劳动。每天早上，我们天不亮就起床，三五成群结队去学校，路上要走40分钟。有时没有跟上伴，就得一个人心惊胆颤地孤独行走。路上要经过很长的田间小路，田里有水的农事季节，清晨走在模模糊糊的田坝上，随时都有可能踩到蛇。尽管水田里的蛇不是很毒，但只要被蛇咬伤了，也要请假几天上不了学，每年都会有伙伴被咬伤。有时一不小心，布鞋踩到水里了，一天都得穿湿鞋，当然会把鞋拿在手上用力拧，尽量少含水。走完田间小路，就要经过一个荒岭，那里有一所油坊和一墩石灰窑。这个岭上没有人家，很是阴森，大家都说那里经常“闹鬼”。还说有一个活灵活现的“汤罐鬼”，滚到跟前青面獠牙，令人毛骨悚然。即使是几个人一起走到那里，大家也都是大气不敢出，闷声不响地急步走过去。落单也是经常的事，走到那里就会头发直竖，直打哆嗦，当然也得硬着头皮走过去。过了“鬼岭”，就是一段长满松树的山路，也是必经之地。这里怕的不是“鬼”，而是野兽。眼睛不停地向两边张望，耳朵听着异样的动静，只要是林子里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惊出一身冷汗。最触目惊心的还是学校旁边徐屋的那条大黄狗，早上它一般还没有“起床”，但中午放学的时候，它就会在路上游逛，大声狂吠，並盯住目标咬伤人。有一次我同屋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伙伴，就被那条大黄狗一下从背后扒上了肩膀，那个伙伴慌忙中两手抓住了大黄狗的两条腿，头顶住了狗的下巴，狗硬是咬不到他，最后在几个路人的帮助下，才赶走了大黄狗。记忆中，这条大黄狗从我们读一年级时就在路上活跃，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还是“路霸”。直到有一天它不长眼狂追公社的武装部长，被这位英雄般的部长用手枪打死，才算结束了它横行乡里十几年的霸凌生涯。从家里到学校，四年来就是一天又一天地重复着这样的战战兢兢。
乡村学堂
我的五年级是在红星小学读的（我后来当教师的第二站就是在这所学校）。当时没有六年级，五年级就是小学毕业年级。那个时候小学下放，乡村的学校慢慢多了些。红星小学就在我们隔壁村，一里路，路上没有那么多的“凶险”。但乡村办学校，条件很差。我们的学校4间瓦房，1个两间房子的大教室，1个小教室，1个办公室兼厨房。教室里是自家搬来的桌椅，我当时的桌子是一张有些年头的用黑了的大肚子单抽屉桌，据说是我爷爷小时候留下来的传家宝。教学是复式班，一-三年级在大教室，四五年级在小教室。同一个教室里上课有时动静搭配，这个年级讲课，另外的年级就安排写字；这边讲完了，就换年级讲，其余的年级就写字，如此循环。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大课，背诵语录和诗词，不分年级。学校共两个老师，这节教一-三年级的语文老师，下节就教四五年级的算术。就两门课，教师两人轮换。算术没有课本就随老师的意愿，记得我们的分数就是在毕业班上的。学校的外墙上是那些村民们搭的牛屎块，晒干了就交给队里计工分。学校门口有个高低不平的操场，晴天是漫天飞扬的黄色尘土，雨天是漫过鞋帮的黄色泥巴。操场的旁边还有几座土坟，那是同学们下课后抢占的高地，坟顶被踩得光光溜溜的。
语录课本
一年级的时候，语文、算术还都是有课本的。到了二年级，基本就没有什么正式的课本了。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到处是红造会和联总的文攻武斗，到处是张贴大字报、开批斗会的浪潮，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学校是“革命”的重地，老师自然是批斗和被批斗的对象。学生也没有闲着，都戴上了“红小兵”的袖章。学校斗哪个老师的时候，我们也要喊口号，贴小字报。没有完整的正式课本的现象一直延续到小学毕业，有的学期有一本，有的学期是油印的。当然每个同学都有两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上课时间虽然不正规，没有被斗的老师就来上一点这两本书的内容，因为上这里面的内容稳当，跟形式走，明哲保身。什么“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什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什么“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等等都烂熟于心。哪条语录，哪首诗词在第几页，毕业时我们都已经记得清清楚楚，比那些数学公式、定义，语文修辞、成语要滚瓜烂熟多了。因为这几年主要就是在学习这些内容，刻骨铭心，以至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能出口成诵。写作文就是写批判稿最多，怎样开头吸引听众，怎样举例说服有力，怎样结尾令人深思。虽然记叙文不怎么会写，但议论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却已达到了熟能生巧、水到渠成的程度。
食不供口
三年自然灾害里生产大集体，吃饭大食堂。我的小学岁月里，只剩下生产大集体了。生产队长每天早上用广播筒喊出工，分配哪些人做什么事。那时早上放学，我们这些路远一点的，一般都不回家，书包里带来了糠粑或红薯块什么的，放学后就那么冷吃，干啃，早餐就这么解决。当然条件好一些的同学，也包一个白米饭团什么的，那就是美餐。即使在家里，也是喝稀粥，吃糠粑，吃野菜饭，红薯干等，想吃饱一餐白大米饭那是难以兑现的奢望。因为糠粑很容易结肠子，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润滑，拉大便经常都是血淋淋的，严重时根本拉不下来，只有被大人从肛门里把结团的大便一点一点用铁丝挖出来。鱼和肉那就只有梦里才有，当然过年的时候，家里会买两斤肉，几条小鱼。然而并不是过年煮了就可以吃的，整个正月人来客往都靠这两个菜装门面，这是大人早就叮嘱好了的。所以当时我们的体重，基本只有现在同龄人的一大半。这种大集体吃不饱的穷日子一直到1978年，推广凤阳县小岗村的经验，包田到户，农村才慢慢好起来。在这之前，基本是贫穷的，吃饱饭是我们那个岁月里的最大憧憬。
衣不暖身
那时穿的是粗布衣服，家里纺线，拿去织布后，妈妈就缝成衣服。夏天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粗布汗衫（或赤膊）+短裤。上学走那么多路也不穿鞋，赤脚走在发烫的路面上简直就像踩在炭火上一样，但这些都不算什么。关键是冬天，我们老家的气温较低，零下五六度是常事，我也没有棉衣棉裤，只有一件淡红色的单袄对付了几个寒冷的冬天。后来还是二母舅看见我那单袄太小太薄了，就送给我一件表姐穿的半新半旧的棉袄，此后的多年就是靠它抵御寒冷。冬天上学，寒风刮得小脸通红，只能用手拍拍；削得耳朵发疼，只能用手揉揉。后来耳朵上全是冻疮，连揉都不能重了。若是手冷了，那当然是放在嘴边呵呵热气。脚上没有袜子穿，只有妈妈做的布鞋，冷就用力跺跺。下雨天开始是踩高跷，踏木屐，后来才卖鸡蛋买了一双橡胶皮鞋。就这样，我用自己柔弱的身体，穿几件破旧的衣服与严寒抗争了小学生涯中的一个又一个北风呼啸的冬季。
半耕半读
我们那个时候下午不上学，也没有家庭作业，但要劳动，名曰“半耕半读”。放牛、打猪草、捡猪粪、挑吃水、割柴等，几乎没有哪一天是不用劳动的。
放黄牛。队里有十几头牛，分配到各家看管和放养。冬天，早上牵到集体的草棚上拴着，中午牵着喝水，晚上牵到自家的牛栏里。但春夏秋三季是要各家放养的，牛轮到到我家时，我下午就需要去放牛。放牛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稍有不慎，牛就懒得吃草而下山偷吃庄稼去了。记得有一次下暴雨，我们把牛放在卧虎山，都挤在一块大石头上避雨。等到雨小些的时候去找牛，其它的牛都在山上，我家的那条黄牛却漫山遍野都找不到。还是第二天在邻村找到，吃了人家队里的稻禾苗，赔了损失才牵回了牛。碰到这样的倒霉事，回家当然少不了挨打。
打猪草。家里一般都养一两头猪，期待着肥了卖点钱补贴生活。肯定没有粮食给猪吃，猪吃的全是野菜，有时在田地里挖野菜，一个下午要挖一两篮。田地里的野菜挖光了，就需要到很远的水塘里、河里去扯土虾子禾、麻叶草、虾腥草等。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伙伴挑着担子到长铺小学旁边的那口大塘里去扯水秧禾。那是个农历十月的天气，有霜冻，已经很冷了。我们在水里冻得直打哆嗦，等到猪草差不多的时候爬上岸，我不住地颤抖，两只手的小拇指都冻僵了，颜色乌乌的，不得不把手指含在嘴里暖回来。那时没有消灭血吸虫，钉螺最多的地方就是板桥河。但那河里也有猪草，尽管知道水不干净，还得经常下河扯猪草。很自然地，我从此得了血吸虫病，诊治过三次。
捡猪粪。那时生产队里为了庄稼长得好一点，每天傍晚收猪粪，按斤两记工分，所以捡猪粪也是我们的一件事。本屋里，邻村里，到处跑遍。有时运气好，能拾到满满一粪筐，自然十分高兴，尽管用粪铲把扛在肩上滴了一背的粪水，臭烘烘的，但从不烦恼；有时很倒霉，一下午只能拾到两三斤，那回家是很难交差了。有的同伴为了解决“交差”的尴尬，在拾粪的时候也想歪点子，人家的猪拴在树桩上，只要那家没人在家，就偷人家的猪粪。也有的同伴在交猪粪的时候做点小动作，在粪里面埋一个砖块或石头抵斤两，有时混过去了，有时被发现了，就会罚扣。我从小就是个乖乖儿，是从来不做这类事的，宁可回家挨打，也绝对不会使坏。
割茅柴。我们杨家冲有卧虎山、栗峦、大山、面前山、猪屎坡等山林。每年秋收秋种后，队里就把这些山一块块分给各家各户割柴，以供一年煮饭的柴火。分山时全村劳力从山头到山脚分散排成一条直线，用锄头挖痕迹，山头和山脚的两个领头人按抽签的顺序及各家人数多少分别量好尺寸，人线移动后再对齐挖痕迹……山顶面积小，山脚面积大，所以每家的分块就基本是一个不算很规则的梯形。就算每座山分一次（一座山坡没有分完的还要分第二次），一家就是五六个山脚到山顶的狭长梯形。分块后，割柴就是每家的大事了，用像月牙的毛耳刀把山上的茅草一刀一刀地割起来，扎成把。山上不像平地，有很多大小石头，被自己的刀砍到手是经常的事，因此在衣服上撕片片包扎手指每年都是有的。有时割着割着，突然就看见刀下有一条蛇，只有跑得快才不会被咬伤，赶走蛇后又继续割。有时碰到一窝马蜂，冷不防就被黄蜂蜇了好几下，眼睛都肿成了一条缝。平时上课只有下午割，星期天就是一整天割（那时是单休）。蹲着腿割累了，就弓着腰割；弓着腰割累了，又蹲着腿割。那种长时间在山上的感觉很是辛苦，有时就盼着太阳早点下山，傍晚好把柴捆成捆，一担担挑回家。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每年跟着大人在山上割柴的时间差不多有两个月，现在想起来都佩服当初自己的那份毅力。
挑吃水。我的家旁有一个土丘，叫沙坡岭，长塘水库就在那个岭的另一边。我那时个子小，身子单薄，用扁担挑不了大桶，只得一头钩一只小桶，另一头钩一个铁汤罐。挑水爬一个岭中途是要休息的，但因为铁汤罐的底是圆的，放不稳，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那个岭上用锄头挖了一个小圆洞，正好落住铁汤罐。所以每次挑水上岭后，就把汤罐的那一头放在洞上，稳稳地放好就休息，好了再挑着下坡走到家。我家是一口大油缸做水缸，要挑九担才可以装满，有些时候没做别的事我会一担接一担挑满，若还要做其他的事就只能挑半水缸。有一次，跟一个比我大一岁多的邻居伙伴去挑水，他挑的是两只小桶，他有意抢到前面把我的汤罐洞占了，当我挑上来时没地方放，叫他让他就是不让。我拿他没办法，但肩膀扛不住了，也只能放下来，那一汤灌水翻倒洒了一地。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两个星期没说话。
自制玩具
孩子都是爱玩的，哪怕是生活困难的年代，也不例外，只是玩具和玩法不同而已。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一些就地取材的非常简单的自制玩具。打纸宝、纸标——纸宝是三角形的，指标是正方形的，都有正反两面，谁打翻了别人的谁就赢了，打翻的纸宝、纸标就是你的。滚铁环——一根棍子上绑一个铁丝钩，推着铁环往前走。滚铁环往往跑得快，有时还赶着铁环到学校里去，不会迟到。抽地老鼠（现在叫陀螺）——地老鼠是用木头做成的，上圆下尖，在棍子上绑一条布带，抽着它转。踩高跷——在两根木棍上各插一根脚踩的横档，雨雪天玩得比较多，下雨就踩到学校去。抓石子——四颗石子，手掌握着，抛起来用手背接着，再抛起来用手掌接住其中的一颗，把这一颗往上抛，迅速抓起地上的一颗石子然后接住下落的那颗石子；放下一颗，留一颗再往上抛，又迅速抓住地上的两颗石子，接住落下来的石子。也有七颗石子的，玩法类似，只是第三次是在地上抓三颗石子。按规则抓的次数多的就进阶赢了。打水枪——用一节细竹管，一头留竹节，另一头不留节，在有节的节中间钻上一个或几个小孔，在一根筷子上绑一点破棉絮，塞进竹筒放在水里抽就吸水，拿出来互相对着推，就射水出去。还有跳草绳，踢毽子，跳岗，恰鳖……所有的玩具都是自己做，没有钱买的。读书时一点非常有限的空隙时间，就玩一会这些游戏。
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甩掉了贫穷与落后的帽子，过上了比较富裕的生活。那曾几何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羞涩与尴尬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了。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希望孙辈们能从爷爷刻骨铭心的一些回忆中，收获一些对塑造自己世界观有用的东西。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刻苦学习，不负时代的重托，将来肩负起建设更加富强国家的重任。当你们几十年后跟你们的孙辈聊天的时候，没有你们爷爷这般满含心酸的回顾，而是充满自豪地娓娓道来。当然，与你们孙辈所处的那个更新的时代相比，你们那时也处于需要刷新观念的时候，因为那又是半个世纪，变化的速度更加无法估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就。如此代代传承又代代创新，书写着新的历史辉煌。孙辈们，努力吧，未来的世界靠你们去亲手创造，爷爷祝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