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News最新发布的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出炉，其中数学学科的排名榜单令人大跌眼镜。曲阜师范大学和山东科技大学在国内排名分列第1和第3，世界排名则是第19和第24，力压在国内排名第2第6以及世界排名第23和36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另外，曲阜师范大学也在最新的排名中位列中国内地高校榜单的第73位，较上一年的排名上升了13个位次。
其实也无需对这一排名变化太过惊讶，曲阜师范大学的数学学科早在2016年就被评为首批山东省一流学科，并于2018年11月进入ESI全球前1%。只是学科能力和学校综合实力的脱钩不免令人咋舌。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是否具有科学性？学校是如何应对抑或迎合每年的排名考察？
产出导向的大学排名
最开始的大学排名起源于对名人和领导人毕业院校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总结出了基于名人毕业或任教人数的大学排名。
1900：英国人Alick Maclean对当代名人的研究，并以此制定大学排名榜单。
1904：英国内科医生兼作家Havelock Ellis制定了基于“当代天才”毕业院校的大学排名。当然，Maclean和Ellis都承认他们总结的大学排名并不等同于大学质量排名。
1904：美国杰出心理学家James McKeen Cattell基于4000位杰出科学家制定了大学排名；1910年美国心理学会更新了排名。
1910：美国教育部联合美国大学联盟共同制定了一份排名，但是在排名正式公布前被泄露，导致了排名较低高校的集体抵制，此后这份排名一直没有被正式公布。
此后，陆续有机构和独立研究者通过名人毕业人数或工作人数的方法来计算大学排名，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鲜少被使用。
声望导向的大学排名
声望排名是基于大学科研能力的同行评议意见而计算的。越来越多的教育评论家认为对名人的培养并不等同于院校的科研能力，大学排名应该注重学术能力本身。
1924：第一份基于同行评价的大学排名由美国化学家Raymond Hughes研究得出。他选取了20个学科并在36个院校中进行了同行互评，最后得出了学科质量和大学总排名。虽然研究方法简单，但这一方式被之后的大学排名研究所沿用。
1934：美国教育委员会选取了35个专业并在每个专业中选取了100位学者进行同行互评。
1959：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Hayward Keniston对25所研究型大学的24个院系进行了排名，制定了“各高校最强15院系”的学术地图，标志了产出导向大学排名的结束和声望导向大学排名的兴起。
1966：美国教育委员会基于超过4000位同行评议的结果对106所高校的29个学科进行排名。这份排名在当时的教育界广为流传，出售超过26000份，成为标准化的排名范式。
1970：美国教育委员会又对130所机构中的36个专业的研究生项目进行排名。
1981：美国国家科学院对228所机构中2699个博士项目进行排名。
1995：美国国家科研委员会对274所机构中3634个博士项目进行排名，涉及了41个专业。
本科教育的大学排名
无论是产出导向还是声誉导向的大学排名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科研能力，是对高校研究水平的测量，但却无法反映本科教育的质量。于是基于本科教育质量的大学排名开始兴起，以吸引更多的优秀高中毕业生。
1957：《芝加哥周日评论报》刊登了第一份本科教育的大学排名，排名数据来源于十几位匿名教育顾问的同行评议。
1967：Jack Gourman通过12年对高校管理政策的研究，撰写了高曼报告并制定了大学本科教育排名。尽管其研究方法欠缺科学性，但高曼报告被广为流传和接受。值得一提的是，Gourman本人就拥有其中五所高校的学位。
1981：《变化》杂志对生物学、商学、化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和社会学7门基础学科对美国四个州的大学进行排名。排名的测量涉及了六个维度：总体教育质量、毕业率、就业率、教职工委员会、教职工成就，以及本科课程创新程度。从此，多维度、全面化的大学教学质量排名开始流行起来。
世界大学排名的兴起
1983- ：U.S.News的国内及全球报告，从1988年开始制定年度排名，从此垄断了大学排名研究的行业。
2008：福布斯大学排名，作为对U.S.News大学排名研究在国内垄断地位的挑战，在当年比较成功，但没有延续。
2003-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学术排名（ARWU）。起源于中国大学和国外大学科研能力的比较研究，也是全球大学排名研究的先锋者，被《经济学人》报导后被其他非西方国家所引用。
2005-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机构世界排名。对28个国家中的200所高校进行排名，排名的测量涉及了教学、科研、知识创造与传播，以及国际交流，成为了之后全球大学排名的规范化范式。
2009- ：QS世界大学排名。教育与职业咨询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从与英国泰晤士排名的合作中脱离出来，改进了原有的研究方法，并制定了拥有知识产权的QS世界大学排名，成为现今最为流行的世界大学排名报告。
大学排名榜单科学吗？
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大学排名榜单已经采用较为科学和全面的综合维度来评估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质量，尽管依然存在着“一刀切”的问题。
▲ QS世界大学排名 2021（美国高校部分）
例如，QS世界大学排名的计算中，40%是通过同行评议的方法考察大学的学术能力；20%的比重赋予大学的师生比；另外20%则是学校教职工科研成果的被引率；10%的比重来自对雇主声望的评价；最后的10%中国际学生比例和国际教职工比例各占一半。这个计算配比体现了QS大学排名重视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将教学和国际交流视作大学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学学科排名中，科研水平则占据了更高的比重。例如，U.S.News报告其学科排名的计算占比为：全球研究声誉12.5%，地区性研究声誉12.5%，发表论文10%，出版书籍2.5%，学术会议2.5%，标准化引用影响10%，总被引用次数7.5%，高频被引文献数量（在引用最多文献的前10%）12.5%，高频被引文献百分比（在引用最多文献的前10%）10%，国际合作10%，高频被引文献数量（在各自领域被引次数最多的前1%）5%和高频被引文献百分比（在各自领域被引次数最多的前1%）5%，考察的几乎全部为科研能力，导致了学生选拔、国际交流、教学质量等因素并没有被纳入到评估体系中。这也是为什么曲阜师范大学在数学学科中的排名能独占鳌头的原因。
所以说，大学排名的计算是具有科学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科学的。大学排名榜单不是衡量大学质量的唯一圣经，相反，榜单的形成也存在着许多漏洞。
美国教育学家Marie-Laure Bougnol和Jose Dula提出了大学排名榜单中普遍存在的四个陷阱：第一，排名计算的各项指标暗藏玄机。例如U.S.News在学科排名中的一项指标是高被引文献的数量，但科研人员多的机构必然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文献数量，而小型科研院校在这一指标上就吃亏了。这就很容易造成头部效应，那些科研体量大的机构排名更高，而科研更为专精的机构排名就可能更低。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间接原因是排名计算公式中只有正向指标，造成了一种“只要有就行”的假象。
第二，大学排名存在一种对无效进行奖励的倾向。例如，很多大学排名榜单都会把学校的录取标准作为对生源质量的测量变量，所以只要大学提高自己的入学门槛，就能在这一指标上获得高分。但是大学随意提高自己的入学门槛是无效的，并不能解决学校的招生问题，相反加剧了招生困难。要知道，大学争取在榜单上有更好排名的主要原因就是招生，最终却“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第三，很多指标之间是存在共线性的。所谓共线性就是指多个指标实际测量的是同一个维度。例如，学术能力的同行评议结果通常和学术成果的被引率是高度共线的。那些高被引的学术成果会在学科内被熟知，导致进行同行评议时不自觉给出高分。这就很容易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
第四，指标测量的透明度有待商榷，特别是基于声望评价的测量。声望是如何产生的？是谁对声望进行评价？进行同行评议的人又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被完美解决。此外，大学排名的可复制性也很低，因为科研存在“大小年”之分，很多时候大学的科研产出并不稳定，这就导致大学排名榜单（特别是学科排名）每年的排名结果浮动极大。
另外，还有一些大学自身因素也影响了排名榜单的有效性。美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主任Ian Diamond认为，大学的学科构成是一个组织性的影响因素。不同学科的引用方式和同行评议方式是不一样的，通常而言理科的学术成果更容易获得高关注和高影响因子，而文科的科研成果则更难发表或流行，所以文科专业为学校综合排名所贡献的分数很有限。于是，像伦敦政经学院这种注重社会科学的院校排名较低，而注重工科和理科的麻省理工常年霸占各大榜单的首席。
其次，现沿用的评估方法无法对新学校进行客观评估，因为没有累积起好的雇主声望和科研知名度，通常教职员工也更为年轻。所以，QS除了世界大学排名的总榜之外，新增了50年以下大学的排名榜单，其中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连续7年荣登榜首。
既然大学排名榜单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为什么依然是大学趋之若鹜、想要拔得头筹的香饽饽呢？
大学排名榜单为何具有吸引力？
美国社会学家Elizabeth Pop Berman在其著作《制造市场化大学：科研如何变为经济引擎》中指出了美国大学市场化的倾向，科研的目的不再是知识的发现和创造，而是经济的生产。一方面科研成果可以打造声誉，为大学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商业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申请专利进行创收。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排名无疑是最具有鼓吹性的“商业报告”。
正式基于这样的大学市场化背景，另两位社会学家Michael Sauder以及Wendy Nelson Espeland对U.S.News排名的研究发现，大学是如何通过福柯笔下的“自我规训”完成对大学排名“游戏”的服从。
首先，大学排名榜单创造了一种标准化的评价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大学被轻易进行分层和比较，大学之间的差距也被量化，成为通行的行业成就指标。一个数字似乎就能表明整个大学的所有成就，同时不给大学任何解释和辩解的机会。这个评价体系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高度同质化：所有的好学校都是相似的，所有学校在进行的努力也都是相似的。如果想要成为所谓的“好学校”，就必须进行规定动作的努力，这就意味着必须服从游戏规则。换言之，大学排名榜单创造了外部压力，使大学不得不进入这场“游戏”。
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大学机构开始接受来自排名榜单的监管，这种监管也可以被理解为福柯所说的“规训实践”。三种形式的监管过程同时发生：每年都进行的大学排名创造了一种连续性的监管，使得大学没有一刻能够松懈；多维度测量的排名计算方式创造了一种细节性的监管，使得大学在越来越多的细节方面都要进行自我的审视；国际性的大学排名系统创造了一种远程的监管，大学的表现无时不刻不在被世界各个角落的眼睛所关注着。在这种高强度的监控中，大学将排名作为自己的规训目标。
规训的结果就是讲排名评价体系内化为行动逻辑。管理层开始为排名感到焦虑，他们是游戏参与者，但并非游戏主体，而是被评价的对象。对于这种被动状态，大学的管理层是无能为力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游戏规则，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了这个游戏的执行者，无形中“制造了同意”。
所以说，大学排名榜单是一种诱惑，更是一只铁笼，让参与游戏的大学机构无处可逃，最终自我规训为被标准化了的“好大学”。
对学生和家长而言，大学排名榜单又何尝不是空中楼阁呢？韩国教育学家Soojeong Lee和美国教育学家Roger Shouse研究发现学生对名校的渴望显著影响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并且这种影响在中下阶层的家庭中更为严重。另外，名校渴望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在那些更不可能考入名校的学生中更大。换言之，“名校”成为了梦幻泡影，越是难以得到，越是下功夫去渴求。多少学生家长和大学一样，深陷在大学排名的泥淖中呢？
其实，并不必过多苛责大学排名榜单，它具有其科学和高效的一面，也是高等教育扩张的必然产物，只是我们需要更冷静地看待大学排名所能展现高校质量的局限性，不要迷恋排名，也无需对排名过度反应。曲阜师范大学和北大的好与不好，并不是两个数字就能说得清讲得明。
作者：杜阳，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