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是近年来思想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各个学科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11月21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八届（2020）学术年会“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问题与路径”主题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瑞君教授在致辞中表示，话语体系对于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至关重要。本次论坛以“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与路径”为主题，显示出话语体系研究的具体内容与发展方向。
回到中国教育话语的核心原点
曲阜师范大学谭维智教授认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要回到中国话语的核心概念原点，在中国教育的现实存在处境中生成。中华民族按照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对教育的理解来构建教育话语体系，形成了具有解释力、建构力和指导力的独特话语体系，比如以学习、师表、民生等核心概念为主的“为学”、“为师”和“为政”等教育话语形式。教育学核心概念的嬗变与重构不仅要遵循其基本逻辑，还要关照文化逻辑和时代逻辑。陕西师范大学龙宝新教授认为，中国教育话语是文化中国的重要构成，中国教育学是中国教育话语最集中的表达。基于“文化养人论”，中国教育学是一部文化养人的教育学，包括两项重点内容：第一，中国教育学的立基点是育人而不是自然科技。第二，“文化育人”的基本功能不是教、而是养。此外，中国式的表达是中国文化的表达，是中国人习惯化的教育表达、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本土化的教育话语、教育词汇与教育命题。中国教育话语系统是最密集的中国教育概念的集成，我们必须基于“中国教育”命题，倡导内生式的中国教育表达。
知识生产为什么要从概念工具入手
华东师大终身教授丁钢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教育研究要在全球教育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思考理论生长与实践经验。国内外的教育研究都离不开概念工具，概念是知识生产与理论体系的基石。教育理论概念的建立也是来自于经验研究即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和实践，概念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彼此互动中关联和互涉，从而用来解释和阐明教育现象。不能把概念当成事实去理解，任何理论概念不是静态的，理论是一种运用概念进行思考的过程，因此总是处于不断分析和再实践的过程中，由此不断地重构自身。
革新和完善对话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肖绍明教授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话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中重要的、核心的教育基本理论。它的革新和完善必将推动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对话教育中的强弱主体、交互主体、主体间性等都是重要主体身份，对话教育带来了人们对强主体的消亡、承认他者存在的认知变化。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需要每一个受过对话教育的研究者、工作者和普通大众共同建构，这更加体现每一个中国人的价值和应承担的责任。中国信息协会教育分会常务副会长丁书林认为，当前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有三个时代背景，一是人类发展转型期、二是中华复兴机遇期、三是教育革命不确定期。课程教学的话语体系，要建立课程教学的元认知，加大服务教育决策的投入。
教育话语建构要提供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验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国教育学学术话语体系与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政涛教授指出，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赋予我们挖掘、探究教育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构要在全球视野下进行，特别是全球教育知识发展的背景之下。中国教育学话语研究不仅要为世界提供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更要在教育学知识层面作出理论贡献。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要在知识生产和概念工具的视域下进行，话语是理论的主流范式。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要在跨学科背景下进行，教育学科要和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共同合作，实现话语体系的融通和滋养。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还要在传统文化语境下进行，通过对我国传统教育智慧的梳理与凝练，发现教育学中国话语的历史独特性。当然，这一研究课题才刚刚开始，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生产方式是什么？中国教育学话语与全球教育学话语相区别的独特性在哪里？如何建立起教育实践变革与教育理论话语之间的关联？我们还需要更多地跨学科、跨国别的高质量会议予以回应、解决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