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乡村女教师的自述

一位乡村教师的自白。

1.

当上教师,当上乡村教师,对于我来说,纯属偶然。

要知道,在我还是扎着羊角辫的小女生时,曾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和一帮爬高上低的猴孩子一起,对着故乡的云和月,信誓旦旦地许下诸多宏大愿望:

比如当个科学家,当个舞蹈家,当个歌唱家,当个服装设计师,当个作家,当个电视明星……

为了这些听起来很美的超现实梦想,我曾闻鸡鸣坐窗前吟诵经典,头悬梁锥刺股挑灯夜战。

当然,在高中之前,我也收获了一些让家人扬眉吐气的荣耀:

曾多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当了好多年班干部,成绩最好时还一度稳居班级前三名。

就连极少表扬我的父亲,也曾偷偷在叔伯们面前炫耀:“我家闺女,说不定将来能女承父业,到城里当个老师哩。”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后,我气得一跺脚,差点哭了:

“当老师?当老师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

人生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该是你的,你躲都躲不掉,不该是你的,你求都求不来。

比如,命运这档子事儿。

2.

对,我父亲就是个又穷又拧的乡村教师。

1983年,我父亲连考两年大学也没有考上后,最终向命运作出投降状。

为了逃避看似善良淳朴、实则喜欢搞事的乡邻们的取笑,第二次高考落榜的第二天,公鸡还没有打鸣,父亲就揣上我奶奶给他的一兜儿零钱,还有6个煮鸡蛋,步行15里山路,来到镇上,坐上开往城里的班车,去广东打工。

据他说,1984年的秋天,他已经荣升模具厂的领班了,忽然接到我爷爷发来的电报:

“家有急事,速回。”

那时候,乡下人家还没有电话,他没来得及向老板要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在厂门口买了一纸包杏仁饼一纸包芋头糕,连夜坐车赶回了故乡。

“我以为,你爷爷奶奶病了。我一路上都在祈祷,只要他们俩平平安安,让我干什么都行。”

多年后,我成了流着鼻涕到处乱跑的黄毛丫头,父亲给我忆当年,还会用指甲缝里都沾满粉笔沫儿的大手,揩揩眼角。

那是他为数不多的柔情时光。

从广东回到家后,父亲才知道:

我爷爷奶奶好着呢,是村小学缺人手,村支书让他回来教书。

就这样,父亲二话不说,让村口的老剃头匠,给他剃掉在广东打工时,专门蓄留的港式长发,留起干净利索的小平头。

他穿上我奶奶给他做的四个兜的中山装,在胸前右侧口袋里,别上一支钢笔,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我们村口的那条小河,去村小学报到去了。

这一去,就是30多年。

3.

那时的村小学,坐落在距我家2里多地的半山坡上,高低不平的院子里,一排6间砖瓦房。

教室的墙壁没有粉刷,地上也没有铺砖,遇到下雨天,雨水顺着山坡倾泻而下,教室的地面常年坑坑洼洼,潮湿泥泞。

全校包括校长也就12位老师,只有5位是有编制的正式教师,7位都是我父亲这样的民办老师。

据父亲说,那时候,正式老师一个月是55块钱的工资,他们只有30块钱。

有时候,遇到荒年灾年,政府没有了钱,还拖欠他们的工资,一拖就是半年一年。

那时候,老师们也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不知道投诉也不知道上访,还是风里来雨里去,坚守着三尺讲台。

“工资可以拖,娃娃们的明天,拖不起。”

教了多年语文的父亲,曾非常诗意地形容道,“每个村小学,都是附近十里八村的眼睛,娃娃们从这里起,开始寻找光明。”

哎,他也只有谈起教书育人时,才这般煽情。

4.

1986年的夏天,父亲家访归来,和在山坡上牧羊的母亲相遇。

母亲冲他妩媚一笑:“教书先生,你还记得我不?”

父亲定眼一看,眼前编着两条大辫子,穿着碎花裙子的妹子,不是别人,正是他小学时天天欺负他的女同桌。

俩人坐在山坡上唠家常,一直到山顶的星星都开始眨眼睛,山坡的羊群都急得咩咩叫,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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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相遇,酝酿了我的诞生——

1987年的早春,父母结婚的第二年,我大哭一声来到人间。

5.

非常遗憾的是,虽然看起来,我像是父母爱情的结晶,但我一直都认为,父亲不爱我。

不管是转正前,还是转正后,不管是工资30块、300块还是3000块,他都是把学校当家,关心他的学生远远胜于关心我和弟弟。

他每天6点多就去了学校,晚上放学把住在远山的学生送过山才回来。

因为他高考失利,没有考上大学,又怕因为他在学校教书,其他老师对我们要求不严,所以除了一味苛责和严要求,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好脸色。

他教书30多年,没有打过他的一个学生,还很多次偷偷把工资拿去给他的贫困生缴学费,但他回到家里,却因为我和弟弟贪玩捣蛋,揍过我们很多次。

他是我和弟弟小时候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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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姐弟曾学着别人,背后叫他“榆木疙瘩脑袋”“死要面子的臭老九”。我们一边惧怕他,一边又憎恨他。

就连我妈,在指望他指望不住时,也要仰面长叹:“你爸,真是卖给学校了,还没有卖上价钱。”

其实,不仅仅是我爸。

那个年代,包括这个年代,很多乡村教师,依然如此。

你可以悲观地将其理解为宿命,也可以乐观地将其理解为使命。

6.

因为极少得到父亲的赞许和肯定,我和弟弟在幼年时,都曾许下毒誓:

“这辈子都不要当老师。”

“你们以为,老师是谁都能当的?”父亲听闻我们姐弟俩的志向后,拎起棍子就要打人,“当老师是有门槛儿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也不是谁说当就配当的!”

那时候,年少的我们,将这视为父亲的傲慢和偏见。

后来,我们都长大,目睹了教师队伍里,种种高贵和不堪,才终于明白:

一辈子都在村小学教书的父亲,或许是对的。

他虽然一辈子都很少有机会走出大山,但他很早就洞见了教师是个良心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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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在乡亲们眼中还算优秀的我,光荣地来到县城读高中,也第一次逃离父母,住校生活。

到了高中后,我没有看见山外有山,却真切体会到了人外有人。

同学大部分都是县城的孩子,他们说的玩的关注的,吃的穿的表达的,和我这种土老帽,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在自卑和怀疑中,度过了最艰难的三年青春,也在高考时以整个学习生涯里,最惨烈的悲壮成绩,被本省一所师范院校录取。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树杈上跳来跳去的两只喜鹊,忽然泪流满面:

不是喜极而泣,而是后悔懊恼。

当老师是可能的,这辈子估计都是可能的。

7.

大学四年,我学习成绩还不错。

毕业时,我本想考研究生,但考虑到弟弟也在念书,常年的种地劳作已让50岁的母亲,看起来像60多岁的人,而父亲因为常年的伏案教学,右胳膊粘连得抬不起来,腰椎间盘也突出到必须手术的地步。

我思考再三,舍弃童年时五彩斑斓的梦想,果断参加了招教考试。

在800多人的激烈竞争中,我以第5名成绩,终于成了国家的人,并被分到我们镇上的小学。

据说,知道这个消息后,父亲站在讲台上,当着他的学生的面儿,非常自豪地说:“我家姑娘像你们这么大时,我就说过,她一定有出息的。”

他甚至给他的学生们,讲起我小时候如何优秀懂事,如何勤奋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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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这些后,一脸诧异:

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我面前不曾多说一句肯定赞美的话,让我恨了他很多年。

没想到,长大后,我竟成了他。

8.

人生的诸多烦恼,都是比较得来的。

我自己是奔走在山间的贫困少年时,并不觉得农村有多苦,只记得瓜果很甜,鱼虾鲜美,故乡的山风和星月,都弥漫着温柔明亮的气息。

当了乡村教师后,我才知道:

乡村的孩子,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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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除了我走出过大山,见过了高楼,目睹过城市少年的舒展和富足,更大程度上,是时间和阅历的馈赠,让我发现:

时代不一样了。

如今的农村孩子,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不一样了。

他们虽然能在村口的小卖部,轻而易举就能买到辣条和方便面,喝上冒牌的娃哈哈,也不再为学费发愁,拿起手机就能给远方打工的父母通电话。

但他们,已没有我们少年时,那种傻气而满足的快乐。

他们的苦,不再是物质的苦,而是在快速便捷和父母缺失中,生疼的迷茫和错位。

9.

我教的班级,有38个孩子,35个都是留守儿童。

印象极深的是,三年级时,孩子们开始写作文,有一次的题目,是《我最熟悉的人》,几乎每个孩子,都写的是爷爷奶奶,剩下两三个孩子写的是老师。

我评讲作文时,问孩子们:“你们多久没见爸爸妈妈了?”

有个孩子站起来说:“8个月零15天。”

我问她:“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她低着头哭了。

下课后,我把她叫到办公室,才知道8个月零15天前,她在广东打工时相识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她妈妈回了江西老家,再也没有回来。

从那一天起,她就开始扳着指头算日子,算什么时候她妈妈能来看她。

还有一个男孩子,特别爱捣乱,经常动手打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老师喜欢他。

我去他家家访,才知道他5岁那年,爸爸在工厂里出了事去世了,老板只赔了几万块钱,他妈妈拿着这笔钱改嫁了,他爷爷奶奶身体不好,他跟着他叔叔婶婶,他叔叔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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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时,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眺望远山和梯田。

看着在校园里,操场上,树林间,奔跑的孩子们,我觉得他们羞涩又天真的笑容背后,都有一个真实又辛酸的家庭故事。

这个故事,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9000万中国留守儿童。

由此,我常常想起父亲的话来:“你以为老师是好当的?当老师是有门槛的!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也不是谁说当就配当的!”

我想成为配的那个人。

10.

山里的留守儿童,都是在太阳刚刚探出脑袋的早上,从大山褶皱处四面八方地赶到学校,随便带点馒头、饭团和咸菜,中午在学校凑合一顿,然后下午放学再赶回去。

我们这帮年轻老师,就在老教师的带领下,张罗着让孩子们吃上热乎的午饭。

我们在学校院子里开辟了两大块菜园,夏天种了很多土豆、黄瓜、西红柿、茄子,冬天种萝卜、白菜和卷心菜。

高年级的孩子们,在课间和劳动课时,也帮我们浇水摘菜。

学校院里两个退休的老教师,还养了一些鸡,时不时把吃不完的鸡蛋,也送来给孩子们吃。

我们有时去城里,也会带回来一些牛羊猪肉,冰冻到公用的冰箱里,给孩子们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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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你知道吗?你炒的菜,有股妈妈的味道。”

去年教师节那天,有个孩子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一句话这么说。

课间,我问她:“妈妈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她想了想说:“让人特别心安的味道。”

这就是我们乡村教师收到的教师节的礼物:

和红包,和礼卡,和一切物质的东西无关,也不太可能有关。

但,这些来自纯真孩子们的礼物,足以让我们感到职业的价值感和获得感。

11.

2014年,我生我们家老大,产假结束从城里回来,数学老师给我搬来一个纸箱子,里面全是孩子们给我写的信,还有送我的各种小礼物。

有个孩子说:“老师,你生完小宝宝,有了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就不要我们了,我不想让你走!”

有个孩子说:“我小时候,晚上睡觉老是哭老是害怕,我奶奶给我一个红布缝的小人儿,说晚上摸着它,就不怕了。老师,我今天把它送给你,你送你的宝宝,他不害怕不哭了,你就能安心地在这里教书了。”

还有个孩子说:“老师,我爸妈说,到5年级时,就接我到城里读书,我不想去城里,我喜欢你……”

看着孩子们的信件和礼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哭得像100多斤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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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同事们,从来不觉得自己高尚。

甚至也为教育资源的不公,乡村学校生源流失严重,工资待遇不高,教学条件太差,生活条件太苦,一次次跺脚骂过娘。

但虫鸣蛙叫的夏夜,或凉风习习的秋夜,批改完孩子们的作业,我们坐在院子里说话时,都感慨:

在这个复杂而功利的时代,我们要庆幸这段或短或长的乡村教师的时光。

因为这段经历,让我们看见了这世上最美的星星,是山村孩子的眼睛。

12.

因为我在乡里教书,我爱人在城里工作,婆家也在城里,孩子出生后,我也常常感到为难。

我对家庭和自己的孩子付出太少,而对我教学和班里的孩子付出太多。

我们班里都是留守儿童,不少还是父母离异,还有个别父母身患重病,或是智障人士,多少都有些心理问题和不良习惯。

我知道,自己不是圣人,不是他们的父母,不可能帮助他们所有人,但我总是忍不住一遍遍纠正他们的习惯,去开导他们,去教育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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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周末,我刚进城,有个学生的奶奶给我打电话,说孩子放学后没有回家,找不到了。

我扔下自家的娃,慌忙开车回乡里。

我刚会走路的女儿,拽着我的衣服,哭着不让我走:“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我急头怪脑地狠心放下孩子,摸黑赶回乡里,最终找到了那个学生。

第二天,回城的路上,我的泪一直掉,忽然理解了父亲。

我小时候,他对我这么狠心,对他的学生那么温和,也是因为这吗?

因为他是中国最底层的乡村教师,他的能量也有限,有限到只能给他的职业和责任?

13.

我常常问班里的孩子们,你们有什么梦想?

他们会说很多我想不到的答案,比如当官,当网红,当游戏主播,当演员,当老板,当军医,当体育明星。

还有人说,打工挣钱。

也有人说,当老师。

我对他们的梦想,一一给予肯定,也鼓励他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梦想,都要付诸行动,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地搞好学习,日复一日地刻苦努力,才可能实现。

这几年,伴随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我们学校有了图书室,新修了大操场,孩子们喝上了牛奶,我们教师的工资也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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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终究和城里的学校差别很大。

和我一同来的5位老师,已经调回城里3位了。

我爱人也多次动员我回城,但我始终放不下这里的孩子们。

心情不好时,我会回到10公里外的家里,和父亲说说话。

他已经退休,但不愿回到家里枯坐,他没什么业余爱好,就又返聘到学校帮忙。

“你不要为难自己,要是撑不下去了,就回城,没有人会怪你,孩子们也不会怪你。”父亲说,“你做得够好了。”

“爸,你真觉得我好吗?”我鼓足勇气,第一次问他。

“那当然,你是爸爸最好的学生。”

一辈子也没有夸过我的老爷子,背过身去,用手扶着后腰说。

14.

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云南丽江华坪女子中学的张桂梅老师的事迹。

我是个对偶像和宣传,持谨慎态度的人,却把张老师当成了人生的偶像,一次次为她泪目。

因为,她是用良心教书的乡村教师的典型代表。

惟有真正的乡村老师,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她说的每句话。

她说,我们不能叫我们的孩子穷孩子,因为贫穷也是一种隐私。

她说,乡村教育的终极意义,就是打破贫穷思维的恶循环,挽救女孩,就是挽救母亲,就是挽救一个家。

她说,我们的孩子,也要像城里的孩子那样,考上厦大、武大、川大、浙大,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

她说,我们乡村老师是拿命在教书,因为我们影响的,是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我们在帮山里人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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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是在拿命教书。

因为中国太大,农村太难,山里的孩子太苦。

读书和学习,是他们改命的最好的路。

15.

我曾看过一个电影,叫《一个人的课堂》。

讲的是一个叫宋文华的乡村代课老师,把一生芳华都献给他的学生。

哪怕课堂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孩子,他也倔强地拿起课本,不打折扣地教下去。

如今,在散落于中国大地上的乡村学校里,宋文华这样的老师,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他不仅仅存在艺术的表达里,也奔走在乡土的教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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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乡村老师,自掏腰包,给学校修校舍;

顾不得管自家孩子,却成为留守儿童的“父母”和摆渡人,让孩子们以他们为桥,走向更大的世界;

当学生们都走出大山,老师自己却被埋葬在青山绿水间……

他们很少被看见,但他们见过这世上最纯洁的心灵;

他们拿着很低的工资,但他们收到过天下最贵的礼物;

他们不是圣人不是上帝,也并非无所不能,但他们选择了和天使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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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也呼吁更多人,尤其是决策者、从政者,能看见乡村教师这个群体,从政策扶持到工资待遇,让他们被善待,得心安。

因为,我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老父亲说过:

每位乡村老师,都是附近十里八村的眼睛。

娃娃们从他们站立的地方起,开始寻找这个世界的光明。

这不仅属于娃娃们的光明,也属于一个民族和未来的清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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