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是改变社会的、改造生活的最有力的武器。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教授，一个来自东方，一个来自西方，但因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两个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学者展开了一场都深度“对话”。
这场对话中，朱永新教授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与书的缘分。以下为部分内容选摘——
麦克法兰：朱教授是在什么样的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朱永新：我的教育背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生于1958年，在中国江苏苏北农村的一个小镇上，上的是乡镇的一个中心小学，也没有进过幼儿园。小学不久就是“文革”，一直到中学。所以我的整个求学过程一直是在“文革”时期。
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乡村学校有一批比较好的老师。这一批有良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的教师，无论是对知识的掌握，还是对求知的热情，抑或是对学生的热爱，都带给我们很多感动。
那时虽然知识相对来说不受重视，但基本的教学活动还没有完全中断，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应试的压力，更没有各式各样的竞争。同时因为强调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经常到农村去干农活，也经常去学一些技术，像驾驶手扶拖拉机等等一些工作，因此我们动手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培养。
那时没有什么书籍，学校也没有什么图书馆，也几乎很少看到像样的课外书，对我来说，唯一的读书渠道是家里：因为我家住在一个单位的小招待所里，我母亲在招待所工作，南来北往的客人会经常带一些书来，我就会跟他们借着看。客人经常是今天住完明天就要走的，我必须在一天晚上看完，所以我借了很多人的书看，也养成了看书比较快的阅读习惯，就这样读了一些书。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是77届、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能进到大学读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运。我进的大学当时叫江苏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
我最早学的是政史教育专业，就是政治和历史合二为一的一个专业。后来这个专业又分开为两个，我选择的是政治教育专业。读了两年半以后，因为学校缺少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老师，我通过竞选成为留校的教师，被送到上海进修。所以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去学习教育心理学。当时我们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班，是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扬州师范学院各选送一批学生，在这个班里接受了比较专业系统的完整教育。老师们都有着比较好的教育素养，促进了我对教育的高度热爱和思考。
我对教育的兴趣是在苏州大学形成的。在苏州大学期间，我觉得今后的使命就是做个中学老师，为此读了大量的心理学教育学著作。我差不多把苏州大学能够找到的教育学著作都读了一遍，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能够选我到上海去学习，和我当时阅读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平时的学习中，我的考试成绩不是最棒的，但我在教育上的阅读量可能还是比较多的。到上海以后，因为有像陈科美、李伯黍、燕国材、陈桂生、吴福元等一大批最优秀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担任我们的老师，同时也受过比较严格的统计学、生理学、甚至是高等数学这样一些正规学科训练，所以让我对整个教育心理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也把研究心理学教育学视为我自己终身努力的方向。
人的经历对他的思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的这个经历对我的教育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总体来说，因为我个人的学习成长经历，让我对中国的教育有着很大的感触。我觉得让学生在相对自由生长的状态下成长，有大量自主的时间去阅读、去实践，可能会更好。同时我小学、中学到大学阅读的经历，让我能够感受到，其实学校既是一个给大家提供阅读、思考、实践的场所，也是一个能提供师生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交往的场所。这样的场所、这样的一群人，会对个人的学习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阅读，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更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麦克法兰：就您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说，您觉得中国教育的长处和不足之处体现在哪里？
朱永新：长处或许在于比较注重基本的训练。虽然当时我们在“文革”期间，但是我们的小学老师也好，中学老师也好，在教育方面的训练还是中规中矩的，对学生要求也比较严格。同时我觉得，特别是在过去的中国，有那么一群优秀的教师下到基层，下到乡村的学校，特别是到小镇上，这对整个中国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不足的话，或许是现在中国好的教师下不到乡村了，而且乡村的好教师不断地往城里走。教师受到的诱惑也越来越多，这个对乡村教育的影响还是非常大。因为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教师，好教师就是好教育的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我觉得这一点我的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另外，相对来说中国教育对阅读的重视还是不够。因为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基本上都没有一个引导学生去阅读的系统训练。我爱上阅读，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是我自己偶然的一个遭遇，和乡村其他人的相比，是因为我能够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借阅他们的书，所以让我能够多读到一些书。但现在的学校教育体制在阅读这一方面，关注度并不够。
麦克法兰：有哪些书对您后来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朱永新：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主要有三本书——《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管理大师德鲁克》和《如何改变世界》。
第一本《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点燃了我生命的理想与激情。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这本书的封面红黄相间，中间是一个大大的拳头。这个拳头是一个金色的拳头，反映了年轻人奋发向上的力量。这本书讲的是日本医学改革家德田虎雄的故事。德田虎雄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农民家庭，这个农村孩子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医生，做一名好医生，做一名能够改变日本农村医疗状况的医生。但是，他成绩不好，在全校五百多个人中排四百多名。他知道，要想做一名好医生，就必须考一个比较好的医学院，当时日本最好的医学院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医学院，他考了三年才考取。书中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他每天早晨照镜子，就想象着镜子里的“我”不是今天的“我”，而是成为医生的“我”，是一个成为早稻田大学医学院学生的“我”，是一个成为医学改革家的“我”。他以此不断地激励自己，不断地用未来、用理想去激励自己。那时的我也很年轻，大学毕业不久，工作时间也不长，正是需要追寻理想的青春年华。当时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它告诉我理想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盏明灯，人是被理想牵引着走的，如果没有理想，一定是走不远的。所以理想对一个人的一生非常重要。这本书很薄，很小很小的一本小册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名著，但这本书的确对我产生了一生的影响。后来我能够做一点事情，能够有这样一点抱负，能够把新教育实验作为我一生的追求，我觉得可能与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有关。
第二本书是《管理大师德鲁克》，这本书帮助我用行动的精神走进教育生活。1997年年底，我从苏州大学调到苏州市人民政府担任副市长。担任副市长以后我更多地涉猎一些管理学著作，所以接触到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说的是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看望自己的老师熊彼特。熊彼特和德鲁克都是管理学上大师级的人物。1950年的元旦，德鲁克去看望熊彼特的时候，熊彼特就对自己的学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了，知道仅仅靠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这不仅是一个管理大师的忠告，更是一位老师对自己最得意的门生的嘱咐，是在他行将就木之前给自己学生讲的一句肺腑之言。八天以后，熊彼特就去世了。这也成为熊彼特在临终前给自己学生的这段文字，在书上就是两行多，一般人看可能不会太在意，因为他也不是讲管理的。但是对我来说，差不多是在我心里投了一颗原子弹。因为这彻底颠覆了我关于学术的梦想。在此之前，我跟很多大学教授一样，对学问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思想、观点、发表著作、拿项目、评职称、获奖的层面。在美国大学里有句话叫“Publish or Die”，你要么出版，要么死亡。你作为教授，如果没有成果，你就站不住脚。的确，我自己就是这么一路成长过来的。我能够在29岁那年破格成为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不就是靠我厚厚的一批著作吗？但是，看到这句话以后，我突然反问自己，我究竟是为什么而研究学术呢？自己写那么多东西是干什么呢？我写给谁看呢？当时，我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偏历史，研究心理学思想史、教育学思想史，看的人就更少。到了政府工作以后，我的确开始意识到，过去的研究路径好像有点问题。
我出版过一本书《我的教育理想》，这本书一出版，就很快成为畅销书。很多老师看了以后很激动，纷纷来信告诉我，自己本来已经对教育失望，是这本书点燃了他们的教育理想。虽然受到一些老师的欢迎，但是也有很多人跟我说，朱老师，不看你这本书也罢，看了更痛苦。为什么更痛苦？他们说，你书中描写的这样的教育理想，是个美好的乌托邦，看了让人心花怒放，但是回到学校，心又冷了，更痛苦了，反差更大了。在中国，考试不改，教育难兴。考试制度不改，教育怎么变？有本事你弄个学校给我看看！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激励。本来我没想到马上去办个学校做个样板，但就是由于这样的一句话，让我下决心：找学校，把我的这些教育理想进行实验，所以才有了在常州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和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的新教育实验。
如果说，《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给了我一个理想的力量，那么，《管理大师德鲁克》则给了我一个行动的力量。我觉得，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行动是改变社会的、改造生活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本书，对我的生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新教育实验的诞生。
第三本是《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激励我有勇气努力去改变教育生活。我是在2006年8月底9月初读到这本书的。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卫·波因斯坦，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社会企业家。过去我们只知道企业家是以赚钱，以资本运作和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但社会企业家不是这样，社会企业家是被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试图改变现状，拒绝放弃，最终要重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本书出版不久，《经济观察报》主笔章敬平先生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叫《零元企业家和他的故事》。而这篇报道写的就是我和我的新教育实验。这篇文章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第二天，就有一个上海企业家在我的博客里留言，说老师你们做的事太伟大了，给了我们两百万元来支持我们做新教育事业。我根本就没想到我是社会企业家。那我们就看看社会企业家是怎么回事？看完书以后我就写了篇文章，关于新教育的文章，叫《我们也可以改变世界》。因为这本书以讲故事的方法写了一些著名的社会企业家，并写了一些成功的社会企业的特征，比如乐于纠正，乐于奋斗，乐于突破自我，乐于超越世界，超越边界，默默无闻工作等等。我将新教育体制与这些故事做了一些对比，然后得出结论，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也都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在同样的教育制度下，为什么有些学校做得风生水起？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的老师可以做得很卓越？抱怨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行动，就是改变。当时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业。新教育改变了一个老师，就是改变了一间教室，就是改变了几个孩子。
这么多年来也的确如此，新教育实验在悄悄地影响着很多区域的教学事业。2016年四月份我们在湖北随县召开了一个新教育大会，我很感动。随县是新建的一个农业为主的县，原来没有城区。随县参加新教育实验仅仅五年，五年以后，它的上级地级随州市进行了一次综合测评，以初中为例，前三十名随县拿了二十三名，前十名拿了七名。我们专门到那里去看那些村小的孩子。你看那些农村小学的孩子，他们的阅读量，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城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好。所以，这种悄悄的改变，只要你做了它就会出现。用我们新教育人的话来说叫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教授，中西方不同思维，不同教育背景下的思维碰撞，为读者呈现：教育的本质与价值、童年对教育的影响、家庭教育、阅读、中英文化传统与比较、艺术教育的价值、大学教育的问题与改革和未来教育的出路等近10个方面的思考。这是一场东西方教育交流碰撞的试验激起一次关于教育的拷问。在思维的碰撞出，探讨教育的真谛。
转自 | 《教育的对白》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辑 | 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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