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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读博，似乎每个博士生都有一肚子苦水。不少人抱怨论文难写、工作难找，认为读博失去了该有的意义。
博士生面临的问题堪称“世界性难题”
当卡林·博德维茨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开始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时，她感到“幸运、兴奋，充满希望”。但在接下来的4年学习中，她的激情逐渐被磨灭。“这完全像另一个人的另一种生活。”她对英国《卫报》表示，自己见到的世界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理想中的荣耀遥不可及，每一天都“让人绝望”。
“我对博士毕业后的生活没有很好的规划，导师不会允许我在学术研究以外的事情上花费时间。”博德维茨在个人网站上撰文表达“理想的幻灭”。当博德维茨为博士研究生们筹备职业生涯规划培训会时，她失望地看到，自己的经历在师弟师妹身上重现。“
目前，人们将博士研究生视为廉价劳动力，并对他们进行训练。如果博士研究生项目是基于这样的目的，那么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为现在的劳动市场培养了太多的纯研究型博士研究生。”
博德维茨的文章触及了象牙塔内很少被公开谈论的问题：导师和学生之间权力的游戏、博士生的职业规划及心理问题。作为博士生，她面临的这些问题堪称“世界性难题”。在英国博士研究生大倒苦水的同时，中国的博士研究生面临着类似的尴尬。
“我其实是个‘报销学’博士”
在北京一所985高校攻读公共管理学博士学位的戚清源对《青年参考》报表示。戚清源是他家乡的高考“榜眼”，本科期间就已经在C刊（即人文社科期刊中的南大核心期刊）独立发表论文，一路顺利地保硕、保博，导师也是国内该领域的执牛耳者，在旁人眼中，他可谓“学霸无双”。
但实际情况有点儿不一样。戚清源说，他的主要精力不是用来读文献、跑模型或写论文，而是“折腾报销”。他的导师同时接了好几个科研项目，还经常举行各类学术研讨会，每个项目都需要大量发票，这些繁琐的任务落在了戚清源身上。“从本科上来的学术型博士就我一个，师弟也指望不上。一次被抓差，以后（任务）都是你的。”他抱怨道。
报销占用的时间和精力远超想象。戚清源挖空心思搜寻发票，几乎每天都要跑几趟学校财务处，比去图书馆的次数还多，有时师兄师姐们的报销事务也要他代劳。“（报销）总得有人干啊。”他说。戚清源表示，他只有在出国交流的那一年才有时间好好读书。
付出不会没有回报
黄琛是比戚清源高一届的学长，专业是政治学，也是这所重点高校本硕博连读的高材生。他的导师“腕级”更大，是该领域最重要的教科书之一的作者。黄琛对《青年参考》报表示，这本书也有他和其他同门的贡献。
“导师给框架，我们负责写，我负责两章。”黄琛说，整本教材十余章，大半出自师门诸位弟子的手笔，导师亲自撰写了导论、第一章和结论部分，润色了学生们的稿件。“（我们所写的内容）基本就是根据（导师）上课时的笔记改的。”他说。
教材出版后，作者一栏只写了导师的名字，不过在序言的最后，导师写明了哪些人为本书的写作“付出了努力”，包括谁具体负责了哪一章。
付出不会没有回报。黄琛的同门师弟王光宇对《青年参考》报表示，他去年能够顺利硕士毕业，完全得益于导师鼎力相助。学院规定每名学术型硕士必须在C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才能毕业，要么是第一作者，要么导师一作、本人二作。很多博士生为了C刊发文痛苦到夜不能寐，何况是学制只有两年的硕士生？这道硬性要求几乎成了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王光宇表示，他拼命写出一篇论文，投了两家刊物都石沉大海。“杂志审稿期要3个月，不录用也不会通知你，还不能一稿多投。”眼看毕业在即，他只能向导师求助，结果当天下午就传来了好消息。导师一作、他二作，论文刊登在3月的一本C扩（扩展版核心期刊）上，王光宇得以顺利毕业。“大家基本都是跟着导师发文章，要不然根本发不出来。”他对《青年参考》说。虽然平时帮忙筹备会议、搜集资料这样的琐事没少做，但王光宇觉得自己遇到了好导师，已经很幸运了。
莫晴的故事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在同学们口中，她一直是一个传说般的存在：读博二年级时，她的一篇课堂论文被身为学院院长的导师“毙掉”，她修改后悄悄投稿，结果在该学科顶级的A类期刊上发表，而且是论文的唯一作者。
“他（导师）就是觉得（论文）用的方法不太严谨，改改就好了。”莫晴对《青年参考》说。尽管取得了成绩，她还是非常低调，一再强调自己“不如其他几位同学”，“大家都挺能写的”。
找工作，博士有优势“是肯定的”
《卫报》表示，求职难是博士们经常抱怨的问题，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根据2010年的一项研究，英国只有3.5%的理科博士获得了永久性学术职位。
为何博士毕业生总感到工作机会不足？英国剑桥研究人员职业发展机构Vitae首席执行官克莱尔·维尼认为，英国政府希望研究人员数量翻番，从而达到规划目标。“大多数博士毕业生想留校从事研究工作，但不是所有研究工作都在大学内部，还有一些在私人企业的研发部门，所以博士生会觉得岗位紧缺。”维尼对《卫报》表示，“80%的研究人员希望留在学校，成为纯学者，但现实是，能够如愿的人远低于这一比例，某些学科的留校博士比例可能更低。”
维尼认为，大学对博士生就业的情况要开诚布公，让学生意识到，除了专业知识外，他们还需要发展其他能力，如企业家精神、团队合作能力、创新思维和沟通能力等。“除了关注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我们还应该关注他们自身的情况。”维尼说。
《青年参考》采访了几名没有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毕业生，他们均对这一观点深以为然。
“你所学的专业并不会严格限制你的工作。”黄琛和戚清源的同届校友曾斌对《青年参考》说。虽然专业是国际政治，学术能力丝毫不差，但曾斌挤出时间自学了注册会计师课程，拿下了CPA证书。博士毕业后，曾斌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干得风生水起。他表示，想从事什么领域、选择什么工作都是个人自由。如今转行的情况很普遍，现在在哪个领域，不代表以后会一辈子被“困”在这里。
在北京某中央部委工作的尚同喜对《青年参考》表示，他很庆幸自己读了博士。他的本科学校不算太好，虽然硕士考入了北京某985高校，但竞争依然激烈，幸运的是，这一切全部在读博阶段烟消云散。“211博士”的头衔很耀眼，在导师推荐下，尚同喜以中美富布莱特学者的身份前往哈佛大学交换学习了一年。去年毕业后，他考上了公务员，一切都顺风顺水。
“博士找工作肯定比硕士容易。”尚同喜告诉《青年参考》，“体制内的人也更认这个。这里本来就有好多校友，一提你的导师是谁，大家都认识，（有优势）是肯定的。”
只要摆正定位、调整心态，博士生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努力总会有回报。严格的学术训练让他们拥有更多的积累和更广阔的视野，无论是在研究岗位还是其他工作中都能为其带来优势。
来源：《青年参考报》，作者：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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