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窗十二年，如果要在各类学科里找个出气筒，那一定是语文课。
语文如空气，它无处不在。有计算器的现代人，就算把九九乘法表全忘了也能正常过日子，而语文却是一直在使用的东西。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话做事都离不开语文，却又很容易忽略这门学问。
语文可能是最公平的主课，它对智商、失误的要求没那么严格，大家的地板和天花板都差不多，努力争不出绝对优势，糊弄也不至于绝对劣势。
于是，语文课也是最有机会偷偷放松的主课，学习要义是“平时多积累”，课堂走走神也没那么罪不可恕。
尽管名列“语数外”三大金刚之首，在高考中占着150分的分量，但实际上，语文在老师、家长和学生心中能称出几两肉，看看校外补习班的数量就知道了。跟其他科目比起来，语文最叫学子嫌弃的，就是分数不由人掌控。
不说“数理化”都有标准答案，就连英语都能靠多背单词少丢分，而语文不行。
低年级语文，考拼音尚且有明确、标准的题目，多翻翻字典还是能稳住分数，但到了高年级，除了“默写”和“辨析病句”，整张语文试卷，几乎没有能保证拿分的部分。
语文教育的目的当然不能只是拿分，然而，在升学重压之下，学生、老师、家长都必然更看重能保证拿分的科目。
青春校园剧中经常出现的学霸，但凡偏科，都是语文弱。在“数理化”刷题拿分面前，语文实在不够酷，高智商男主们背诗词填空的工夫，已足够他们攻克好几道高分大题。
不得不重视，又难以捉摸掌控的法门，语文课在应试教育中成为一个尴尬的存在。
语文课的本质是大数据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先生主导将“国语”和“国文”合为“语文”。在此之前，小学的国语课学白话，中学的国文课则保留了文言文。
叶圣陶先生认为，所谓“语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功能与审美都要学。
如果只把“语文”拆解为狭义的“语言”和“文学”，专注于功能教学，或许网友们不至于因为一份写对了“的地得”的明星通稿集体高潮。可惜我们的语文课从未放弃更高级的口号。
没有人会在数学、物理课上讨论审美，这些学科追求直接的真相。但语文不同，语言不仅是工具，它本身还是一种艺术，被审美是它的宿命。
文以载道的传统没人敢丢，其他科目忙着刷分，没空教的人生道理、处世方法、修养情操等不好量化考核又必须教授的东西，暗地里都塞给了语文课。
一张轻薄的语文试卷上，我们能轻易看到足以撼动学子整个人生的教育野心：先来几个字词填空、病句选择，考验的是说人话的基本功能；
诗词名句默写，既培养吟风颂月的人生雅趣，也不忘家国山河的壮志豪情；必不可少的古文名章，先考翻译理解，再谈老祖宗的醒世道理；现代文阅读从社会热点到抒情散文，不管什么题材，都要分析一下作者的心情与期待；
最后一篇800字作文，除诗歌外体裁不限，主要考名言警句、名人案例的背诵情况，坚信字如其人理论的老师，还要努力从字体上看出考生的德行。
语文课要教的东西太多了。
考核的不只是语文基础知识，还有审美、道德、思想境界。上了考场，这些东西都得有评分标准，即使是“言之有理即可”的问题，也必须尽量公平、统一地划出一个正确的范围。
“本诗开头两句中，哪个字奠定了整首诗的基调？”“请分析画线句中三个‘然而’分别表达了怎样的感情。”
寻章摘句老雕虫，李贺自嘲的诗句，千百年后成了理所当然的现实。我们的语文教育热衷于字、词、句乃至标点符号运用得“别有深意”，并设计出一套万金油模板：
比如画线句子写雨，甚至不用看原文，都能这样套一套：“春雨”表达喜悦，“夏雨”代表震撼，“秋雨”体现哀愁，“冬雨”暗示绝望。
“归纳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这些题目都有各自的轨道，看似天马行空，实则不许出轨。
千年文明积淀而成的语言文字，在语文课堂上被拆解细分为无数个小标签，字词的精妙组合，都捆绑上特定的解释——早在大数据将每个人都拆解为后台标签之前，我们的语文课已经抢先实现了大数据的精准匹配。
文无第一，但语文有唯一
江苏省2020年高考语文考卷中，一篇现代文阅读有两个6分问题：“请简要分析姐姐这一人物形象。”“请探究小说结尾画线句中作者的情感态度。”
前一个问题，公布的标准答案是这样写的：
“从不让别人欺负弟弟、给弟弟做洋布裤子等，可见她是一个关心弟弟、呵护弟弟的好姐姐；从接受退学决定、卖干草补贴家用等，可见她是一个吃苦耐劳、体贴家人的好女儿；从订亲后坐着出神、打听摸鱼的人、被退亲后流泪等，可见她是一个情感细腻、内心自尊、向往美好生活的好姑娘。”
认真谈阅读理解，我们换一个角度回答，姐姐的人物形象也可以是这样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把户主名字换成十来岁的弟弟，说明这是一个秉持重男轻女观念的封建旧家庭；
弟弟是所谓长子、户主，肩负“重任”但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干，姐姐从小照顾弟弟，接受退学、赚钱养家，可见她深受封建思想压迫，逆来顺受；
从订亲后好奇期待，到退亲后感伤忧郁，可见姐姐内心深处其实有逃离原生家庭的欲望。
第二个问题中提到的画线句是：“他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他心里突然升起一个庄严的念头：从今以后，我要好好读书……”
标准答案如下：
“对河生遭受挫折又无能为力的同情；对河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赞许；对河生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这一价值观的认同。”
这篇文章发表于1997年，想来出题人虽然问了“作者的情感态度”，却未必真找作者求证过人家当初成文的心路历程。仅从文本分析，这个情感态度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标准答案里尽是同情与赞许，在当今的读者看来又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对河生从前不珍惜姐姐被迫让出的上学机会、心安理得享受家人付出的鄙夷；对河生不考虑姐姐感受、只担心家族尊严的讽刺；对河生读书的功利心的嘲讽和抗拒。
“理解”是很私人的事情，要给阅读理解设计一个标准答案，就像竹篮圈水，谁都知道只是自欺欺人。
出题人唯心主义的理解论断，最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听起来魔幻感十足。
而在考场之外，大众最关心的还是作文二字。
在作文上大放异彩，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好方法。高分作文的标准范围并不广阔，一旦掌握了套路，倒也大有作为。
会背诗、会用典，起承转合来一套，凤头猪肚豹尾扣一扣，总不至于考得太差，运气好撞上对脾气的阅卷老师，还能登上年度满分作文榜。
所以，语文补习班的数量甚至比不上作文补习班。鉴于各地考卷不同，各地的阅卷组老师也不同，各地的高考作文培训班的教学手段自然也不同。
金牌补习班老师往往善于“归纳文章大意”“总结中心思想”，从历年高考结果中得出一套对症下药的秘诀，自比全天下最了解阅卷组的人。
以“语言文学”为最终理想的语文课，结果考场倒逼课堂，不过培养出一批精于在语言文字上讨好取巧的八股进士罢了。
如果语文没有150分
脱离高考之后，语文课似乎终于脱离基础趣味，变身为大学里高深莫测的“中文”和“汉语言文学”，展现出更高级的教育形态。
人们用这种方式委婉又不失体面地承认：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虽然名义上海纳百川，但内里确实顾不上语言之美、文学之美。
大学语文不再承受野心太大、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却要直面最现实的就业危机。
老师、学者、作家，能走的路既少且窄。文字工作者在就业市场上不值钱，就像语文课当初在“数理化”面前不值钱一样——它是个小姐身、丫鬟命的可怜虫，挂着美感、修养、艺术的招牌，不得不屈服于得分、标准、技巧的命运捉弄，以及灵与肉的残酷割裂。
近些年，关于语文教育的争论从未断绝，不少恨铁不成钢的学者纷纷提笔，著述《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六说文学教育》等书籍，探讨至今却仍无解决方案。
或许，看这些书的并不是教语文课的人，写这些书的人也没有找出在应试和素质之间两全的方案。
争论教材到底该怎么编，或许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最终决定语文课内容的是考卷。考卷是根据教材来出的，但它在课堂上的影响力比教材大得多。
回想当年叶圣陶先生合“国语”“国文”为“语文”一科的初心，更值得我们厘清的，也许是合并之后的语文究竟想干什么。
如果语文初级教育的目的是它的工具性，那么一切主观理解的判断都可以从考试题目中摘除。
让基础教育有据可循，审美熏陶则应长期存在。
功能归于功能，审美归于审美，要是语文不必承担150分的重担，它的面目也许能清晰一点，脊梁也许能挺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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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琛
原标题 | 被嫌弃的语文的一生
首发于《新周刊》5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