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惊涛
5.点亮数学天才的灯塔
舜典考
五岳考（选刻一篇）
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解
释新旧
释难易
孑孓为蚊赋（以亦名蛣蟨老化为蚊为韵，选刻一篇）
赋得但能心静自生凉（得心字五言八韵）
珠兰（不拘体韵，选刻二首）
湖居三议
建湖楼（选刻一篇）
造湖船（选刻一篇）
制山轿（选刻一篇）
相信大多数人看了上面的这段文字，会有一种茫然不知所云的感觉。
其实这是清代杭州诂经精舍晚期的掌教为学生们出的月考题。出题的老师是清代大儒俞樾，他应邀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起掌教诂经精舍达30余年，是诂经精舍晚期最为重要的山长。这一套考题考察学生的范围，已经不是八股制艺之类专习举业需要的内容了，而更多偏向于小学（指文字、音韵、训诂）的能力，所谓诗词歌赋，无所不包。没有一定的小学功底，在这样的考题面前，只能束手无策。
重视小学中的训诂学，尤其是对儒家诸经经义的理解，通过“诂经”倡导书院教育要注重培养经史学术人才，而非单纯应对科举考试，这正是阮元创办诂经精舍的宗旨。
早在清嘉庆四年（1799年），阮元在担任浙江学政时，即谋生了创办书院的想法。那时候，他选取了杭州西湖白沙堤当年为迎接圣驾修建的行宫东边的一块地修建屋舍，召集学生共同编写《经籍籑诂》。师生在共同劳作之余，也不免相互谈些人生理想的话题。
有一天，阮元深有感触地对学生们说：“愿得一精舍，以诸君实其间，行今日之事，日常则对句联诗，岂不快哉！”
一位学生便问：“书院大兴，老师为何舍书院而名精舍？”
阮元由此为题，对学生们作了一番启发。他之理想教育，不是津津于科举仕途的官办书院教学，而是像佛教弟子或者汉代隐士那样，择山林僻静处，虔诚探求佛经与儒家经典的奥义。佛家弟子们遵循的是释迦牟尼对个人修行的教诲，苦修中得慧悟，要旨正是作为修行者自己需要秉持的自我学习精神，而那些既可以读书、又能得到休息的竹林精舍、祇园精舍等，日久自然有了书院的功能。汉代儒生们效仿佛家弟子自学通经的精神，也纷纷建立精舍来传播儒家思想。也因此，精舍在汉代其实已经是书院的代名词。
阮元理想中的书院，就是汉儒通经的精舍。在阮元看来，“精舍”之谓，实在比“书院”之名，高级多了。
学生们由此明白，老师是推崇汉代学问的，八股制艺这个时下影响最大的学问体系，在老师看来，确乎腐朽落后，而且误人子弟。
但是，学生们也有担忧：以一省学政的身份，而力抗朝廷重视的科举制艺，是否存在政治上的风险？这个问题一经想到，便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学生提了出来，这背后，其实隐含着学生们对老师深沉的爱护。
“如马并行，何害焉？”老师对这样的问题显是计虑已久，所以，问题一经提出，几乎是不假思索就应声答出。
在阮元看来，这不过是个人兴学并行于官学的一个自然选择，对国家和地方培养人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从根本上来讲，官学体系中的所有学生，也并不见得都能顺利考取功名、进入仕途，所以，他们能否学到实在的学问，对于他们今后的人生仍然有很大的用处；而私学精舍的学生，也并非不能通过努力考取功名、进入仕途。两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再者，杭州处在通江达海的特殊位置，得以承接四海九州的风气之便，自英使马戈尔尼奉使出访中国以来，西方文明、尤其是实用教育带来的影响，已经为一些特识先知的人所洞悉。先一步而行，未尝不是一个思路。至于政治风险，有自然是有的，但万事不能从避险万全角度考虑，有时候适当的冒险，或者正是先人一步、惠及子孙的机遇。
“吾等愿作科举分道之马，供老师驱驰。”学生们这番集体表态，不是效忠，而是鼓励。考不考功名、当不当官，理应作为诂经求学问的备选，首要的，当然是真学问、真本事在身。
阮元听他们如此表态，很得宽慰的同时，也深觉改革教育责任在肩。
很快，创办诂经精舍的条件，就因一次正常的职务升迁而越来越成熟。阮元被任命为浙江巡抚，主理一省行政事务。他在写给嘉庆皇帝的谢恩折子里，提到了自己创办精舍、倡导实学的想法。他处于圣眷正隆的时期，又加之此前在学政、地方科举考试主考官等教育相关职务上，多有不同寻常的教育主张，这些主张大都显示出了很好的成效。对这样补充帝国教育体系不足的创举，嘉庆自然予以准许。这样，学生们当年担忧的政治风险就完全不存在了。
诂经精舍改建完成后，接替他的浙江学政和杭州府县等地方官都纷纷请示精舍是否奉祀孔孟等贤哲。学生陆尧春、周中孚平日深得阮元的教诲，以为精舍既以诂经为要，自当和官学书院区以别之，两人于是联名向阮元提议：舍孔孟而祀许郑。
许是《说文解字》的著者许慎，郑是汉代经学集大成者郑玄。
舍孔孟而祀许郑，很多人为这样大胆的提议捏了把汗。这个提议虽说不上多么离经叛道，但因为颠覆了书院祭祀的传统而显得有些“出格”的标新立异。
大家都把关切的目光投向主讲孙星衍。
孙星衍出乎意料地作出回应：“甚善，理应如是。”之后，他以精舍主讲的名义请示阮元予以准行。
陆尧春、周中孚可谓知师深矣，这番提议经过孙星衍的倾力支持，基本上就成为了精舍的众议，它表示这股来自精舍师生的新生思维的可贵。阮元准行，只是最后一道象征性的程序。
但阮元却将最后一道程序，走得异常庄重和仪式化。
他选在一个吉祥的日子，和精舍的师生们做了一番坦诚的交流。
“许郑之祀，虽非刻意标新，仍是立异之议。”他的开场白似有些不同意见，但后来大家明白，他不过是先抑后扬的讲话策略。“此二公固也为大家所熟知，但诚不能与孔孟二圣相提并论。精舍独创一格，倡导实学，自当尊奉文字、训诂两学之达者。许公，自《说文解字》一卷以来，三代文字传于后世，其有功于经者大矣；郑公，集大成于周秦经训，诚后世汉学之法祖。合而祀之，既合诸生之请，又孚诸位讲学之望，更能启未来之鸿蒙，为此三种，敢请众议，准而施行。”
他这一番交流结束，就把是否祭祀许郑的决定权交给精舍的所有师生。师生们于是以热烈而积极的回应表示了这个提议的可贵之处。
于是，大家移步精舍的雍肃堂，罗拜于早已经准备好的许郑二公的神主像下。
在孙星衍之前，王昶[]以七十七岁高龄主持精舍的讲习，在精舍一时传为佳话。他是一个虽老而风骨弥坚的人，对现行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题的教育制度，他愤恨尤大，讲到这个制度的危害时，他每每以拐杖击地，嘟嘟之声，更像是他的责问。
王、孙二老，一前一后，开始了诂经精舍注重经史研究教育的尝试。早年跟随阮元编写《经籍籑诂》的几位学生，也选择继续跟随学习提高。杭州府和附近州县的一些痛恨八股制艺的学生都闻名而来。阮元在洞开精舍大门的同时，也对录取生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那些以为小学功底较好得到录取的儒生们，进入精舍之后，面临的是一次比一次更难的命题考试，而掌教和讲习们的教育方法，则一改简单枯燥的八股制艺方法，而突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系统梳理和研究。
如果说，这些通经研究都属于“语文”课的范畴，那么，诂经精舍最大的突破，则是率先开启了数学这门学科的教育。
阮元不是腐儒，也反对将学生教育成腐儒，他希望学生们经过精舍的教育，能够成为通儒。通儒的“通”，除了儒家经义的会通，还有六艺的会通。数学曾是儒家六艺，但历来是庙堂认为的“九九贱技”，得不到重视。
阮元在任浙江学政时，就有一位甚好数学的学生。他曾问老师：“国家育人，缘何独不重数理之学？此虽不能安邦定国，但苟利民生经济，岂能偏废？”
阮元便引《新唐书》中的观点作说明：“凡推步、卜相、医巧、旨技也，小人能之。庙堂观点如此，则地方教育必不重视，如此相沿而下，遂成定见。”
“然则，数学既不能成为独立学科，则天才英纵之数学家，如何度过没有灯塔的万古长夜？”学生问老师，更像是问自己。他知道自己不是天才的数学家，但漫漫长夜，他需要灯塔指引。
学生这个自问，让阮元听了为之心惊心痛良久。他想起自己好友徐心仲[]的经历，有一次在论及个人学问的时候，因为不懂算学而被同道指责。心仲是个不服输的人，回家之后开始头悬梁锥刺股地研究数学。省考的时候，他竟然因为思考数学问题，而交了白卷提前退场。心仲醉心数学，他不是独行者，但他缺乏指导的良师。
然而，良师何在？
他没有回答，也没法回答。关于数学教育的问题，他从此便存在了心上。
如今，他觉得是到了回答学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如果有必要，似乎也应该把这些先哲们的像在精舍立起来：张衡、刘徽、祖冲之……
而关于数学教育的良师以及课程、方法，他想到了自己的族兄焦循[]。他和汪莱、李锐是远近闻名的“谈天三友”，所写《加减乘除释》完全可以成为数学教育的教材。
那一日，阮元去请焦循出山，不料又意外得到了启发。
“精舍设数学课，得也。兄不知，却也有失处。”焦循道。
阮元愕然：“失在何处？”
“天文推算，历来与数学渊源极深，岂能重数学而不重天文之学，此其失之一。”焦循人如其名，言谈果然循循善诱。
“自郑和下西洋，国民已知世界之大。国朝以来，西方传教士每每备述欧西地理之广，物产之盛，风俗之厚。史学之外，地理亦应是独立之学问体系。此其失之二。”
“西学中源，地理之学，吾国不早已有之？”阮元反驳道。
“不然。此地理特指吾国吾民所不熟知之西方地理也。海上贸易一开，杭州即在枢纽之中，不能不预为之。”
这么说，阮元是信服的。“如此，数学之外，当天文、地理二学并设？”
焦循道：“兄创精舍，意在废科举、倡实学。数学、天文、地理等学科，无一不在实学之中，举一而反三，弟为兄计，不妨亦步亦趋，循循而动。”
阮元由此豁然明朗，忙鞠躬施礼道谢。焦循留阮元吃饭，他也顾不上要急急回家：“当与诸夫子急议，尽早开设天文、数学、地理诸科。”
焦循看着他急急而去的背影，又是笑，又是感叹。“一省巡抚，竟如小儿之状，此赤子精神也。”
作者简介
庞惊涛，四川南充人，居成都。自署云棲阁主，号守榆居士。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成都市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钱学（钱锺书）研究者，蜀山书院山长。有《啃钱齿余录—关于钱学的五十八篇读书笔记》、《钱锺书与天府学人》等著作。现供职成都时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