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泽淳 王雪
他们是生长在广州小北的“第三文化”儿童，父母是来自非洲的“广漂族”。这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长大，在交往中探寻自己的归属与未来。
周五下午，在广州市越秀区小北地铁站附近，一群黑皮肤的小孩子穿梭在宝汉直街的窄巷里，准备去为两个过生日的好朋友买生日蛋糕。
小林（化名）是这群非洲裔孩童中的“孩子王”。她今年8岁，父母来自西非的一个内陆国家——马里共和国。她从小在广州长大，平日跟随母亲在小北的商贸城采购货物。母亲在做生意，她就在商贸城门口玩耍。
这些徘徊在商贸城门口的非洲小孩子们，逐渐成为了亲密无间的玩伴。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远销国外的“中国制造”吸引了大批来到广州淘金的非洲客商。在广州小北和三元里一带，大型的批发市场吸引了众多采购货物的非洲人在此聚居，其衍生的餐馆与商店也迎合了非洲客商的原生生活方式及习惯，使小北逐渐成为了在穗非洲人的“族群飞地”。
对于在小北出生长大的“二代”们，街头巷尾就是他们的游乐场，商贸城弃置的编织袋、胶带、纸箱就是他们的玩具。他们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长大，在交往中探寻自己的归属。
“兰博基尼”上的孩子们
在商贸城门口的一辆三轮车上，小林这群黑皮肤小孩常常和一两个中国小孩挤作一团。三轮车的车主是新疆人，在小北谋生多年，看着这些孩子们长大，已经习惯了孩子们爬上他的车玩乐。
非洲孩子们的汉语非常流利，他们戏称这辆三轮车为“兰博基尼”。当被问及他们家乡是在哪里时，他们齐齐大声回答：“马里共和国——”
“兰博基尼”车主说，“这些小孩其实都很懂礼貌的，特别乖。”说这话时，他左手抱一个小孩，右手抱一个小孩，还有一个孩子骑在他脖子上；中国孩子则内敛一些，安静地与非洲小孩们挤在三轮车上。
附近店面的孩子们有时也会和他们一起玩。羊肉店老板的儿子韩雷（化名）躲在一个倒置的大纸箱中移动，趁别人不注意时探出纸箱，打一下小伙伴的肩膀，然后快速躲回纸箱。这样一个简单的把戏，他们玩得不亦乐乎。有街坊遛狗经过，非洲孩子们在一起学狗叫。一不留神，又有调皮的非洲男孩蹲在滑板上，顺着斜坡冲下来。他摔了一跤，躺在地上抱着膝盖，而其他人则笑成一团。此时的黑人妈妈们多半在清点货物，还没等她叮嘱，孩子们又钻进商贸城不知所踪。
在三轮车上玩乐的孩子们
“第三文化小孩”
让中国孩子和非洲孩子熟悉起来的，还有中国流行文化。一家拉面店老板的女儿王欣（化名）告诉我们，她有一位非洲小姐妹，关系不错。
“那你们怎么熟起来的？”
“我们追星啊。”
“追什么星？”
“蔡徐坤！”
中国小孩喜欢的东西，也会在非洲小孩中流行。小林坐在台阶上，娴熟地掏出手机打开抖音，其他孩子们也凑过来，伸着脖子看。
小林正在刷中文抖音
欧玛是非洲索马里人，2018年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留学。在小北，他结识了小林这群非洲小朋友。他说，“这些孩子是‘第三文化’的孩子，他们和我们（索马里）那边的孩子很不一样。”
小林这样的非洲小孩从小在广州长大，和中国小孩一样看《熊出没》、刷中文抖音，用微信彼此交流。尽管在中文环境里长大，他们也能敏感地意识到自己是“外来者”。肤色使他们被关注，走在街上随时能听到中国人对他们“黑人”标签的议论，一些人还会举起手机、相机对准他们。面对猎奇者的镜头，他们从小便学会了说“不要拍我”。
登峰街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开心社工的负责人王海戈表示，他们不会避讳去和非洲小孩们谈及“歧视”现象，孩子们清楚地知道“黑人”“黑鬼”这样的称谓。但是社工们会向孩子们解释：中国人说这些词时，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恶意。
除了传统服装与非洲辫，小林这些非洲小孩对于非洲文化并没有太多了解。往返中国和非洲的高昂交通成本，使得祖国马里对于他们变成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名。年纪尚小的非洲小孩，被问及家乡在哪里时，也只能言辞含糊地回答：“我是我们家的人。”
王海戈介绍，在“融合学堂”所开设的学龄儿童社会适应性课程，除了中国文化，社工还会带着非洲小孩学习他们祖国的文化，并且链接了外籍志愿者为他们教授法语，以使他们未来能更好适应返回祖国后的生活。
足球，也为不同国籍的孩子们提供了以球会友的契机。2013年，社工在登峰街道组建了“爱华小家”足球队，球队的组成除了十余位中国少年，还有来自刚果金、尼日利亚、马里、意大利、法国、日本、泰国等多个国家的孩子。他们一起踢球、打比赛，在疫情期间互赠口罩。王海戈说，球队的孩子们有时也会参与社工站的志愿活动，与社工一起探访关爱社区的边缘弱势群体。
“爱华小家”足球队活动照片
教育难题
小林这群非洲孩子们在登峰街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的“融合学堂”学习中文。小林说，她每天都要上课，上学时间是下午两点半。另一些孩子七嘴八舌地插话，口音中还带着点“广式普通话”的味道：“我们有作业！”“写不完!”“写不完作业会被老师罚抄!”
小林搬来了她的书包，向我们展示她一百分的作业，其他的练习册多为拼音描红本。在“融合学堂”，他们会认识许多来自非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伙伴，他们母语本不相同，使用中文进行交流。
小林在融合学堂学习汉语的描红本
实际上，小林等孩子常去的“融合学堂”仅仅是一个学习中文的免费培训班,大多数非洲孩子没有得到系统的学校教育。按照户籍制度规定，他们无法入读公立学校，广州的民办学校学位十分紧张，私立国际学校的昂贵学费亦使他们望而却步。据王海戈透露，疫情爆发后，原本在民办学校上学的非洲小孩，也有因中国家长向校方反映不满意见而被退学的状况。
拉面馆老板告诉我们，很多非洲妈妈的中文水平仅仅停留在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以应付生意上的往来。而这些小孩的汉语十分流利，能将习得的中文语言在相处中教给自己的母亲，使她们也能学到一些中文。欧玛认为，这是一种“反哺”。
孩子们有时也会面临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在“融合学堂”的课后卫生值日时，一位非洲小女孩说：“妈妈告诉我，扫地是女生做的事情。”王海戈听了，让她回去跟妈妈说：“男女就是平等的，有些事情（打扫卫生）不是必须女生做而男生不做的。
过客与未来
12月，新冠疫情在中国已经逐渐平稳，广州早已完成复工复产。但昔日拥挤熙攘的宝汉直街在疫情冲击过后，元气大伤至今未恢复。外贸档口老板告诉我们，他们的外国人客户多来往穿梭于中国与非洲之间，签证、通航、隔离，“在这个关口，外贸生意真的做不下去。”金山象商贸城、越洋商贸城力许多档口的卷闸门紧锁。除了守着商城的房东和保安，档口老板多半拖欠房租不知所踪。
金山象市场的催租通知
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理事李理认为，目前在穗非洲人的“可见度”仍然很低。如王海戈观察，疫情后，一些非洲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尽量在家呆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拉面店老板也说：“以前黑娃娃很多，现在遇不到了。”
广漂黑人在疫情中格外脆弱，而流动中的孩子的未来更加迷茫。按照现行的对于未成年人签证的规定，非洲孩子们需要在十八岁后离开中国，或者再换一种签证才能回到中国。王海戈说，也有一些孩子“没那么幸运，能不能留下来也还要看家庭条件。”另一种情况是，在中国上高中、有学籍的孩子，高中毕业后申请中国的大学，这样就可以直接更换学习签证了，但这种情况的孩子也不多，毕竟能够上正规高中的孩子微乎其微。
他们在广州长大，却也可能只是广州的过客。
宝汉直街上方呼啸而过的绿皮火车与良友启程酒店
他们用童年感知中国社会，即使回到大洋彼岸的家乡，“他们也会向非洲传递自己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中非友协理事李理说。
（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本文中未成年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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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宋小玉
编辑 | 袁向南
初审 | 刘颂杰
复审 | 张志安
终审 | 黄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