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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从“哈耶普斯麻”到华尔街投行、科技巨头的名校生中，复旦、哈佛毕业生周春的选择听上令人匪夷所思：
一路学霸，大学考上复旦文科基地班，毕业后做了公务员，却在5年后毅然裸辞，跑去青藏高原做环保志愿者；
在公益组织做到秘书长助理后，她却突然退出，跟丈夫去美国做了陪读太太，还去哈佛读了“总统班”；
毕业后回国，没有进大厂、世界500强，而是创办了公益垃圾分类品牌“圾不可失”，做起了垃圾分类，整天和社区居委会、物业打交道……
名校毕业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捡垃圾的哈佛毕业生到底是教育资源的浪费，还是选择人生的自由？
而又回顾今年的早申放榜季，当我们经历申请、择校的厮杀之后，亦或是收获offer的欣喜，亦或是错过梦校的遗憾，重新去思考：海外留学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在这个岁末年初，让我们听听复旦学霸，哈佛毕业生周春和她的“五次人生选择”。
*为方便阅读，下文以第一人称表述
第一次选择
复旦毕业捧起公务员“金饭碗”
现在的学生好像很早就开始规划未来，但我小时候其实没有想过长大之后要做什么。
我是上海农村出来的，高三的时候还什么都不懂，参加了复旦的提前录取考试，稀里糊涂填了一些专业，就这样进了文科基地班。
现在回想起来，大学时学的文史哲课程一点也不实用，但却让我学会多角度看问题，理解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都说“玩在复旦”，我一直是个“驴友”，大二起，我开始参加各种社团，还做过复旦登山协会副会长，后来花8年时间把全中国走了个遍，不过那些都是后话。毕业之后，我收心老老实实考了公务员。
曾经的驴友周春
在外人看来，女孩子做公务员很完美，工作稳定，收入高，社会地位也高，但我进去大概三个月后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但从知道不喜欢这份工作到辞职，我花了5年。
期间我一直在想，到底对我个人而言，做什么才是开心的，而不是别人觉得我这份工作是不是光鲜。
我总不能一辈子为别人而活。
第二次选择
裸辞公务员，转行做环保
第一次接触环保也是因为旅游，当时用了公务员的年假去澳洲徒步旅行，那是我第一次出国，看到澳大利亚的自然风光和当地的环保措施，我第一次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回国后不久，我就裸辞了，但那会儿其实还是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一口气订了半年的机票，想看看是不是在路上能找到一些方向。
在去途经青藏高原时，我想找点事做，刚好在网上搜到“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在招建站志愿者，就想去试试。
在高原做志愿者的周春
这次的志愿者的经历基本上改变了我之后的人生轨迹。原来我觉得只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努力工作，升职加薪，另一种就是一直“在路上”，很拉风。
到了保护站才发现，原来还有第三种生活，就是为了热爱的事情无条件付出。
周春（左二）和志愿者在无人区的荒野蹲着吃晚饭
结束短期志愿，再回到菲律宾旅游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索然无味。所以后来组织的负责人打我电话说你要不要来给我们全职工作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从那之后我基本上就是在环保领域工作。
周春与队友在班德湖边的帐篷
第三次选择：
放弃环保事业，去美国做陪读太太
2013年，我丈夫申请到了哈佛医学院的博士后，想让我陪他一起去。
那会儿我其实不想去，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这辈子最热爱的事业。但我先生蛮“狡诈”的，他之前一直在学校里做实验，也没空陪我，定下来要去哈佛读书后，他请了一个月假，陪我在高原上做志愿者。
在那之前，我一直觉得我不需要他，他来了之后，我才发现有家人陪伴感觉这么好，我决定陪他去美国。
离开保护站那天，火车一开我眼泪就下来了，觉得牺牲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一开始我的想法很纯粹，我就是去陪读的。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自己作为独立个人的存在“消失”了：我没有学历——当时在美国很少有人听说过复旦——没有语言，没有工作，我外在的一切标签都没有了，唯一剩下的身份就是“X太太”，没有我先生出面，我甚至连银行卡都没法办。
白天他去工作，我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从窗口往外看，觉得整个城市空空荡荡，什么人都没有，特别孤独。那时候我其实英语很差，为了练英语，我就找一切机会给信用卡客服打电话练口语，客服很不耐烦，说你们找个听得懂的人来，一下子就把电话给挂了，但我会一直打，打十几分钟到半小时。
后来我找了份端盘子的工作，干了半年多，跟我一起端盘子的，要么是年轻的未婚妈妈，要么是像我一样不会说英语的外国学生，我经常被墨西哥领班训斥， 那时候感觉真的是落到最底层了，每小时的工资大概连一个好点的三明治都买不起。
我最多的一天大概端了16个小时的盘子，回去躺在床上精疲力竭，怀疑人生，然后我就算了笔账，发现即使天天在那边工作，万一生病，还是连房租都付不起，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这样，我听到最夸张的一个例子是我朋友的男朋友手骨折了，但他因为没有医保，他就整整拖了两个礼拜，你很难想象这是在美国，但是确实底层的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我还算比较幸运，至少我先生有工作，我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我要做什么。
这时候，青藏高原的景象又一幕幕的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开始好奇美国的NGO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开始做五花八门的志愿者工作：陪失智的老太太聊天，给环保活动搬桌子，去有机农场帮忙拔草种菜……干了七八份志愿工作后，还是想做环保，所以就开始投简历。
作为绿色江河志愿者的周春
我那时候已经毕业7年了，但我第一份的实习是跟其他几个高中生和大学在读生一起做的。即使这样，第一天去培训，我大概也就只听懂了两句话。
不过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当所有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剥掉了之后，做事能力和思维方式始终是我的傍身“财富”，所以一个月之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份全职的offer。
我工作的地方叫波士顿码头协会。这是一个保护波士顿码头环境的非营利组织。
四十年前，查尔斯河污染特别严重，几英里外都是臭的，老建筑靠海的那一面都没有窗。但经过这边环保组织和部门的不懈努力，现在的查尔斯河波光粼粼，站在码头上往下看全是白色的水母在碧蓝的海里面飘，河上还有人在玩帆板。
查尔斯河
看到这些鲜明的对比，我萌生了回国做环保的想法。但是因为我大学的专业背景跟环保和公益组织没什么关系，所以还是决定在回国之前系统学习一下，就近申请了哈佛大学的公共政策管理专业硕士。
第四次选择：
陪读太太申进哈佛“总统班”
申请哈佛时，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就是跟其他人很不一样。
我在申请书里写得特别清楚，之所以申请哈佛，是因为我是个女性，哈佛作为一所全球著名学府可以帮我增加话语权；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是因为这是一个职业中期项目，学生平均最低工作年限是毕业之后7年，申请这个专业的人大部分人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个项目给了我们最大的选课自由。我想回国创立一个公益组织，让家乡变得更好。
除了说明申请动机，我也强调了为什么哈佛需要我：因为我又在中国的政府做过公务员，又在公益组织做过，可以贡献很不一样的视角。
后来很幸运地申上了，但一年学费要6万多刀，我和我先生没有那么多积蓄，但我先生说哈佛还是要去读的，砸锅卖铁都要读。结果过了一周就收到全额奖学金的录取通知，不仅不用付学费，生活费也省了。
在哈佛大学戴维•格根教授的课上（第一排右一）
我进的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梅森学者项目，我们班外号“总统班”，号称平均每年一个总统，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我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政府高官。
在哈佛，我学了大概两三门领导力的课，因为那时候对自己的定位还是一个辅助者，觉得女性作为领导者是不是不合适，所以我想锻炼自己的领导力。除此之外，还学了谈判课、统计学等等课程。
实践领导力课程被我们称为“神课”。虽然每堂课之前都会给阅读材料，但前四堂课老师是不说话的，200多个学生坐在那里，鸦雀无声，当时受到的心理压力非常大，沉默一段时间，总有人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就开始发表观点，然后形成小团体，互相攻击。
其实这种课堂形势就是模拟真实的世界，其实一开始没有绝对的权威，慢慢会形成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国与国之间会有冲突，在课堂上我们甚至还会攻击老师，这时候，老师就有一些精心设置的环节，提供一些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让我们意识到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周春参加哈佛活动
还有一门领导力的课分数的40%是课堂参与度，一开始我大概只能听懂课堂讨论的30%，而且美国人嘴快过脑子，发言根本抢不过他们，所以第一学期很艰难。
另一门课，我鼓励了自己很久才敢学，就是演讲课。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属于那种绝对不敢举手回答问题的人，而且那会儿的英语口语还比较糟糕。
但总共六节课上完，所有人变化都非常大，前几节是理论课，之后会给一些主题，最终是要在三分钟的演讲中把人讲哭的，很多人也都做到了，我当时讲得是刚到美国，经历迷茫，最后找到自己的故事。
我的同学们都藏龙卧虎，我记得有一个阿富汗同学升任为武装部长，读到一半就被招回国了。另一个日本男同学，之前也是政府高官，大家跟他去日本参观学习的时候都是安倍晋三接待的，但这个男生毕业回国之后却决定辞职，自己做家庭煮夫，让夫人出去工作。
我特别佩服他的勇气，因为在日本能这样做到的男性我觉得真的很少，他为日本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树立了一个榜样。
11个月大的儿子来参加周春的哈佛毕业典礼
有一个同学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商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想的都是怎么进咨询公司，怎么进投行，怎么赚大钱，但我们这个专业很多人已经功成名就，继续学习是为了探索人生还可以做些什么其他事情。
在哈佛的时候，我们经常讨论一个概念：什么是精英？什么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最后的结论就是精英跟收入和地位没有关系，而是当这个社会都在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的时候，他们会站出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不对，我们应该往那个方向走。
我们肯尼迪学院的院训是“不要问这个社会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对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做正确的事情，对社会有益和正确的事情才是我们定义的精英。
第五次选择：
哈佛硕士回国“拣”垃圾
从哈佛毕业后，我迫不及待第一时间回国，准备把我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
一开始很理想化，想做有机农业，做了两年之后才发现时机不太对，现在国内只有富人消费得起有机食品，整个国家其实还在保障食品安全的阶段。
最终我发现，与所有人息息相关、能撬动大众做环保的点可能就是垃圾分类，再加上国家的政策这两年也往这方面倾斜，所以2018年9月，就正式开始做垃圾分类工作。
周春团队协调小区的物业、业委、居委“三驾马车”
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哈佛的学历真的很有用，它能让你更有话语权。但有的时候，压力也会更大，因为大家会理所当然的认为你是哈佛的，你肯定能做成功，就像说你如果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外科医生，你肯定能开飞机。
公益其实有自己的逻辑和一套专业的做法，我们会追求指标，比如一个月内，能不能让没有人做垃圾分类的小区90%以上分类，没有效果就是在浪费社会资源。
可能现在我选择的事业在很多人看来没那么高大上。很多人会很吃惊，说你一个复旦和哈佛毕业的高材生真的站在垃圾桶边上教居民怎么分类？我说当然了，必须得有这种一线经验，后面管理员工的时候，无论他们碰到任何问题，我都能有解决方案。
周春在社区普及垃圾分类
不是说名校毕业生就应该当大官、赚大钱，还是得看你做什么最开心、最舒服。 如果你觉得送外卖是一生所爱，那也很好，只要你的选择对这个社会没有害处。
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尝试，因为可以用特别小的代价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年轻时候虽然可能没有太多钱，但有能力、有精力、有时间，年轻时候，我已经看遍各种风景，现在再让我周游世界，我也没兴趣，就想踏踏实实做点事。
也许，“名校毕业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不如问他们想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力当然是一种不多见的幸运，但是，变道的方向盘最终掌握在“驾驶员”本人的手中。
周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