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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孩子不会背诵乘法表，但知道乘法是什么。中国的孩子会背乘法表，但不知道乘法是什么。
潘正磊在华盛顿州立大学遇到的第一次考试，有个情节，让她过了多少年还不能忘记：
老师允许学生带一张纸进考场，并且可以在上面写任何东西。比如自己背不下来、而又有可能在考试中使用的各种公式、概念和数据。
“美国的老师不要你背，他们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她后来说，“你只要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你要的东西就可以了。考试不是考你的记忆能力，而这是考你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李开复也曾谈到同一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教育不是灌输给孩子一大堆知识，而是塑造孩子的大脑。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塑造。”然后他就谈到了自己的正在读小学的女儿：
有机会你应该看看我女儿的作业。现在我的小女儿也上学了。我也要教育小孩。我太太教不来的，她每次一教就要生气，因为她总要怪女儿，说“这个公式这么简单，怎么就记不住呢？”我每天晚上要到8点半才能回家。女儿有时候就要我教她功课，我问她：“你3点半到8点半这5个小时干什么去了？”她说：“妈妈教的我不懂。”我就让她先明白为什么，从头解释给她听，是怎么回事。还告诉她懂得了为什么，就不容易忘，就是忘了还可以想出一些理由，容易记起来。
这里面的一些情节，涉及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
美国的教育方式是要你先搞懂这是为什么，理解概念，然后才告诉你怎么去做，不是要你死记硬背一堆公式和数字。如果一个东西一定要背诵，那也是最后一步。比如“三角形”，老师就让孩子回家去，把家里所有三角形的东西都画下来。再比如“九九乘法表”，中国的孩子可能一上来就是背。美国的老师要先告诉你乘法是怎么回事，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让你懂得“乘”是什么概念，然后告诉你怎么做，比如2×3、4×3，最后才要你背“九九乘法表”。再比如老师讲解分数，是先告诉你“分数”这概念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样。在中国，你会知道这是几分之几，但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孩子不去问为什么，老师也不讲。他学会了“鸡兔同笼”的题目，可是换了一个“狗鸭同笼”，就不会做了。老师为了让学生会做，就不断重复，结果一个规则要让学生做几十遍，甚至一百遍，再有兴趣的孩子也要被搞得索然无味。
中国的教育中有一种“背的文化”。这也难怪，常用的汉字有六千多个，不背绝对不行。因为有这种文字特点，所以，背诵就成了最主要的学习方法。要背公式，背数字，背地名，背海拔多少米，背“鸡兔同笼”，背圆周率的小数点后面多少位……
我上学的时候对“为什么”特别有兴趣，可是现在我的女儿对“为什么”并没有兴趣。我如果问她，是愿意理解还是愿意背，她可能愿意背，但是她背了就忘。要是喜欢数学的孩子可能就不一样了，我的女儿不喜欢数学，但是她的脑子已经被塑成一种形状，你如果不告诉她为什么，她就记不住。如果明白了“为什么”，就不容易忘，就算忘了那个概念，还可以想起那个“为什么”。比如她前一阵子学一个四则运算，她背来背去，还是搞不懂，第二天考试，考了一个“重考”。那天我回家很晚，结果我就教她，还是先让她知道为什么。她也不想跟我学，但是不学好像通不过考试这一关，最后终于懂了，就考了个满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孩子的脑子是可以被塑成一种形态的。
杨振宁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适合普通的学生，美国的教育方式适合聪明的学生。李开复说，他不能很确定这话对不对。他觉得“聪明的学生用美国方式来教育是对的，至于大多数普通的学生用中国方式来教育是不是好，我就不是很确定了。”
“美国的孩子不会背诵乘法表，但知道乘法是什么。中国的孩子能背乘法表，但不知道乘法是什么。”李开复这样说。他经常抱怨中国的教学办法太死板，又不能完全同意美国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办法，说它“实在太松散，太不注重背了”。他的女儿背“九九乘法表”，从7岁背到8岁，还是不会。“她装不进脑子去。老师也不要求她背，上课时提问题，就是问她喜欢什么，有几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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