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有时，广告会被直接贴到爱荷华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门口，教授们每天路过写满汉字的A4纸，都不愿花时间端详一番，唯有中国留学生会注意到：代课、代考、代写论文，添加微信×××。
留学生的代课产业链，因一名高校老师的曝光而被揭开冰山一角。2020年12月10日，一名在国外某高校任教的网友在微博讲述，课上一名中国留学生遭遇意外，但去世后的几周内，仍在提交课程作业。她继而发现，疫情期间，网课代管产业链发展得很完善，有的只需把账号和密码发给代课机构，就能享受全包式服务。
“给学生做代写就像喂毒品一样”，在美国某教育服务机构创始人陈航看来，依赖代写、代课服务的学生终将经历精神上的“死亡”，“并不是因为我喂的那最后一口‘毒品’”，而是当开始“作弊”那一刻起，“就已经沦陷了”。
他在知乎上呼吁重视这一现象，指类似机构在“毒害留学生”。
早在疫情之前，购买服务的留学生、设立在国内的教育中介机构，以及由名校在读生组建的英文论文写手群体，已构成一条初具规模的商业作弊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利用地理优势规避可能的法律风险。以美国高校为例，只要作弊机构、写手和枪手不在美国的土地上，相关的法律和规定就无法对他们形成制约。
“国外的法律和规定对他们鞭长莫及。”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少说，“面对学术不端行为，落脚点可能是治理和处理，但起始点，永远是教育和预防。”
“救命稻草”
新邮件提醒。
孙佳点开学校邮箱，一个酷似冒险游戏广告的标题映入眼帘：“死线（dead line，指最后期限）奇迹创造者”。打开后，孙佳恍然大悟，“又一封代写论文作业的广告。”此时的孙佳，在提交了数不清的课程论文后，刚刚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毕业回国。邮件正文里，那句“今天，你交essay（小论文）了吗”的提问，孙佳再熟悉不过。
获得孙佳的邮箱号并不困难。入学时，学校会为每个学生配备一个学校邮箱，邮箱号是公开的，形式也是统一的。“按国外姓名的排列顺序，先是名字，再是姓氏，名字部分只取第一个字母。”有经验的推广员，完全能识别出属于中国留学生的邮箱号。
推广员出没于留学微信群、脸书和推特组成的中文社交网络，营销方式也历经了多次迭代。直接在群里打广告，或私聊每一位群友，提醒大家“有需要随时联系”等手段已不再新鲜。两天前，在悉尼上大学的肖茗才意识到，好友列表中一名自称“新生学弟”的人，实际上是一个盗取留学生朋友圈图片的代课推广。
“我朋友发现，他添加的中介朋友圈里，竟然出现我外出游玩的照片，”肖茗说，中介们越发精明，“他们伪装新生，在朋友圈发一些生活化的东西，慢慢获取你的信任”。
精细化营销使得订单源源不断涌入。当留学生被代课、代写的广告包围，总有人抵受不住诱惑，把作弊当做救命稻草。
2020年7月开始，昆士兰大学本科生凯格，每天在电脑前上完统计学课程后，心里都在做自我挣扎，抉择是否要抓住这根“稻草”。
“我数学基础差，语言也不是很顺畅。”凯格曾寄希望于教授答疑，但情况往往变成“到头来也没听懂多少”。凯格向同学诉苦，同学们云淡风轻的回答，让凯格更担心自己无法通过这门考试——“只要你好好学，就一定能过。”
凯格决定先花5000元请个作业代写。他给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一门课的学费在两万至两万五千元人民币之间，挂科需要下学年补修，这意味着延迟毕业，还需要在澳大利亚多待一学期，算下来，一学期的生活费可能高达十几万。
然而一个谎言，需要更多谎言来弥补。让凯格没料到的是，之后的自己，并不满足于简单的代写作业了，当得知考试也是线上进行时，他决定铤而走险：再花8000元，购买代考服务。
“如果考试没通过，之前的5000元也是白花的。”凯格辩解道。
灰色的“风险”
在美国读书的戴凡，自称两年前开始接触到代写机构FanEssay。
官网介绍中，FanEssay自称为“全球留学生在线教育辅导机构的先驱”，在纽约、华盛顿、温哥华和伦敦都设有分支机构。公开宣传里，该机构的服务项目，涵盖网课选修、代修、文章写作辅导和学术论文润色等内容，并特别注明“严格遵守课程时间要求”“24小时随时跟进课程”。
根据戴凡的讲述，到了2020年春季学期，他觉得“作业很多”，花高价请该机构处理自己的生物实验报告和统计课作业。但“服务”效果不尽如人意：“生物实验报告得分奇低，统计作业有漏写。”该机构许诺退款，不过却是以积分形式返还，“再次购买服务时可以抵消部分花费”。
转眼到了秋季学期，想到积分花不完，以及即将到来的生物学线上考试，戴凡几经挣扎，决定请机构“督导”代考——“辅导”学生作业的老师被称为“督导”。开考前，教授要求打开摄像头，这让“督导”直接登录作答的计划落空，戴凡只得将考试题目拍照发给对方。
计划外状况再次出现，“督导”答题速度极慢，“离考试结束只有4分钟，却有13道题没做。”戴凡眼看时间就要结束，只好草草完成。事后，戴凡向机构追责，却被“督导”反咬一口，埋怨戴凡的网络不好，上传照片速度不够快。
戴凡更指控，该机构代写的一篇实验报告被任课教授举报抄袭，戴凡不得不花2000美元，找了另一家公司帮自己准备学术不端听证会上的解释文案。面对机构接二连三的失误，戴凡想讨个说法，然而，FanEssay售后已不再回复他的邮件。
FanEssay也未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邮件。
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灰色市场，各个环节的“服务质量”和可能存在的风险，都是不稳定因素。
作为一个代课、代写服务团队的负责人，杨文竟也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起来：“我们曾把一道题目，交给了一位研究生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他做了整整五天，还是没有头绪。”
服务质量的高低，与机构能匹配到的写手、枪手能力密切相关。像杨文一样，几个人合伙的小团队，只能接到“大机构不要的小单”。团队中一名香港学长，家里从事正规留学咨询业务，碰上有老客户需要代写服务时，杨文的团队就成了“外包”供应商。“这些单子往往难度很大，当地写手或者留学机构内部的写手，都无法完成。”
在校生写手群
推广员和小广告一步步引诱着买家，而不断加码的报酬则吸引着更多写手。
高质量写手并不好找。杨文的团队曾在国内各种辅导机构的全职老师中寻找合适的写手，但渐渐发现，直接在国内顶尖名校招募，“质量和稳定性都更有保证”。
2020年10月初，复旦大学学生洪甜，就在求职网站上接受了一个邀请。
起初，洪甜只想找一份兼职性质的“英文写作编辑”。当她在BOSS直聘上向许诺“日均300-600元”的某教育公司提交简历后，人事经理要求洪甜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基本信息、擅长专业、英语水平，还特别问了一下是否会数据分析。”洪甜回忆。
这是一家位于黑龙江的公司，BOSS直聘上显示的工作地点却是北京、上海、南京等知名高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出乎洪甜的意料。
微信上，洪甜收到了人事经理转来的文档，“打开一看，竟是代写一篇英文小论文，报酬为千字300元。”洪甜按时完成后，人事经理表示，洪甜通过考核。
之后，任务难度逐渐升级。
10月底，人事经理发来一组国外某大学的学生账号密码，“370课程的任务三需要写一下”。洪甜摸索着进了学校网站，下载相关课件认真研读后，按照教授要求完成了作业。
洪甜一直没意识到所从事工作的敏感性，反而把任务当做一次次挑战。11月初，人事经理又转来一份英文毕业论文，“只有两天就要提交，先前的写手质量太差”。酬金不断提高，洪甜又一次心动。
洪甜说服舍友到谷歌学术上下载英文论文，完成研究综述的部分。担心无法按时完成，又找来一位好友，请他从微博上检索相关数据、跑代码。而洪甜自己则负责研究设计的写作。两天之后，论文顺利过关。
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帮一名中国留学生考试，“题目发过来，要我把答案发过去”。看洪甜有些迟疑，人事经理安慰她：“机构一个月会做几十场这种考试，国外很多老师都是默许的。”这名人事经理还对国外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番批判，“利益链的最顶端就是国外高校，他们为了学费什么水平都收，很多客户在国内可能就是大专的水平。”
洪甜最终选择放弃，“这违规的性质比代写严重多了。”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在中介机构的发动下，一些在校大学生组建写手群。相比代写国内论文，为中国留学生代写英文论文，被追责的风险更低，获利更丰厚。经南京大学一名在读研究生推荐，南方周末记者以写手身份，加入到一个二十多人的代写、代课群中，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发布代写、代课任务。据群主介绍，“经管类的单子比较多”。
一位南京大学理工科在读学生称，一个半月时间里，他在群里“一个人就接了十几单”。
产业化的负面效应
代考、代写、代课被发现怎么办？陈航的机构专门总结出了一套应对流程。“流程”不仅包括提前准备辩解文案，连听证会“回答问题时的发音”，也是培训重点之一。
通常情况下，美国的大学老师在发现学生有疑似作弊行为后，会给学术委员会发邮件，由委员会决定是否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一般由教师和学生组成，被怀疑作弊的学生需要接受质询，并为自己辩解。如果听证会认定学生作弊行为属实，学生可以继续向副校长申诉。若证据确凿，最严重的后果是被开除。
疫情阴霾下的2020年，陈航的机构接到的代考听证会单子多了，其他单子少了。陈航介绍，他们会劝涉事学生运用保守解释，并选择性承认，争取将处罚降到最低。
但再隐蔽的作弊手段，也有被察觉的时候。最近，陈航刚刚帮加州某知名高校的两名商科学生处理好一个案件。两名学生请人代上网课，被教师发现IP地址异常，被怀疑不是本人。事后，陈航问及涉事学生为何上网课还要花钱找人代替，学生的答案十分简单，就想偷个懒。
“偷懒”的结果是，学生一旦因代课、代考涉嫌违规，后果会十分严重。在美国，如果被开除，涉事学生的合法留美身份将在短期内被终止。在澳大利亚，2019年4月，教育部长丹·特汉（Dan Tehan）宣布，针对学术欺骗行为正在起草新的法律，那些提供代写、代考等服务的供应商，可能面对最高两年的监禁或最高21万澳元的罚款。
“想不明白。”孙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购买作弊服务的学生“怎么敢呢”？她承认，部分专业学业压力确实很大，周围常有中国同学熬夜写论文，但据她观察，一般留学生宁愿自己熬夜写论文，也不会铤而走险，“除非真是走投无路想歪，或者水平实在不够”。
此外，突如其来的疫情也客观上放大了原本罕见的乱象。
种种因素之下，“作弊”成了贴在中国留学生身上的污名化标签，丝毫不在意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
2017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名信息科技专业的讲师，在课堂的PPT上，用中文打出“我无法容忍学生作弊”的字眼；2019年，英国利物浦大学在给学生发送提醒注意考场规则的邮件中，特别在“有的是无意中违反规定，有的则是有意舞弊”一句中，在英文cheating后标注两个汉字：舞弊。在质疑声中，两起事件的主人公都选择了道歉。
然而乱象，某种程度上其实是高度教育产业化附带的负面效应。
疫情冲击之下，留学市场相关人士更担心的是“中国留学生跑了”。2020年6月，在中国教育部对赴澳留学生发出警告后，丹·特汉又强调澳大利亚政府成功令疫情曲线变平缓，“这意味着对国际学生而言，我们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牛津大学教育系教授马金森曾表示，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对西方大学来说是天赐良机，“他们给西方大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而中国留学生已成为西方教育产业最重要的外来生源。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澳大利亚的中国内地留学生人数占比27.3%，比排第二位的印度高出近一倍。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18-2019学年有约48万国际学生在英国攻读学位，其中中国内地学生超过12万人。
试图逃脱监管
跨国灰色产业链日益壮大，一些机构将办公地点设立在中国境内，试图逃脱两国的法律监管。
央视曾报道，2016年5月，爱荷华大学爆出多名中国留学生请人代课、代考事件。后经其他媒体披露，事件背后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就疑似将办公室设在国内远程运作。
“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讲，跨国作弊的风险是最低的。”陈航坦承。
至于找国内学生而非留学生做写手，同样出于规避法律风险的考虑。按照规定，国际学生在美国就读期间，申请校外实习项目或工作机会，都需要经由学校有关部门批准同意。
机构和写手不在美国国内，相关的法律监管便鞭长莫及。
同样的，这种特殊的运作方式也导致在国内追责困难。杨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绝大部分时候，他们只是在接“上家”派下来的单，至于“上家”从哪里接单，完成的单返给了谁，他们一概不知。
任务单每下派一级，酬金也大打折扣。杨文介绍，大机构的接单价格为千字2500元左右。但到了最末端的写手洪甜手中，接单价格仅为千字300元。
“对这个灰色产业链中机构的处理，追责主体可能就不是学校了，而需要公安机关或者工商管理部门等共同致力，”王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高校和社会要教育学生，自己既不能成学术不端的当事人，也不能为他人的学术不端提供帮助和服务。”
尽管“生意”不错，但陈航明白，“秋后算账”一定会到来。“最简单的可能是，开学后再进行一次线下考试，看看两次成绩的差距。”
凯格等不到开学后可能的“秋后算账”了。统计学考试那天，她利用屏幕共享功能，让枪手看到考试试题，但她没能等到枪手精心计算后的答案。
“题目太难，我也不会做。”枪手发来信息，便再也没有回应。那一刻，凯格知道，自己的8000元代考费，以及为这次考试的费尽心机，已经“前功尽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孙佳、肖茗、凯格、戴凡、杨文、洪甜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福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