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是教学实验大楼，似乎是遥感的地方，里面应该以硕士和博士为主，很多老师都在里面 没有相关经历和具体了解，不敢妄加评论该博士的做法，但是据我了解的相关工科压力还是挺大的。 或许可能是科研压力，亦或者可能是情感或家庭遇到了挫折，一条生命就此逝去。
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博士后，不管到了哪个层次，都有自杀事件，真的让人心疼，这可都是人才啊，是国家需要，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然而一死了之，烟消云散。
死或许对本人是一种解脱，但留给家人的却是无尽的伤痛，这么多自杀事件，大学的心理咨询该加强了，很多自杀的人都是一念之间，如果在万念俱灭的时候有人拉一把，或许他将会幸福的走完自己的一生，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请高校重视起来吧，我想，任何自杀都是有“前兆”的，心理干预是有效的，救救这些人才吧。
实在是忍不住吐槽一句学校的心理咨询。这学期我曾经到医学部去做咨询，咨询老师竟然是辅导员？这就算了，在我倾诉的过程中，他打瞌睡打了五分钟。直到我说完，他抬起头告诉我，是我读的书太少了，想的太多了，解决方法是去支教……
听到这里我就彻底失望了。感觉像是在走过场。并且学校咨询师的保密原则并没有贯彻，大家都会或多或少的因为这个畏惧去寻求帮助。学校新建在桂园的心理咨询室挺漂亮的，就是不知道没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到底有什么用。
我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我曾经接受过专业的付费咨询，所以知道正经的心理咨询师应该是什么样。二，询问了大概十个左右在学校做过心理咨询的同学，普遍反馈很差。
记得以前在我最压抑最难受的时候，我反复挣扎了很久，选择去心理中心找老师咨询，那段时间很忙，好不容易抽出了时间去赴约，想和心理医生好好倾诉自己的苦恼，以及走在路上想着该怎么给医生诉说，就一直克制不让自己哭。
我提前了一会儿去，一个老师先让我填了表，然后到了约定的时间，我满怀期待的去房间见医生的时候，医生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此次的聊天她需要录音，她需要把我们之间的对话告诉她老师，让她老师对她进行指导。
这让我非常难以接受，我已经极度的脆弱，我真的只想治病，不想成为别人的一个教学辅导与研究对象。
我告诉她我不太能接受，我希望能不录音，她告诉我不行。我请求重新换一个医生，她说不能换了，要换就只有下次再重新预约。我忍住了泪水，我真的很难受，我这么痛苦，在做着要不要告别这个世界的决定，而学校的心理机构根本就不把人当人看，根本不尊重病人的隐私，它的目的也不是帮助心理有疾病的人，而是其他目的。他们根本不关心病人需要调整一些时间来专门进行此次的交流，也不知道病人对此次心理咨询抱有多大的渴望。
如果心理机构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录音,那为什么不提前告知预约的同学呢？如果别人能接受就可以进行，不能接受就按照正常的心理咨询进行。为什么一定要别人赴约之后再强制性的要求别人进行录音呢？有的时候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听说了实验大楼的博后跳楼了，说真的，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完全能想到他的无奈。就我自己读博的经历来说，导师各种操作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自己，再加上组里面并不看重论文，一味的做没有意义根本就不可能做出来的项目，深知没有好论文对以后得求职有多么艰难。这位轻生的博后，如果这三年没有什么文章，那我真的可以很真实的说，他这个博后，只是求职的减分项，还不如博士毕业后直接工作。各位可以想想，你奋斗了三年，然后告诉你，你这三年不仅白费，而且还说你求职的败笔，你可以云淡风轻的说不care吗？如果自己论文多，是导师无良，不给出站签字，那完全可以继续丰满科研成果，厚积薄发，并不至于轻生的。
很多高校现在都推行师资博后，就是先做博后，博后期间项目和文章都达到要求才有资格转成教师岗，我们学校是转成副研究员。要求很高，名额很少。最可怕的是要求可能会水涨船高，而且项目申请比中文章更看运气和**，那难度我感觉高于中一个顶刊太多了。
博后准备出站的时候，发现自己达不到新颁布的留校要求，或者达到留校要求但是学院没有名额，再或者被其他非学术原因卡死了……那种崩溃是真的崩溃，因为要承受这两年的努力几乎白费、年龄又大了两岁但竞争力还比不上新批次博士、需要重新寻找下家的各种压力。很多高校招人都会卡35周岁，青年基金对于男的也是卡35周岁，年龄越大压力越大。找到下家可能还是会悲剧重演。那种绝望我想想都觉得可怕。加之博后一般都有了家庭，家庭的压力也很重，好多人家庭条件不好，全家就指着这个学历最高的人找到好工作有出息。可是、、、、
每次看到这种跳楼的、跳河投湖的消息，尤其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我都会心里一惊，然后问自己他们跳下去的那一刻是否真的解脱了，或者他们后悔但来不及了？ 这个答案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只希望我永远不要去感同身受，永远不要把自己逼到这样的境地。希望在我绝望的时候，还有个人能在我身边告诉我: 放下吧，平平安安简简单单的活着就很棒了。